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体的发生基础与社会来源——兼议姚洋：理解中国共产党体制

语境之外

关键字：政体  混合体制  去政治化  发展视域  全球化进程

    姚洋的文章（http://mt.sohu.com/20170406/n486882031.shtml）颇有意味。他的基本思路是从厘定政体概念出发，把正当性、合法性作为理解混合体制的关系架构和考量。为此，他首先根据现代社会对于正当性的理解和推断，确立了正当性的三个原则（保障个人自由，所有公共职位向所有人开放，实现良治），分析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引申到现实的种种困境，并在对“英国光荣革命”的追溯中，确定了人类社会迄今发现的由三种政治元素（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混合一起的最佳治理模式。遂从纯粹形式的角度推证由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结构一起的相似状况。籍此作者认为“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中国共产党体制’是恰当的”。
   
    笔者不否定形式化推证同社会政体的运行结构间有某种逻辑联系，这是国家政体步入现代社会的共有特征。但借此将中国政体臆想为中国共产党体制就太过牵强。诚如我们可以从现代性角度对中国政体做出研判，却不能说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中国政体的真实社会发生。作者本人十分清楚，现实中的中国政体同罗尔斯描述的自由社会的永恒状况不在同一频道。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自己的命运植根在中华大地的文化土壤上。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的一般理论推导，而是着眼于1840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的具体国情。它把四万万同胞的命运寄于一身，不仅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更有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的精神。为此，它在白色恐怖、党内斗争、军阀割据、两党斗争和抗日战争等极端困苦条件下，建立工农武装、农村包围城市、突破三次围剿，全民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应时而动、顺势而生，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始终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在民族、民主和国家建设与发展问题上，与不同阶层、党派集团、海内外华人，结成政治联盟、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它通过高效的组织机制、政党建设、政治协商，推动中国革命的顺利开展，促进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根本转变。足见，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一开始就立足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自己文化类群持续发展的变革实践。这个模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不是在政体概念中逻辑地推证，而是将其置放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舞台上，看他们的卓绝努力与社会实践能否被本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期许所涵容、被人类历史的文明进程所接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重大改变。与之相适合，党的纲领亦发生相应变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先进、先行理念，必须建立在中国产业阶层、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上。因此，中国政体对自身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审视不在于共产党政体本身，而是看它所服务的国家社会、产业阶层、文化类群——对党的纲领、政党政治、政治体制提出了怎样的社会要求。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这种与时俱进的政治特质愈发鲜明。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首次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遂在对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的出访中提出“一带一路”的经济构想。四年之后，一带一路结成的丰硕成果，不仅成为沿线国家间命运相吸、利益互构、希望相连的发展纽带，还通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被国际社会相关各方打造成共商、共享、共建（最适合文化构想/价值预设）的合作平台，籍此为助推全球化注入了不可或缺的互联互通机制。所以，中国政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不仅同自己生命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相联系，还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构相耦合。当我们跳出形式化推证的旧有藩篱，直接面对所有国家参与其中的全球化进程，便在如何看待国家政体的观念方式上构成全新发展理念。

    在西方政体的视域内，一个好的政体理念应当建立在人的自由、理性和它对人性的社会约定上。这里的实践智慧和哲学，实际是把单个人同社会的关系作为人的社会本质。在罗尔斯看来，自由的制度本身就强化、鼓励着不同质的学说与多元化，并视之为自由社会的永恒状况。应该说，这一看法是基于西方世界及其文化类群百年运行方式的逻辑推证。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中国公知那里，这种仅与西方政体历史攸关的逻辑推证，居然成为裁决中国政体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判别尺度。按这种理路，步入现代社会的中国政体及其合法性，要看它是否基于自由制度和广泛共识，是否通过一定程序成为获得公民认同的对象。即便是拥有自身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任何民族国家，欲步入现代社会，都要照搬西方政体、成为是其所是。否则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就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其国家政体就要在政治自由和正义理念上，面对被清算、被颠覆的社会危机。这毋宁说，来在现代社会，任何面向全球化的民族国家——他们社会政体的正当性、合法性之判据，不是由他们社会本身的现代进程和全球化发展需要所构成，而是听凭智者和他们对西方政体正当性、合法性的历史追溯及形式化推证来裁决。就仿佛说，一个社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只能是被智者观念检视的认知对象、理性推证的逻辑证物，不能是结构在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功能对象、印证人类发展的逻辑证物。由此可见，我们的智者及其哲学已经愚蠢到什么程度。

    不禁要问，面对人类命运攸关的崭新世界，我们的智者为何如此傲慢、偏见？因为，在他们理性涉足的认识视域内，有一种基于形而上的逻辑和普世。尽管那是人们在追溯西方历史文化及其逻辑认知中，被哲人智者不断填充、完善的逻辑与普世，却也是透过不同语言在相同认知原点上（被所有理性个体）得到无歧义印证的逻辑与普世。只是有一点却被我们的智者故意给忽略：目下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世界，是把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结构一起、纳入同一发展连续统的生命世界、发展世界。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事物、变化及样貌，在逻辑上——对于我们的智者及其思维理性和哲学——具有不可入性。

    这也是后发展中国家步入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只是这种危机的社会化解，不在于选择什么政治道路，而是看他们是否有拥有把握自己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政治勇气，是否拥有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驾驭力。这其间所发生的真实变化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个人至多是寄宿在民族国家/文化类群中的类群个体和意识主体；民族国家/文化类群才是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社会主体单元。其中，类群个体说的是个人基于现代知识技术、生产生活而同自己文化类群相融一体的状况；人的主体意识通常具有被这种状况变分组合的结构性质与文化张力。文化类群则是说，所有民族国家在以市场化方式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活动中（实践文化中），根据自己文化精神和自身市场结构地位与其他国家相融一体的状况所构成——是把控自身乃至人类命运的社会主体单元。这个变化告诉我们：从不同民族国家向着多元文化类群（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转变，将是传统国家走向世界社会的必然途径。

    毋庸置疑，这种历史变化的深刻性，远远超出传统文化语境及其意识形态。一个经由知识经济、智能文化和世界市场衔接一起的全球化进程，不只是适合人的意识驻留其上的观念对象，而且是通过全球经济生活——在知识经济、智能文化、世界市场类属于人的不同属性上——成为相融一体的功能对象，服务于人类的发展对象。换言之，面对这个功能之域、发展之域，个人的思维理性不再灵验，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拥有无可置疑的政治话语权！故此，不仅西方世界、连同中国和所有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民族国家/文化类群，都将面临一个社会转型、文化重构的历史现实。它使从前看似十分牢固的意识形态、政党理念、制度文化，行将面对某种微妙的社会龟裂与崩塌。

    面对这种新常态，最好的应对就是知识创新、社会创新和文化创新，拟使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重塑文化因子，改变世界格局，谋取更加有利的市场结构地位。这就需要现行国家政体，因循国情和发展需要把自己文化类群引导向循序渐进的变革进程。只是，这一进程不是以个人的思维理性为先导，而是以他们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来先行。倘在这个关口排除了本国政体的正当性、合法性，无异于排除他们/它们对未来世界多元文化之影响，中断不同文化类群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由此对全球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将是连锁的、结构的、超越任何单一国家可控范围的！试想，像中国偌大人口体量的民族国家，倘若排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文化中带领自己文化类群社会变革的正当性、合法性，仅以西方政体理念为标准、去裁决，就排除了它所信奉的社会特色、文化理念，排除了基于这种特色和理念带领自己文化类群对未来人类社会良好秩序的文化形塑，亦无法承诺和兑现党的纲领及政党政治同国家命运、未来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事实上，在全球范围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的政治背景下，除了中国共产党，尚未有一个国家/政党敢于面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给出文化前瞻、做出政治承诺，且又在改革开放的变革实践中郑重肩负起社会使命与政治责任。

    鉴于个人意识同其社会理性对于认知个体（认知原点）的依赖，国内相当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效法西方、寻求政治体制改革，是现代社会政党政治的应有之意。笔者从不怀疑，西方政体在百年形塑中适应各种变化的张力、维度和优势，但这并不是后发展中国家机械效法、被动跟进的理由。作为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独立国家及政体，如果不是着眼大局、丧失文化自信、一味被动跟进，这对刚步入现代社会的中国政体将是致命的。除非它的国家政体通过恰当的政治伦理（文化心性）、价值体系、社会法制、行为规范——植根在自己文化类群社会变革的实践文化里，回馈于政党政治的现实生活中；除非它在处理内部事务、感知外部环境上，拥有一套灵活有效的社会机制、策动社会运行的必要手段；此外，它还必须具备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前瞻意识与政治胸怀。否则面对西方的国际话语权、国内公知的理性苛责，特别是面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经济乱象、社会腐败和多重因素搅扰一起的不确定性，很容易断送他们变革社会的政治勇气。所以，关于中国政体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性质可以这样看：它所开创的政治文化发轫于民族国家，服务于类群文化，根植于市场结构地位的多元与稳定，着眼于人类的现实和未来。

    不能否认，在人们观念世界的理性视域内，所有的社会意识最初都发轫于个体的自由意识和理性，所有的政治理念最终体现为人们对某种价值形态的体验与判别。这就给出一种十分纠结的情况：一方面只在概念规制下（通过理性推断）寻求政体的合法性是行不通的；另方面，政体的合法性又必须满足经由理性推断、且被现实生活验明的三个原则。这两种情形的长期分化、社会积淀，不仅构成滋生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的政治土壤，还使拥有深厚背景的国家政体如履薄冰：既要经受理性推断的逻辑盘查，还要面对现实对其合法性地位的种种责难。面对这种情况，一个高屋建瓴的执政党，应从它们（精英主义、民粹主义）对于社会自组织机制的社会完善上来对待。亦即根据精英主义观察事物的理性特征，和民粹主义对于各种政治理念的检视特点，令其相融在社会运行方式的微观反馈上，回馈在宏观治理的文化决策中。籍此，将中国政体真正奠基在自己文化类群的坚实土壤中。

    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看，现代社会和近代社会是历史同源的。但由于各自所处历史阶段不同，指向未来的目标取向不同，两者的组织结构、自进机制迥异。中国作为追随这一文明进程的后发展国家，既有它自身的可追溯历史，更有指向未来的独立取向。如此看来，虽然中国社会已经处在现代化进程，抑或从形式上说中国政体业已成为被现代社会评价、言说的对象，但严格说来中国政体的发轫与发生，并不是按照西方政体式样来推断、去臆想的理想对象。起码，作为后发展中国家，不会罔顾自身发展的社会现实，一味按照理性推断的形式化要求模仿跟进西方。因此混合体制的说法，或许可以作为西方社会理解中国体制的沟通渠道，却不能成为理解中国政体真实的社会发生。

    按照姚洋的说法，谈论现今的政党体制（中国共产党体制），当属于世界范围内去政治化的思维语境。我理解，世界范围去政治化的政治，是为祛除一切不利社会健康发展的政治取向、政治诉求，所采取的更加开放、更加清明的政治。所以在笔者看来，中国政体的去政治化，当有其更深层的历史原因。具体说作为现代国家政体，它自然属于全球化进程中去政治化的范畴；作为反映自己文化类群价值精神和文化意志的政党，在文化语境上又隶属于它所植根的传统文化。在这方面，中国政体既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制约。如果中国政体不能在这两个方面实现文化对接、凸显高度契合，它的政治清明与后发优势也就统统不再了。同时，从中国政体所处的外部环境看，置身现代社会的中国政体，如若不能在全球化中预设未来、引领现实，为优秀的传统文化找到恰当的出场路径，抑或在参与全球经济的实践文化中背离了自己文化类群全面复兴的发展诉求，它的政治合法性便被社会终结了。

    足见，在这蕴含多重变数的宏大背景下，一个国家政体的合法性远超出侠义个体的理性视域，而是来到更加广阔的发展视域和生命空间。如果我们关于政体合法性的判别只被侠义的理性推断所叨扰，而不是将其置放在人同自然交互一道的发展视域和生命空间，这样的国家政体早晚置身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范畴之外。人类置身其中的发展之域告诉我们，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国家政体和政党，它的正当性、合法性仅凭无歧义的理性推断和三个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它在远端要有历史可追溯，面对变化世界生存可立足，更要在它对现实发展的文化预设中——学会创新未来与前瞻。所以，从这一背景给定的发展视域看，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文化自立、知识创新，及其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谋取稳固市场结构地位的实践文化，才是当代中国政体及其政党政治的发生基础和社会来源。

   站在当下哲学的高度，处在发展之域的政体理念，和以实践文化为原点的政治视野，较少受到既定政治文化的牵连。因为，人类在知识经济、智能文化、世界市场面前，生命的自然性、意识的个体性，正在全球经济的资源配置中对接建联；人的生命维度从中社会生成，人的社会感官被功能重构；同类之间社会相连、生命相属，个体之间行为同构、意识相属；越是在理性上强调以人为本，便越是在实践上凸显为以类为根。

    从人们目下秉持的认知理念和哲学看，这里的视域和哲学在文化性质与前者显著不同。前者倡导以人为本，归于认知范畴，属于体认文化。体认文化作为打上人类知性印记的体认形态，它是根据人的知性系统（感官、行为、心身、语言文字、生产技艺、宗教文化、科学实验等）所能触及的事物和形质，而对外部世界构成的——贯通人与自然、社会及同类之间最有效的认知方式、社会手段、融通渠道和文化现象的总称。体认文化在认知方式上大致分为两类：其一，它是差异个体根据对象的不同进而通过可感知的意义载体进入理性思维时，对彼此切入问题的视角/方面所生成的思想启示、所推演的逻辑构造、所分化的知识体系。这里的体认文化，通常从识、辨、析入手，把概念判断推理、归纳演绎与分析综合作为基本环节；认知过程中总是从现象界上溯本体，复又从本体的‘精神’状态推及现象本身，在分析路径上带有原子论的特点（西方体认文化如是说）。其二，它是差异个体基于生存需要进而面对现实生活时，对彼此切入问题的视角/方面所给予的文化昭示、所化育的文化心性、所生成的社会构造。这里的体认文化，通常把事物置放在宏观深邃的天人关系中，秉承万物以冲和的理念，找寻它们置身其中的奥秘和缘由；它在认知方式上，力求在直观、感悟、天人感应和心物相通的情境中，完成人们对事物的心性体验、开悟生命及其对世间事物的意识觉察，凸显了个体心理的社会属性（中国体认文化如是说）。

    与体认文化不同，本文所倡导的理念和哲学，着意强调以类为根。这类文化既被不同民族国家的文明进程所推进，亦为所有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所形塑。因此，它在文化性质上归于发展之域，属于运作文化。运作文化带有对多元文化价值预设、社会统合的性质。它克服了地域文化的局限，凸显出异质体认文化交织一起的社会韧性、协同一道的生命张力。这类文化的发展特点，将是生命的、具象的、功能变换与流变发展的。

    面向未来的当代人类和社会，既处在两种（最具代表性的）体认文化交织一起的认知之域，又处在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之域。前者给出两种文明及其制度文化在现代社会交互一起的存在状况，后者言说全球化进程将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结构一起的人类取向。鉴于两种文明及其制度文化间持续不断的矛盾与冲突，人类需要进入理性之域；拟寻找化解两者冲突的中介物和契合点。这时需要秉持体认文化与科学综合，倡导社会技术，强调学科渗透。因此，这时的体认文化特别关注辨与析。它要求最广泛的问题指涉、最严谨的理性推断、最普遍的科学印证。同样，人类欲找到化解两者冲突的中介物与契合点，就要改革创新、进入发展之域；拟通过彼此互为对象的市场/文化运作，为人的自由发展构造运行机制、拓展生命空间。这时就要秉持运作文化和社会前瞻，倡导对多元价值的生命建构与文化预设，强调不同文化类群间的生命同构、相互类属。因此，这时的运作文化特别关注践与行。它要求最适合生命延展的资源整合，最广生命维度的自由发展，最大社会空间的生命变换。

语境之外

本文在书写、构思中特异的艰难。 它既要在不同视角之中阐释问题，又要在现有的政治分野中不持立场。这就要求我们改变现行观念方式：疏离侠义理性，进入发展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