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裕林:国会为何辩论市镇会监管疏失

ezzy

蔡裕林
2015年0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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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理事会因监管疏失，朝野两党再次在国会引发激烈交锋。经过两天长达6小时的陈词，事件的来龙去脉总算有了更清晰的图像。
坐在国会公众席耐心聆听这场辩论，质疑与揪心兼而有之。质疑是因为一向给人以理性与负责任感觉的工人党，主管市镇会后的表现，竟然出现如此巨大的落差。辩论透露了工人党之所以陷入困境的原因。
一、认知不足。工人党选举时强调有能力管理市镇会，当选后本以为依靠自身团队就能解决管理问题，因而不同现有服务商续约，埋下了对情况估计不足的祸根；
二、守法精神不足。事件显示工人党并没意识到维护法制与法治，是不可妥协的基本要求。工人党议员陈硕茂、林瑞莲和毕丹星皆为律师，竟然无视这可能造成的后果，只能说明他们对新加坡体制的认知存在缺陷；
三、自我监督与问责不足。前述两点让问题没有获得及时有效的处理，工人党更自认没贪没骗，无愧于心，可向选民交代，让问题一再拖延。
另一方面，让人揪心的是当问题被提到国会辩论时，本应厘清课题的真相和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可是工人党没表现出应有的负责任态度，巧妙地把国会辩论转为政治较劲，成了持双重标准的从政者，撑了场面，输了底气。这可从两方面看出：
一、工人党为了回避失信质疑，把自己打扮成无辜的政治受害者，用政治巧言洗刷失信的道德责任。毕丹星面对质问时，傲慢地表示只须向选民而非国会交代，最能说明事态的真相；
二、工人党利用市镇会法令存在模糊地带，对市镇会在他们的管理下所造成的损失，选择性回答质疑，一再从技术层面辩解，回避道德义务和法证审计的责任，让国会辩论沦为政治较劲，错失政治承担的机会。
因此，国人有必要从国家、选区、选民和政治博弈四个层面，探讨所事件带来的影响。
廉政、法治和社会和谐的新加坡体制，由第一代领导所创建，后续当政者的职责是维护与加强体制建设。在野党的职责是监督与问责，以确保体制的运转更完善，双方应是良性互动的。国家属于全体人民，当政者只不过是受委托行使治理权；在野党则须扮演监督和问责的角色，不能局限于一党之私。
市镇会的政治功能之一，是考验议员治理选区事务的能力，进而培养治国团队。从工人党当选以来的表现，主打第一世界国会对比管理市镇会的能力，无疑落差很大。这显示新加坡今天的成就，并非是喊喊政治口号就能实现的。治国不仅需要献身精神、治理能耐、还必须务实而高效地不断解决困难。
国会之所以应就工人党市镇会的监管疏失进行辩论，是为了快速对监管失误亡羊补牢。工人党却把国会辩论视为政治博弈，难免被人质疑为善辩的政客，有损其长期耕耘所得来的政治形象。
通过这一事件，对于那些认为任何政党都可以治国的人，应是当头一棒。这对近期“变天”的热议，无疑也是很好的教材。问题的核心是：不是任何政党都能带来良治善政。
当选议员是否具备管理集选区的能力至关重要。工人党市镇会监管疏失事件，既证明了这一机制不仅可提供政治博弈空间，也能通过管理成效，鉴别谁才是有能力的议员。这对今后的参选人和选民都是宝贵的参考。
事件说明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并非侥幸，选民要能把国家的利益摆在前头，用这个标准来要求从政者，并善于区分谁是国家所需要的从政者，谁又是机会主义者。新加坡需要建设性的两党制，不是虚有其表的政党恶斗。建立健全良好的两党制，必然是个艰苦曲折的路程。
因市镇会管理所引发的激辩，显示人民行动党为了维续政权，出尽全力争取政治主动权和话语权，不放过政治对手的失误；工人党则力争稳住阵脚，以期早日脱离困局。双方的交锋将为国人提供审视两党表现的依据。新加坡既不能没有可信赖的强大政府，也不能没有可靠的在野党。这是国会政治的本质，未来也会如此。
刘程强感叹反对党如果要管好市镇会，就必须能建设自己的管理团队，要治理国家，要培养自己的公务员体系。尽管这一说法不尽真实，却折射出现实政治的严肃性和残酷，提醒从政者必须清楚在新加坡参政的环境和条件。这值得反对党人三思。政治不只是把问题讲对，更必须有能力把事情做对；错了能及时改正，而不诉诸政治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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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zy

刘程强要如何带领该党走出困境，是个严峻的挑战。人们不仅应正视工人党的不足，也应关注该党改进的过程。作为负责任的在野党，工人党有必要真正做到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这次的国会辩论，有其重要意义——既突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也为殷切期待两党制的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作者是本地政治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