普评制点评实事求是让西方民主难以忽悠中国

马迎春

普评制点评实事求是让西方民主难以忽悠中国

    如果按照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要求去做，西方民主肯定难以忽悠中国。
   
    一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陈云同志对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说：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陈云文选 第三卷３７１—３７２页）
   
    问题是光难以忽悠还不行，中国还要对西方民主的本质有所认识，其实，西方民主就是在用虚伪的普选形式，来制造每3-7年的专制、代议、官僚的本质。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西方民主[普选制]为什么会陷入困境？
      
实际上，西方民主[普选制]之所以会陷入困境，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普选制不科学，所以才选人不准，用人不当。参见
普评制论人类社会各统治阶级护身符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比较
普评制  发表于 2010-4-28 09:41:27 查看:4838 时间：2009-06-02 09:45博客中国
http://www.lee-philosophy.org/fo ... 13&fromuid=1763

    众所周知的就是象希特勒、墨索里尼、陈水扁这样一些领导人为什么都是靠大选上台的？……  

     
    2005年法国对欧盟宪法进行公投。尽管这是一部法国人起草、对法国利益已经尽力照顾的草案，但仍然被选民否决。而实际上大多数选民并没有看过欧盟宪法，事实上很多人也不是真正反对欧盟宪法，但投否决票的原因竟然是对现政府不满。这种对甲不满而否决乙的荒唐事件就发生在发达国家法国。[如果实行普评制这样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对现政府不满，一年一评判，你把现政府的领导选下去不就完了。]所以

    恩格斯就曾嘲弄地指出，“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象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方向，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因此，我才主张

    民主必须得与科学相结合，这个科学绝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管理科学。现代管理科学公认有四大管理权需要分立，即立法、决策、指挥、监察权。我依据现实的客观需要又提出合理化建议权一说，这样就形成了新的“五权（立法、决策、指挥、“合建”、监察）分立合一说”的科学管理理论。

    普评制就是真正负责任的层层民选、民评制。普评制可以有效地保障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落实在行动上。存在决定意识
   
    普评制的存在，必然迫使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和全国各级领导的思想和行为发生根本性地改变，必然迫使他们由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和自我表扬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进行转变。对不进行转变的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和全国各级领导，他们必然会被及时选下去。所以

     普评制建议：全国的选民对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每年搞两次信任投票，得票率低于51%的自动下台。目的就是从组织制度上保障密切联系群众能够落实在行动上。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对全国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每年开人大时搞一次信任投票，得票率低于51%的自动下台。目的是反贪腐、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只要落实这两条，其它诸如，应尽快建立并实行财产申报制度，建立、健全问责制，言论自由、新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贪腐十分严重、贫富急剧分化、政治民主化进展严重迟缓、城乡差距有增无减、社会道德沦丧（一切向钱看）、环境污染、以瓮安、石首群体事件和以杨佳、邓玉娇个体杀人事件为代表的日益激化的社会冲突以及疆独与藏独暴力事件的预防……等等包括央地关系、县村关系，更包括疯狂的资本和很暴力很腐败的农村选举，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而一般的法律、规章和制度是根本无法解决这些大难题的。
   
    由于作者张维为对西方民主的本质，认识上还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才没能彻底否定普选制，提出新的普评制理论。但是，作者所举普选制不行的实际例子，还是非常正确的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普选产生的领导，在任期之内，老百姓是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监督的，此其一。普选产生的领导，必然要委任其部属，其部属必然只对委任其的领导负责，老百姓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监督，此其二。因此，普选制根本没有办法防止贪腐、浪费、官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出现象希特勒、墨索里尼、陈水扁这些靠大选上台的领导人，他们能为全世界或本国、本地区老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就决不是什么偶然性现象。

    要认识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有小平同志高屋建瓴的精神，他早在80年就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我们一定要记住齐白石大师，其晚年对关门弟子许麟庐所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这句话，在人类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上学会创新，千万不能在人家的屁股后面爬，那样一定会走向失败的。

    1989年2月26日，小平同志又特别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动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邓选》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第一版第三卷第284-285页）由此可见，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大牛痘才使中国避免了象“苏东巨变”那样的大灾难。

    尽管“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上的进步来作补偿的”（恩格斯语）。然而，还是美国的未来学家说得好：“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将被迫重演历史”。
   
    是的，如果我们不向人类社会各统治阶级的更替史进行认真、刻苦地学习与研究，如果我们还把实行普选制当做是自己的最高理想，那我们就有可能还会重蹈巴黎公社、十年“文革”、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南斯拉夫一分为五的覆辙，使中国人民遭受更多、更大的历史灾难。以上所言还请众网友共同研讨。
  
                                       马迎春2009.12.2草

“实事求是”让西方民主难以忽悠中国
张维为  来源：环球时报      来源日期：2009-5-21

       2月下旬，巴黎郊外举行了一次颇有特色的“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高峰会”，讨论中国发展模式及其国际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和理念，成了讨论的一个焦点。笔者在会上讲述了中国30年巨变背后的七个独特理念，即实事求是、和谐中道、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励精图治的良政、政绩合法性，其中最核心的是“实事求是”。这些理念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可能会影响这个世界的未来。

　　“实事求是”是一个很中国的概念，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书》中就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名言，指做学问需要诚实的态度，后来明清之际又兴起了“实学”，即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律和真理。1978年，邓小平明确地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中国的“实事求是”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双方都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因此而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差异：“实事求是”毕竟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摆脱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等历史局限，强调了一切理性活动都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而检验的标准是这些活动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整体利益。正因如此，在“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没有像欧洲崛起那样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和平与发展的大量机遇。

　　这个理念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少的国家之一，使中国能大胆地借鉴别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这个理念也使中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因为中国从对事实的检验中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苏联的集权模式没有成功，西方的民主模式也没有成功，中国因而决定大胆地从实际出发，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整个国家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

　　中国把保持稳定、改善民生放在首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使中国实现了自己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年的跨越式发展，使近4亿人脱贫，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成功抵制了休克疗法、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今天席卷世界的金融浩劫。中国模式有其缺陷，但这些成绩已足以确立中国模式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

      “实事求是”理念也使西方“民主化”口号很难忽悠中国。西方在世界各地到处推动所谓“民主化”，口号很动听，但中国人要看事实。一看事实，人们就不得不质疑：为什么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溃了？为什么苏联这样做就解体了？为什么台湾学了西方模式，经济滑坡了，贪腐更严重了，社会也分裂了？为什么韩国“民主化”之后的许多情况也和台湾类似，还不幸地成为1997年和当前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为什么东欧“民主化”已20年了，但根据欧洲权威研究机构的评估，其民主品质普遍低劣，它们的经济命脉也几乎全被西方银行等机构掌控？为什么整个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西方式民主化而能够有效地消除腐败并实现现代化的例子？

　　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标准，都是如此。现代管理学认为标准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后面生产，这是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二是参与者战略，即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明显优于前者；三是领导者战略，就是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走，这是利益最大化的办法。在国际政治中，西方奉行的就是领导者战略，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西方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把别的国家弄得分崩离析，民不聊生，也不用道歉，因为他推动的是所谓“普世价值”，怎么会错？只是西方总体实力日渐下降，其政治影响力也大打折扣：伊拉克战争的困局实际上标志了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破产，而当前美欧金融危机则表明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已经失败。

　　西方主导了四五百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需要修理了，西方强势的话语体系已经严重失灵了。说句老实话，靠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靠西方的话语体系，当今全球治理的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因为这种秩序和话语往往就是造成今天诸多问题的根源，从金融危机到全球变暖到文明冲突，都是这样。

　　今天的世界面临这么多的挑战，需要各国的智慧，包括中国的智慧，特别是“实事求是”的理念，才能解决好。在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将采取参与者和领导者战略，中国的崛起过程也将是一个“中国标准”形成的过程，这种标准也一定会影响世界秩序和话语的演变，也唯有这样，中国的崛起才会是真正的崛起，我们这个世界也才会变得更加公正、和平与美好。

　　（作者是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