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 索 实 践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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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文化不是某些人，抱着某一局域性的社会追求，因而被其特定目标束缚的狭义实践。这种实践至多只能在其局域的范畴、局域的目标下创造出适合特定领域的知识，却不能将这类知识在自己文化类群中直接演绎成衔接你、我、他共同生产生活的社会生命文化。

    实践文化是某一文化类群在特定的经济时代所创造的文化，是他们/它们在与其他文化类群相互一道的生产生活中创造的延展自己社会生命状况的文化。

    实践文化具有其他实践不具备的三大特点：

    首先，实践文化的主体 是与全球经济生活运行方式相适合的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类群（乃至区域集团）。人类的生产生活总是在自己文化类群历史发展的社会连续统中来运行。这就构成了不同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类群实践文化的独特性！


    其次，实践文化是在与其他文化类群相互一道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最能延展自己社会生命状况的发展性文化。


    第三，它是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在全球一体化历史进程中，基于人类自身的历史同源性（世界经济一体化）、人类生命的社会同质性（遵从同样的发展规律）和多元历史文化的互补性（整体性）——因而可以在他们相互一道的全球经济生活中从对象方面发现类属价值的流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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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权与普世   

    西方社会通行一种政治理念：人权高于主权。在鄙人看来，国家主权与个人人权是相得益彰的。强调一方高于另一方，是冷战思维的做法，它会带给人类以悲剧。

    当美国欲在全球确定其主导地位，希拉里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奥巴马确信美国还将领衔世界一百年。言外之意，人权和主权根本算不上数，国家利益需要霸权。唯霸权可将人权和主权收入囊中，致于谁高于谁——由我说了算。

    有趣的是，霸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对这种权利的获得，需积蓄实力、扩张主体，绞尽脑汁、无情竞争。然而我们寄宿其间世界——所遵循的规则却是彼此依存的、相互类属的。从这个意义说，世界运行的规则和秩序已经悄然改变。真正的智者会审时度势，而不是逆向而行、渐行渐远。

    再有，人权不只是拿来说事儿的政治权利，客观地说，人权是人们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构成各种交往时一种社会生命权益，是昭示和评价一个文化类群的社会生命状况的人化指标。这些指标总是在他们社会参与全球经济的实践文化中建构取向、历史流变、发展定格！你愈是相融于自己文化类群，便愈是获得同等的社会生命；你愈是游离于类群之外，便愈是成为湮没自己生命价值（缺少自由）的孤独者。

    所以，把人权和主权作为政治博弈的对象，不如把那些封闭、不能自治的国家纳入全球经济体，通过逐步开放的市场运作和有序的社会治理，让游离在文明秩序之外的单子个体，结构成发展有序的类群个体。这样的人权不是更具拓展空间和自由维度吗？这样的价值不是更加普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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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喽，如果按常规的政治理念,郑永年先生的说法没有错。倘若根据笔者“政治范畴之外”的观念似又有点偏颇。

   “政治范畴之外”（http://www.lee-philosophy.org/viewthread.php?tid=2756&extra=page%3D2），说得是用以看待当下世界和未来的一种独特的发展视野。从这种发展视野出发，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建构必然纳入同一文化语境。它同人们熟知的观念意识、思维理性及其判别事物的基本理念，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文化内涵。

    根据这种理念，“当下人类的政治生活，已然极大地超出传统国家框架下人与人之间侠义的政治语境，而是将旧有的关系范畴连同目下的制度文化、社会体制，一并掣肘在他们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生活、彰显类属文化及其生命价值的宏大场景内。这种情况下，从前那种仅在意识形态上可以自圆其说的个人意识、社会理念、文化追求、道德意识、行为规范、法律制度等，只能在传统社会的发展惯性中拥有立足空间，很难在世界社会的宏大文化场景内对社会变革进程做出具有创意、开新地总体把握。”

    文中强调：“应从调整整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合理性、科学性、可控性出发（这个顺序不能颠倒），营造一种适合民主政治运行其上的生存环境。如果民主政治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没有落足其中的生存条件、运行机制与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肯定会走向失败。”

    按照这个说法，这里“政治范畴之外”有着比人们常规政治理念更为科学的政治内涵。当下的政治“不但要强调民主政治的观念特质，更要了解民主政治如何作为一种社会功能。换言之，从实践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是观念上的意识转变，而且是将其落实到我们生存其中的社会环境、展现其社会功能、成为推动社会良性运转的一场文化革命。它要求中国社会的体制改革，必须把广大民众对他们不合理生存境况的根本改变放在第一位，启动他们作为这场革命之主体的社会中坚作用；政府部门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对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疏导、社会治理，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民主与科学创新上；中国文化精英必须把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放在对新的生产生活及其运行方式的价值预设和文化建构上；社会经济体、实业集团和法人，必须通过他们高瞻远瞩驾驭市场变化的运营方式、科学手段、艺术技巧，把他们对世界的鲜活领悟与文化创造，放在对人的生命理性及其观念方式的全面唤醒上。总而言之，中华民族的崛起必须寄托在对自己文化类群和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境遇和发展环境的全面改造上。”

    足见，如果我们从实践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变革时代的政治文化，似又从中透出某种前途、某种惊喜、某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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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对此郑永年先生这样写道：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邓小平南巡之前人们“左”“右”两派对“市场经济”的争论的交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苹果(西方)骂桔子(中国)，认为桔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桔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桔子”变成“苹果”。(应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桔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应当说郑永年先生的上面概说（描述）还是很客观的。

    其根源，源于左左右右的观念方式过于陈旧，依然沿用以往冷战时期的思想套路。没有把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及其不同以往历史的特殊性纳入他们观察世界的基本考量。

    比如，一谈到政治就陷入与权利纠葛不清的政党理念，一谈到国家就陷入与专制纠葛不清的国家学说，一谈到文化就陷入与东西方文化冲突纠葛不清的矛盾情节，一谈到市场运作就陷入与姓社、姓资纠葛不清的道路抉择。

    他们只顾及彼此之间理念之争的那个“稻草人”，反而把中国社会变革进程出现的问题——变成驳倒对方的事实佐证。搞来搞去——完全成为一种游离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之外的‘政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很快成为他们戏弄对方的笑料。于是，左左右右和执政方各行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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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引用 hikewalker 在2010-8-31 21:03:14的发言：
   

8月16日，日本内阁府公布数据显示，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12880亿美元，而中国之前已经公布的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13390亿美元，这组数据意味着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虽然，现在出来的数据还只是季度的，而不是更加权威的年度数据，但既便如此也丝毫不影响超日的结论。因为，根据去年底的统计数据，中国与日本就非常接近。按现在中国8%和日本2－3%的经济增长速度，到年底中国GDP超越日本、坐稳世界经济体老二的位置，毫无悬念，铁定无疑。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可是，从近日媒体和公众、甚至包括官方的反应看，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欢欣鼓舞，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面对如此骄人的伟绩，大家不是去忘情地炫耀、赞颂、庆贺、自豪，反而更多地表现出低调、冷静、清醒和理性，实在是难能可贵。窃以为，这种社会心态的普遍成熟，也许比经济的超越更有意义。

    从五十年前国人赶超英美的思想冒进，到五十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低调理性，国人在社会心态上的这种鲜明对比和转变，不是通过个人的理性反思来完成，而是通过他们类群文化整体在社会变革中的历史回眸和现实发展带给他们的生命回馈来实现。

    这就是说，除去个人的理性认知，还有一种通约于类群整体实践文化之上的发展性认知：那便是通过市场经济和社会变革这种改变自己文化类群历史命运的实践文化，把全社会的各种力量最充分地调动起来：让他们在改变自己文化类群现实命运的文化择取、社会践行中，以他们作为类群文化整体的发展性视域，与（多元文化中的）历史传统形成文化比较，同人类的未来发展构成人化衔接；它使人们可以站在类群整体共同发展的高度把历史、现实、未来贯穿一起。正是类群文化整体这种开阔的发展视野，和人们拓荒其上的实践文化与生命感悟，方才铸就了中华民族相对成熟的社会心态。

    在这里，一个民族相对成熟的文化心态，完全是在他们类群整体的实践文化和生命感悟的社会生命维度中具体诠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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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吾忽略了先生的大作，原来来看您的文章人数还不少。老吾一定会抽空拜读研究
哲人闲思 发表于 2010-5-1 08:12

    欢迎老先生雅正省察。迟复抱歉。

哲人闲思

老吾忽略了先生的大作，原来来看您的文章人数还不少。老吾一定会抽空拜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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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文化新例证：

    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10日上午在海南博鳌开幕。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强调，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亚洲各国要坚持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合作，在实践中走出一条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以造福亚洲、造福世界。

    本届年会以“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为主题，对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持久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强调，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了年均9.8%的持续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资源和环境对发展的瓶颈制约也日益突出。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时总结经验，创新发展理念，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他指出，中国在这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理念同国际社会倡导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高度契合，其核心就是科学发展，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用科学的理念、开放的战略、统筹的方法、共赢的途径去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他在列举中国以知行统一、说到做到的态度推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以积极主动、严肃认真的态度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切实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大量事实后指出，这是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实际行动，也是对亚洲和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贡献。

    （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国际组织，目前已成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博鳌亚洲论坛致力于通过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整合，推进亚洲国家实现发展目标。）

    根据这一例证，又可对实践文化做这样诠释：世界各国在面对各种全球性危机、追求人类共同发展的前题下，通过区域经济的整合构成一个更大的交流互动平台——从而把区域经济中的所有国家直接纳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来。

    藉此——从前殖民统治下那些脆弱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国家利益与发展呼声在这个平台上得到最大的发展与保护。中国的实践文化不是踽踽独行，而是选择一条与其他国家共谋发展的历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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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的发展常识告诉我们：以往人类社会的发展，远远不是那个时代的意识个体思维出来、观念出来的，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人们运用当时历史和社会结构业已给定的条件，按照人之为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谋取的。


    在古老的石器时代，人类变换自然的主体（社会单位）只限于为着获取猎物和水果的原始部落和氏族，其生产地点靠近水源，它的生活形态主要是游牧，创造财富的条件只能仰赖天命和祭司，与之对应的社会形态自然是原始社会。


    到了农业时代，人类变换自然的主体（最小社会单位）是种植谷物、饲养家禽的较大家族，生产地点依附田野，它的生活形态基本是自给自足，创造财富的条件需要好天气和按季节制定有关农事的各种政令，与之对应的社会结构，是经由那些最能把各种社会力量聚集一起的大家族共同组建的封建社会及其国家形态。


    到了工业时代，人类变换自然的主体（最小社会单位）是家庭，这时的社会财富主要是没有经过加工制造的各种材料（例如冶炼金属的矿砂，用以纺织的棉花，制造面粉的小麦，都是原料，是经过人类劳动取得的劳动对象），其生产地点集中在城镇，它的生活形态是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构成的劳动功效（时制功效）。与之对应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以不同社会所有制实现资本积累，和遵循不同社会原则、法律制度籍以维系的国家刚性组织结构。


    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世界一体化进程变得愈发明显。以往那种——以传统的民族国家维系人类社会命运的组织结构、社会形态及其世界体系，统统受到严重的社会挑战与生命质疑。人类开始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转型期！我所言说的实践文化，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着眼于人类社会未来而提出。“实践文化”是以人类历史上所有民族国家为主体，并以市场-文化运作方式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共同文化。


    哲学发展就是要站在当下历史的高度观照历史、运筹当代、预设未来。而不是听凭某些十分个体的话语、由头随意摆布。智慧哲学曾经给理性和思者以足够的面子，可是他们太不争气，把哲学搞成今天如此破落的样子。


    今天的人类，需要根据他们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方式，确定最能左右人类现实命运的那些发展之域，确定最能使人性获得自由伸张的社会机制与运行模式，需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人类面对全球性的各种危机面前择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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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 宝剑 在2009-12-6 10:30:28的发言：

   

3、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正是这样一种粗俗狭隘的思维，追求上最终逃脱不了功名利禄等器物利益的价值范畴，知识观念崇拜先人僵化的固有认识，道德观念上浅显地模仿一般动物界的等级状态，由于无意追求真实真相真理，肇成人们的理论抽象能力长期不能发育发展发达，终于促成了在中国农业社会循环往复的停滞。
    4、对比而论，现代工业社会的思想源头大都来自古希腊群圣。他们的思维为什么那样超群绝伦，他们的追求为什么那样高远笃定，他们的眼光为什么那样犀利独到，这是由他们悠久的宗教信仰传统决定的。正是那个宗教赋予了他们超强脱俗的分析研究思想思维定力。后来晚些时候又滋生出了基督教新教，其初衷的思想观念似乎更对现代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更有穿透指导意义。

    楼主有个误区，似乎：但凡可以追溯到古今的强势文化就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从古至今业开始衰落的文化就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腐朽文化。在我看来未必如此！客观地说：在人类处在全球一体化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当口，哪种文化更具有适应力、更能引领人类社会走出发展性困惑——这样的文化才是最能发挥人类文化底蕴的有根文化、历史文化和生命文化。

    不要轻易否认哪种文化，它们都是人类进步的历史标识。面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转型期，每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发展的根据和引领人类未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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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引用 宝剑 在2010-3-21 8:13:12的发言：
   

文化的实质是人所造成的一切。这种一切既具有广泛性：文化遍布在我们四周；又具有系统性：文化体系中是有其决定整个文化发展的根本文化部分的。根本的文化部分是什么东西呢？应该就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主要就是讲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正是因为这种根本性的落后，才使得中国的文明一直停滞在农业社会里面循环往复，其本身确实缺乏走出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或者达到其他飞跃性发展社会的逻辑。比如我们可以以蒸汽机为例，如果按照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就很难有发明蒸汽机的可能。当然，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历史确实是有着深厚的生产生活经验积累的，但由于相同的根本原因，这些经验都很难上升到抽象的、理论的、系统的知识体系，所以整个5000多年的文明，难有根本性的质的突破的，比如非常重要的四大发明都有着长期不能变成强大生产力尴尬结局，所以才有李约瑟关于中国文明是有技术没科学的历史。

    先生差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对他们所处历史阶段及其生产生活运行方式的文化概括与精神凸显。

    在农业社会，人类的文明形态——首先受到他们所分布的地域和生存环境的影响。这个时候，还没有先生所说的什么“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说法。这种说法不过是工业社会有了长足的历史发展，方才构成诠释“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社会基础与逻辑前提。

    由于中华文化在历史地域上始终是以中原一带为轴心（文化地域上的相对封闭），她在生产方式的历史转变上——同以相对开放、凭借沿海文化迅速崛起的西方国家显著不同。正因为此，西方率先进入工业社会，中国则依然蹒跚于农业社会。

    一个国家同其他国家之间，通过广袤无际的大海——频繁的商贸往来、交流互动、甚至连绵不断的国家战争，很容易构成动摇封建统治的社会力量与思想成因；很容易通过相对稳固的商业交往、贸易渠道，在不同国家间构成各类商品的汇集地、中转站，城市的胚胎、工业的萌芽就是在如此开放的地域上自然而然地铺展开来。

    如果不具备这样相对开放的文化地域，不是在这个存在基础上进行开放的商业贸易与持续的生产生活，不是在由此铸就的相对开放的社会文化基础上提供人类思想的内涵和思维的对象，真不知道西方社会的思想观念和观念方式又当如何逻辑构型，进而把他们从农业社会带入工业文明？

    此外，从时代的划分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只是在工业时代开始分划、成型，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才具有独立建构未来的社会意义。

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
主要财富：是谷物、家禽      主要财富：尚待加工的原料      主要财富：     知识
生产地点：     田野             生产地点：        城镇             生产地点：   任何地方
创造财富条件：季节 天气     创造财富条件：资本 劳力       创造财富条件：网络智能
生活形态：    自给自足        生活形态：按时间计量工效      生活形态：  信息高速公路

    从农业时代看，当时的人类无法在固定的地点、凭借天力，在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下产生出引领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

    没有人类变换自然的社会历史活动，没有人类可以适用到一切对象之上的劳动尺度，没有依据这个尺度所产生的划时代生产方式，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将如何从中社会凸显、历史构型？

    所以，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难有根本性的质的突破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落后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之故，而是5000年历史不变的地缘文化之故。

    今天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以市场化方式参与全球经济生活，这种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相接轨的社会运行方式，为我们转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提供了社会可能。但这不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理由，而是全面改造与历史承接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条件与存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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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文化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演进的结果。不论你是否愿意，它都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根脉上的一种延续。你在主观上可以批判它、不接受它，它在客观上可以无情地同化你、吞噬你。

    毋庸置疑，文化不只是经由文字所理解的那种刻板样式，而是像流水一样奔腾不息、因应时代变化不断成长。文化的真正在载体，恰恰是一代又一代——不断以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承接过去、迎接未来的当下之人。

    在某些人的词典里，文化仿佛一块历史固化的馒头，随着时间的增长可以发霉、腐烂。在我的眼里，文化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创造的源头。

语境之外

    目下人们的批判意识，总是从文化的批判开始。这一点我并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那种缺少建构意识的文化批判。

    所有文化都是人类进步的历史标识，更是人类认同自己国家、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表征。因此，不要轻易否认哪一种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那种以当下的时空视野、价值尺度，评价和割裂统文化的做法既不客观、也不厚道。

    需要排除一种误解：似乎——但凡强势文化都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开始衰落的传统文化必定是腐朽文化。这种观点，是以否定人类文化多元性和实践文化的主体性为前提的，也是霸权文化自以为是的集中表现。

    宏观上看，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是一个不可更移的存在现实，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总是朝向未来的！

    今天的人类，需要从面向未来的角度来评定所有人类文化，赋予它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由此不难预判：在人类处在全球一体化历史转型期的发展当口，哪种文化更具适应力，更能把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包容其中，更能引领人类社会摆脱发展性困惑——这样的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最能兼收并蓄、最具文化底蕴的社会生命文化。

    进一步说，但凡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对人类多样性文化缺少适应力的文化，但凡只会运用霸权把自身社会的发展优势和国家利益置于所有其他民族国家之上的竞争文化，只会把人类引向万劫不复、毁灭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罪恶渊薮；在各种全球性危机面前，只顾自身社会利益与狭私、不能引领人类摆脱发展性困惑的文化才是当下时代行将没落的腐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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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一位网友（高工）写过这样一段话：“自由是对可能的选择”。

    对此我是有条件赞同的。它需要搞清以下几点：   



    1、确定选择的主体是谁。2、这种选择能否结构在他（他们）社会驾驭的方面或领域。3、当一种发展性现实——远远超出人们的选择之域（譬如市场经济），最好还是重新确定你同这种发展现实之间新的主体性关系（社会驾驭关系）。否则就会构成没有可能性的选择，这种自由属于选择性失明！
   

    在全球经济以市场和文化运作的方式把所有民族国家结构成一个整体的发展视域内，能够做出选择、且能驾驭这种选择的主体究竟是谁？！
   

    这类选择往往有两种答案：是每一个理性个体都能分享的自由和选择，还是由这样一些类群个体构成的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共同面临的生命自由和社会选择？   


    是某个最具综合实力的霸权国家，还是以平等资格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所有民族国家及区域集团（文化类群）？   



    如果把这里的主体确定为“前者”（理性个体和霸权国家），这个世界就将变得无法收拾。如果把这里的主体确定为后者（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类群个体及其构成的民族国家、文化类群），那么立基于此的自由和选择——“自由是对可能的选择”——就变得十分可贵了！   
   

    退一步说，如果有人坚持说做出选择的主体——必须是所有（运用个人选举权）追求公平、公正的独立个体，那为什么面对全球性危机的，真正站出来化解危机的践行者却不是这些个体？也不是盛气凌人的西方七国集团？而是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所有国家、区域组织和二十国集团？   



    索马里海盗之所以猖獗，那是他们对自由选择之故。那同他们国家政府的职能失控有着直接关系。它陈明一个道理，国家社会并不是基于个人命运和政治权益的简单组合，而是在特定的制度文化、运行体制中——有着明确分工的部门、领域，以及权利和责任界限分明的社会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民主自由和人权，都无法超越国家社会的基本建制来完成；除非个体可以改变他们的观念世界的主体方式，否则纯粹的理性自我，单纯强调权利至上和利益公平分配的分享者——无论你给出怎样的自由，均无法做出改变人类命运的发展性选择。言外之意，对于缺少社会驾驭关系的主体（思辨主体），不知自己命运（更不要说人类命运）寄宿何方的理性思维，无论你让他做何种选择，均属于找不到主体定位（发展定位）的选择，没有主体定位的选择还能获取自由吗？  
  

    但这里并不排除这种情况：当我们有针对性地——研究某个学科领域的具体发展、历史沿革及其未来走向，特别是把这类事物结合到与其他事物协同发展的可能途径时，坚持“自由是对可能的选择”这一做法，我会举双手赞同。
     

    综上所诉，说‘自由是对可能的选择’的说法不是很严谨的。它需要一个绝对必要条件：那就是你的选择总是结合在自己文化类群的实践文化之中！  
  

    因为，实践文化本身就是某个民族国家、区域集团及其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运作性文化；也是有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媾和其中发展性文化。在不同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的相互交往中，实践文化——总是通过自身社会适当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有效保障自己文化类群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社会生命状况的充分自由化，也是由不同类群个体、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共同参与其中的——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本体文化、人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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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 高工 在2010-2-1 6:05:04的发言：

不是什么宪政民主，而是如何打造最有生命力、最具文化包容性的实践文化，才是当今世界所有民族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性课题！

    请举实例，否则就是空话。楼主的真实意图不过是反对宪政民主，难道宪政民主不是实践文化？
民主才是真正的“人的自我意识”——没有民主的“自我意识”是“被奴才”的自我意识。

    呵呵，鼓吹儒学也好，宣称宪政民主也罢。在我看来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为它们寻找切实可行的出场路径。

    而这个出场路径又必定是与社会进步、国泰民安、人性丰满充实为内涵。就是说，它必须在传统与现代的市场衔接中促进文化类群同其类群个体间的相融互构，必须在他们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变革实践中谋取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任何民族国家在这个前提下的变革实践均被称作这一文化类群具有自己独立特征的实践文化！所有具有民族复兴愿望的民族国家，所有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类属文化单元——都需要这样一种同类等一、各项同性的实践文化。

    至于那种不问其切实可行的出场路径，机械教条地玩弄文化复兴，或是刻意割断历史、解构发展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单纯吹嘘什么儒学、宪政民主，这正是中国社会左左右右们惯用的政治伎俩。绝不是什么实践文化。

    具体说，要想搞搞清楚民主、自由、人权，以及宪政民主的社会内涵，需要懂得一个最起码的常识：民主、自由与人权，宪政民主和法律——是由什么来承载的，又是怎样运行的？

    当我们回顾历史，哪怕仅仅是西方发展史，也会从中悟出点门道：所有的民主、自由与人权，都是在具体的国家社会中来推进；所有的宪政民主和法律，都是在特定的类群文化中来运行！脱离民族国家这个承载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历史载体，背离具体文化类群这个操纵宪政民主和法律的社会主体，人类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所以，还是不要把‘宪法治国’同人类历史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国家对立起来，也不能让‘儒学文化’同当下的社会变革相脱钩。正常的市场-文化运作也是权利向下转移的社会过程，脱离了这种运行机制，执意按照某种西化设计搞颜色革命，这种做法不仅与历史进程相悖，也有悖于类群文化整体的对自己命运的科学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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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 高工 在2010-2-6 15:03:06的发言：

  

举个例子，举个现实实践的例子就把你难住了？

    多谢鼓励。好，我就以实践文化的“三大特征”来言说。


    “首先，实践文化的主体  是与那一经济时代生产生活运行方式相适合的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类群（乃至区域集团）。”
    ——————————————————

    知识经济的时代，区域经济集团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愈发明显。远的有欧盟，近的有东盟。

    “2004年6月在万象举行了一个题为‘走向东盟共同体’的研讨会。与会者全部为来自东盟各成员国的专家、学者和官员。会议认为，‘为了应付内部的挑战 (种族冲突、分立主义、武装暴动……)和外部压力(全球化、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和洗钱等)，东盟必须调整和采用新的工作机制’。”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高度评价东盟树立了与欧盟不同的模式，认为这一模式符合东南亚地区多样性的特点，而且在凝聚各成员国过程中的确卓有成效。作为一个地区组织，传统东盟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性质来说，它不是一个超国家组织，而是一个国家间的组织，是一个松散的多国联合体。比较强调各国主权的独立，反对权力让渡；只承认一个中央协调联络机构，而反对建立中央权力机构。第二，从运作方式来说，东盟创造了独特的“东盟方式”，即坚持开放性和非排他性；坚持非强制性和非约束性；主张协商一致，反对“多数决”原则；容忍差异性，反对干涉内政。第三，从功能上说，传统的东盟重在同区外大国的协调关系，以及自身在地区和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自身一体化方面则显得相形见绌。”


     其次，它是在与其他文化类群相互一道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的、最能延展自己社会生命状况的发展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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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盟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也不可能建成有任何超国家倾向的组织。首先，在东盟几乎所有的纲领性文件中，都反复强调“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尊重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各国国家认同性”。这表明，东盟各国仍然十分珍视和维护主权，须臾不愿放弃和出让任何主权。这样，东盟的中央机构就不可能是一个超越成员国的权力机构，因此也就不是超国家的组织。其次，东盟成员国基本上都是从前殖民地独立后形成的新国家，虽然在法律上形成了主权国家，但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极短，国家认同感还不巩固，有的还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因此它们的国家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相当强烈。这远不能同民族国家历史悠久，主权观念淡化的西欧国家相比。因此，东盟国家不可能跳出主权观念的束缚，而走向超国家的发展道路。”


      第三, 它是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在全球一体化历史进程中，基于人类自身的历史同源性、彼此生命的社会同质性和各自历史文化的互补性——因而可以在他们相互一道的全球经济生活中从对象方面发现类属价值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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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正是“基于人类自身的历史同源性、彼此生命的社会同质性和各自历史文化的互补性”方才有效开展各项工作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共同性基础，它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