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不是一个包容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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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婉月
　　新加坡自开国以来推行的是精英教育，目的在于栽培一群治国的精英。不少从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可能从未有机会与来自邻里学校，尤其是普通工艺班的学生打交道，不了解后者的思维模式。在精英制度挂帅的社会里，主流教育体系里的普通学术或者普通工艺班的学生，尚且感觉被边缘化，那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就更加不必提了。

　　意大利是个包容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的忠实实践者，据说全国九成以上的学校都实施包容教育，不分种族宗教，没有歧视地接纳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只要一所学校有特殊学生，教育部就会给该校提供更多人力物力支援，这样班导师才能更有效地进行教学。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理想，在意大利得以实现。据意大利全国创新教育研究与发展总监托尔托拉（Dr. Rafaele Tortora）的分析，北欧和美国等地区注重个人主义和竞争力的培养；但是，拉丁文化则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因此，意大利人相信无论能力和体力，人人都有接受平等教育的机会。

　　早年一些从苏联到澳洲进行考察的教育团，在澳洲的大街小巷看见不少智障或唐氏综合症人士，觉得异常惊讶，因为在苏联，这些人早就被关进一些机构里面了，哪里由得他们招摇过市，影响市容？今天的俄罗斯是不是变得比较有包容性了，我不得而知，但是澳洲确实是个尊重生命和人权的国家，对于有特殊需要的人士一般都照顾得当，特别是在硬体设施方面，往往能给予残障人士提供舒适和方便，令我非常感动，也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新加坡的情况。

　　虽然这几年新加坡大力提倡建设“无障碍社会”，方便残障人士使用的公共设施增加了，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改革仍然不够大刀阔斧，决策者的魄力仍然不够，我们的社会大众依然欠缺包容和体恤，仍然需要更多的再教育。其实，别说社会大众，就连在前线的教育部都无法对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展现包容之心。最近一名教育部官员取消对听障教师艾略特（Susan Elliot）——她获得美国全国最佳教师荣誉——到新加坡出席教师大会的邀约，就惹来了美国媒体的讨伐。虽然整件事只是茶杯里的风波，引起事端的只是一个或者很小撮的官员，不能代表整个教育部的立场，而且事后教育部也快速采取弥补行动，但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在这种敏感课题上做出如此政治不正确的决定，只能说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些教育部官员，对于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存在偏见。

　　其实，我们如果从个人能力或身体状况之不足来理解“残废”（handicap）这个概念，那问题当然出在残疾人士的身上，谁叫他们倒霉生成这个样子，或后天遇到天灾人祸造成身体有缺陷。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硬、软体发展的欠缺这个角度来理解“残废”，则问题的根源出在社会建设、财政拨款、政治决心等的不足，而不是残疾人士的问题。

　　比方说，我是个近视眼，如果告示牌上的字蚂蚁般的小，我在那种情况下就变成了“残废”；又比如，我不谙英文，地铁站的指示牌却只出现英文字，我茫然地站在地铁站，无辜地“被残废掉”。但是，一旦指示牌有了中文字，那么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所以，世上本无“残废”一事，皆因设施的不足和制度的不完善给人带来不便，才使得这些人无法有效地发挥他们本身的能力。因此，要处理“残废”所带来的问题，首先就要解决设施和制度的不足，先后次序不应颠倒。

　　虽然新加坡正朝向包容社会（inclusive society）这个目标前进，但是，前进步伐有待加速。新加坡是一个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国家，就连马桶里的水都有办法净化成新生水，不可能建不成更多的无障碍设施，或给特殊教育老师合理的薪水，或在主流教育体系里容纳自闭儿、多动儿和阅读障碍者以外的特殊学生。说到底，还是有没有要建立一个包容社会的心。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