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爱上小姨子的三个中国名人

李明

1、政治家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中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和第二任妻子是亲姐妹，这场不伦之恋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虽然陈独秀与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不顾流言蜚语结合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陈独秀1897年在家乡安徽怀宁结婚了，他的妻子就是原先当过安庆府统领的清军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亦叫高大众）。

　　婚后，夫妻二人起初相处得还算过得去，一方面是陈独秀本来就对这门亲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晓岚到了陈家以后，恪守妇道，生活十分俭朴，在乡里很有贤惠之名；数年之后，高晓岚为陈家也添了对儿女。照理，这对夫妇是该相安无事地聊度时光了，可是陈独秀却觉得，他们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异已到了难以弥合的境地: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高晓岚则目不识丁，结婚以后，陈独秀多次劝她多识些字，学点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儿歌。偏偏高晓岚不屑一闻，自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为此陈独秀渐渐感到心灰意冷。之后，俩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形同陌路。

　　就在陈氏夫妇关系远散的过程中，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走进了陈独秀的生活。

　　据张宝明、刘云飞《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高晓岚母亲死后，高登科的续弦亓氏于1885年生下了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又名君梅，小陈独秀六岁。高君曼与姐姐高晓岚生活环境不同，她是生父生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少有挫折，受教于家庭教师，知书达理，思想开阔。在性格上，她开朗，干练洒脱，热情奔放。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思想进步，见识广博，并热爱文学，特别爱读陈独秀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对姐夫很是仰慕崇拜。

　　高君曼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下，明眸皓齿与微露的笑容，处处显示着清丽恭良的新式特质。在二人的交往中，妻妹满腔的热情，新颖的思想，不凡的谈吐，让陈独秀耳目一新，很快两人便觉相见恨晚。

　　后来，高君曼寻找机会，借着各种理由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交流思想、热烈讨论。当时，陈独秀常常去藏书楼发表时事演说，高君曼便常常去那里阅读进步报刊或听姐夫演讲。

　　起初，二人朝夕相处地探讨学问，在传统的伦理观念里，人们几乎不敢设想会发生什么。这种思想，当然也包括恪守传统的高晓岚。

　　当二人难割难舍时，一个难题便摆在了这个封建家族的面前。两个性情刚烈的叛逆者的出现，使得最终结果只有两种:打破或者扼杀。

　　对于已决定随时因家族压力双飞远遁的二人来说，扼杀已渐次的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继父陈衍庶甚至以“退继”相威胁，但陈独秀根本无意继承其遗产，陈氏家族的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

　　乡邻的传说沸沸扬扬，陈、高两家严厉指责。但二人并不在乎。

　　1909年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31岁的陈独秀在陈高两家一片反对和讥讽声中，与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结为伉俪，与家庭中断了关系。此时的高君曼，一身入时的江南装扮，亭亭姿秀，绵绵温雅，时常伴随陈独秀出访高朋，听琴瑟互答，过着美好的隐居生活。陈独秀为此还写下了感怀20首，其中一篇写道:

　　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

　　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

　　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

　　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

　　九年奋斗中的苦闷、寂寞、不满现实与对未来的期待，交织着与佳人相娱的幸福及报国无门的悲慨与惆怅，同时也表达了他无意逃避现实，积极投身革命的入世精神。高君曼与陈独秀的结合使高晓岚成了被同情的对象，就连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对他们二人的结合也深为不满，成了后来一直难以开解的家庭疙瘩。

　　高晓岚这位旧式妇女，恪守妇道，嫁到陈家33年中，生育了延年、乔年、玉莹(筱秀)、松年等子女，她总是穿着蓝布长褂，宽大的裤脚管，用绳子扎得紧紧的。上孝公婆，下抚子女。1930年9月9日，高晓岚在安庆去世，终年55岁。

　　高晓岚去世后，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虽时光匆匆，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在陈家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氏家族对她仍耿耿于怀，鄙恨难泯。

　　嫌隙渐生高君曼离陈独秀而去

　　陈独秀经历了一场婚姻悲剧之后，自然对高君曼加倍怜爱。高君曼为人贤淑，知书达理，能理解陈独秀的事业，所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伉俪之间和睦相处。

　　据《党史博采》记载，但是琴瑟生活中也不乏暗流。高君曼比较向往稳定宁谧的家庭生活，然而，也恰恰在这方面，陈独秀不能遂高君曼的心愿。他天生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家人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特别是陈独秀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高君曼的生活就一直充满着动荡，甚至还陪着他一起坐过班房。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与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毕竟差距太大，只是凭着对陈独秀的崇仰苦苦熬着。可是这一片苦心偏偏又没有得到陈独秀的体谅。尤其在对待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子女问题上，陈独秀的固执和偏见极大地刺伤了高君曼的心。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陈独秀和高晓岚所生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来到了上海。他们白天在外工作谋生，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艰苦，人们看到后无不暗暗责怪陈独秀。高君曼想把延年和乔年接到家里去食宿，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于是她跑到好友潘赞化处求他劝劝自己的丈夫。并且哭诉道:“我是他们的姨母，又是继母，我从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一定会甚于我亲生的儿女，但他不让他们在家里食宿，不知道这件事情缘由的人谁又会原谅我呢?”谁知道陈独秀知道了这事以后，反而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仍是不同意让延年和乔年来家里住食。

　　陈独秀的固执暴躁和古怪乖张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无可忍，伤心透顶，终于开始了口舌之争，继而又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小就娇生惯养，受不得半点逆来之气，更何况陈独秀还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资本主义”，她遂把爱情前景看淡，终于带着自己所生的儿女，离陈独秀而去。直到香消玉殒，也再没有去见陈独秀一面。

李明

2、军事家王近山

　　朝鲜战争结束后，王近山回到了祖国。他先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刚刚不惑之年，他又被授予中将军衔。谁知偏偏这春风得意之时，他的人生触上巨礁，一场感情的变故使他从辉煌跌落到了谷底。

　　事情起因是王近山又“撒疯”，要与结发妻子韩岫岩离婚。

　　王近山与韩岫岩结婚十多年了。1937年12月，王近山在神头岭战后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韩岫岩是129师医院的护士，长得很漂亮，是有名的 “院花”。她叔叔原本是当地有名的郎中，抗战爆发后，韩家12口人包括60岁的老奶奶都全部“入伍”，参加了八路军。来时全家为129师医院驮来许多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半个医院。这样的光荣背景，加上“院花”之誉，使韩岫岩在医院很有名气。在王近山住院时，钱信忠院长特地派她护理。一同住院的陈锡联一看男才女貌，于是暗中牵线搭桥。结果，一年后两人就结婚了。婚后，虽聚多离少，但他们生了8个儿女，应该说夫妻两人是有感情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王近山率3兵团驻扎在重庆。经常应邀给大学生做报告。几次报告下来，他那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幽默风趣的语言，让那些崇拜英雄的大学生敬佩得五体投地。常言说:英雄美女、才子佳人。王近山也走不出这个永恒的怪圈。这时他才 34岁，年轻英俊，又是兵团司令员，终于，他的风采把一个女大学生迷住了。

　　这位女大学生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妹——韩岫岩的嫡亲二妹。

　　一个是威风八面的年轻将军，一个是谈吐风雅、漂亮迷人的女大学生，两人在迷迷糊糊中靠拢在一起了……

　　“聪明人”是“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偏偏这王近山是“一根筋”，一旦和她好上了，就和妻子韩岫岩打冷战。此时，韩岫岩做着海军医院副院长，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亲妹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痛苦失望和气愤之中，她选择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转意。可一等好几年，王近山从朝鲜归来后，还是让她失望了:冷战如故。1963年，夫妇俩一场争吵后，韩岫岩一气之下，只好向组织报告，请求组织解决丈夫的“作风问题”。

　　王近山与韩岫岩虽是多年夫妻，但性格却如当年他们的“介绍人”陈锡联说的，“两人是一个脾气，针尖对麦芒”。这下韩岫岩向组织上反映老公的“作风问题”，事情一“闹”大就不可逆转了。

　　投诉信几经上递，转到了副主席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了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组织上找他谈话，批评他，教育他，他却回答:

　　“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老首长闻讯急忙来打招呼，也被他顶了回去；老战友再来苦口婆心劝说，他也无动于衷，谁也劝阻不了他。形势一天天对他“不利”了，中央已有要处理他的风声。然而，他还是“撒疯”硬是不回头:

　　“不打报告还好说，告中央就非离婚不可了！”

　　最后，据说一位老首长“偏心”批示:“离婚属家务事，是法院所管，组织上不好干预。”于是此事暂时打住。

　　可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马上到法院办离婚手续。结果，离婚案终于惊动了毛泽东，又亲自批示刘少奇处理此事。

　　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处分下来:撤销王近山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一个“情”字，让这位出生入死的将军从天上坠到了谷底，扎实地摔了个“大跟头”。

李明

3、艺术家金山

　　1950年10月14日，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29岁的孙维世和39岁的金山喜结良缘，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前来贺喜。婚礼那天，邓颖超同志来了，她送给孙维世一份珍贵的结婚礼物，就是《婚姻法》，意思就是大家遵守《婚姻法》，要彼此忠实，要好好对他们的女儿。

　　结婚后两人就搬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分给金山的那个宿舍里面，新世觉得跟姐姐再住一起就不是很合适了。经周恩来、邓颖超同意，就住到了西花厅。在孙新世的记忆中，这是一段让她十分留恋的时光。周总理、邓颖超亲切地称呼她为粤生女儿，总理接见外宾中间有十分钟休息，他就回来跟几个孩子打乒乓球，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52年。“总理爸爸去朝鲜访问，晚上我陪小超妈妈谈久了，她就让我睡总理爸爸的床，那才叫真的幸福。”说到这里，新世老人像个孩子似的，满脸皱纹都绽开了花。

　　孙新世这个时候过着挺快乐、挺平静的生活，不过此时姐姐的婚姻起了小小的波折。1951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前往朝鲜战场，受到金日成的欢迎。金山表示要写一部中朝抗美的电影，这让金日成大为赞赏，并亲自安排自己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但时隔不久，俩人就因感情出轨而犯了错误，金山受到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这件事使孙维世在生活和心情上都跌入低谷。最终她还是原谅了金山，这也让金山十分感动。

　　之后，孙新世去了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专修俄罗斯文学。邓颖超为了让远离祖国的孙新世不感到孤独，经常给她寄书、写信，对她关怀备至，而孙新世也是事无巨细都向邓妈妈汇报。当她把自己找到男朋友李宗昌的消息告诉邓颖超后，不久便收到邓妈妈的一封亲笔贺信，祝贺孙新世找到了她的另一半，这令孙新世十分欣喜。

　　1957年2月，年过30的孙新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不久她和丈夫返回了祖国，她被安排到了北京大学任教，让孙新世感到高兴的是她又能经常见到邓颖超妈妈和周恩来爸爸了。

　　“后来我生了小颖，孩子叫他们爷爷奶奶。第一次我带孩子去西花厅，小超妈妈亲着我的女儿说:‘让大颖亲亲俺小颖’。小颖太小，不识宠，把西花厅里的沙发都尿脏了。邓颖超同志还是乐呵呵的。他们老夫妻俩都非常喜欢孩子。有一次我们看电视上播出“十一”游行,第二天我女儿就对总理说:昨天我在电视里头看游行了，我还看见你了。总理就说:那你长大了也去游行。她说那我怎么进去呀，她以为要游行得进到电视里才能游行。总理就把她抱到西花厅外面的大镜子前，说:‘你看，你这不是进去了吗？’结果小孩儿笑，总理也笑，笑得非常爽朗。”像这种特别轻松的时候后来就不多了，因为很快“文革”来了，孙新世再也没有听到周恩来这么爽朗的笑声了。

李明

嫁给姐姐的丈夫

　　“文革”风暴开始后，江青仅以孙维世曾送一次戏票给李立三为借口，无端地在孙维世的头上加了一个“苏修特务”的罪名，对其进行残酷的批斗并将其抓走。孙维世在没被抓走前，特意密约妹妹新世每星期五晚上在天安门前见一次面，交代妹妹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如果我死了，一定是被人害死的，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我是自杀。”

　　可是，江青为了杀人灭口和整倒周恩来，不久就将维世折磨死了。新世悲愤极了，因为她比别人更了解姐姐，也更爱姐姐。爸爸牺牲后，维世跟着妈妈东躲西藏地在上海，长到十五六岁时才找到组织，后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出国深造，上了苏联东方艺术学校。

　　在苏联，维世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由于她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所以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首次访问苏联时，曾担任过“毛泽东—斯大林—周恩来”会谈时的首席俄文翻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呢？针对江青的为非作歹和无法无天，孙新世不顾一切地说:“一个把革命同志当成敌人的人，那么她自己也就成了敌人。”

　　孙新世为此当即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但是批斗了几场之后就被搁到了一边，原来进驻他们机关的军代表根本没有把她的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小组”，所以她也就幸免于难。

　　1975年4月，金山从秦城监狱释放回家才得知妻子早已不在人世了。为了更好地照顾金山，孙新世一家都和金山住在一起，让失去妻子的金山晚年得到很多安慰。不久“文革”结束，孙新世离开了工作了20多年的北京大学，调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我就觉得姐姐去世了以后，唯一的亲人就剩了我们了，我们应该好好照顾他，当时我爱人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爱人去世以后，金山他考虑到我会不会搬走，于是他给那个党组写了封信，希望批准他跟我结婚。”新世老人深情地说。

　　1976年，50岁的孙新世与65岁的金山开始携手人生，共同医治心灵的创伤。1978年，金山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82年7月7日，他因突患脑溢血而与世长辞，终年71岁。

　　随着岁月的流逝，身边的亲人都一个个离去，目前孙老的孩子们旅居国外，她经常出国探亲。对这位80岁的老人来说，北京的家总让她十分留恋，而每逢清明或亲人的忌日，她都会到北京的公墓给亲人送上问候。有几个纪念日是一定要纪念的，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邓妈妈离世的日子、姐姐、金山、哥哥……还会写一点什么东西纪念他们。“当初给《文汇报》写过很短的一篇东西，我就病了很久，因为我一回忆就生病。等身体好一些我就好好写一本回忆录，纪念姐姐他们，我觉得要不写对不起他们。”新世老人说到这儿抹了把脸。

天茂

《亮剑》李云龙原型王近山将军

“我这个人别的不会干，打仗是我的本行。”  

1930年，赤色风暴席卷大别山。一位身上有着军事奇才成吉思汗血统、年仅15岁的蒙古族少年王文善，改掉自己文绉绉的名字加入了红军队伍。他想让自己像大山一样坚强起来，所以新名字就叫近山。
严酷的革命斗争形势使得红军干部奇缺。1931年， 16岁的王近山就是在这种血雨腥风中走上连长岗位的。当上连长后，王近山就渴望打仗，拼命打仗。一次战斗，他以必死决心抱着敌人滚下悬崖，敌人死了，自己却没能如愿“光荣”。战友们从此送给他一个外号：王疯子。在残酷的战争中，王疯子不仅没有死，反而迅速从连长升到营长，又从营长升到团长。更为幸运的是，他站到了徐向前元帅这棵军事巨树之下。
徐帅作战，勇字当头，每当战局僵持或者危急时，他总是领着旗手和号手，屹立在战斗最紧张、最危险的地方。在他的影响下，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多喜欢死打硬拼，敢打硬仗，不怕恶仗。
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迎击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身为红28团团长的王近山提刀挎枪冲锋在一线。在防御战中，28团几乎拼光了，团长仍然屹立在战斗最前沿的红旗下。次年夏，红军转入反攻，28团孤军追亡逐北，误入有名的“傻儿师长”范绍曾部重重包围中，王近山浑身是胆，提刀跃马，率领全团左右斩杀。敌人魂飞胆丧，整整一个旅被红军一个残缺不全的团包了饺子。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又在江油和川军展开恶战，一股敌军突然突破红4军防守阵地，向红军阵地纵深发展。军长许世友连忙投入作为预备队的28团发起反冲锋。王近山接到命令后，当即带领人马扛着大旗、端着刺刀向敌人冲去。弹雨中，王近山胸部中弹，当即陷入昏迷状态，被抬下阵地，部队士气受到影响。总指挥徐向前见状，提着手枪冲了上去，边冲边高声呼喊着爱将的名字：“王近山！王近山！”王近山很快被主帅的呼声唤醒，当发现自己不在红旗身边，当即命令战士把他抬回红旗下，重新指挥战斗，直到头部被一颗子弹击中，昏倒在徐帅身边。强将手下无弱兵！看着已成血人的娃娃团长，徐帅心中又爱又怜。
后来，由于长期受刘伯承元帅的耳濡目染，王近山作战更多的是喜欢动心思，但是在许多关键性战斗战役中，还是透闪着王近山独有的“疯劲”。
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大杨湖之战，是刘邓大军出兵太行山后第一场恶仗。开战前，邓小平政委采取激将法，声称此战打不好，就退回太行山去。6纵司令员王近山主动请战：“我王近山今天立下军令状，不消灭赵锡田，我就不回来见你们！”王近山言必行、行必果。为争夺大杨湖，6纵成连成营甚至成团牺牲，仍然攻势不减，最终摧垮了国军精锐赵锡田整3师的战斗意志。
1953年抗美援朝上甘岭之战，是我军迄今为止进行的现代化程度最高也是场面最残酷的阵地战。还是这个王疯子指挥12军、15军同优势美军展开士气和意志的较量，最终打垮了钢多气少的美国大兵。

在长达23年的血与火的洗礼中，王疯子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裹满全身的战伤见证了一代虎将的赫赫战功。
作为成吉思汗留在大别山的杰出后裔，王近山身上一直流淌着蒙古人桀骜不驯的血液。有人叫他“王疯子”，也有人叫他“二杆子”。



王近山痛歼“日军官战地参观团”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王近山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时，奉命率队赴延安去保卫陕甘宁边区，途经敌心脏地区韩略村时，根据情报，一队日军将从此地经过，他见那里的地形险要，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他当即决定队伍停止前进，就地埋伏，准备打个伏击，好狠狠杀一下鬼子的威风和气焰。
韩略，是临汾至屯留公路上一个小镇，距临汾三四十里。韩略村边有一条山沟，公路正巧从几米高的陡壁中间穿过。这种地形打伏击再好不过了。１０月２２日晚上，王近山指挥部队进入阵地设下埋伏。王近山和部下，当时谁也没想到，他们即将伏击的竟是由日军中队长以上军官组成的“日军官战地参观团”，王近山没料到，八路军总部也没料到，日本人更没有料到。
指挥日军对太岳地区进行“铁滚式扫荡”的是日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了展示他“新战法”的成果，特抽调近２００名中队长以上的日本骨干军官，由他的亲信少将旅长服部直臣率领，来到太岳地区进行实战观摩。他原想在“战地参观团”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武威。
１０月２３日上午８时许，公路远方腾起滚滚烟尘。王近山驾望远镜一望，路上一溜汽车，一查整整１３辆，车上站满了日本鬼子。王近山心想，１３辆汽车也就二三百人，而他此时有一千多人，吃掉二三百人很有把握。汽车渐渐驶近了，每辆车上都插着太阳旗，日军军官有说有笑，不时指指划划，好一副得意的样子，俨然把中国的土地当成了他们的“王道乐土”。当日军车队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王近山一声令下：打？瞬间，公路两边枪声大作，掷弹筒，手榴弹，机关枪，步枪，犹如狂风暴雨，公路上顿作一片烟尘火海。也巧，毫无准备的服部少将率先成了枪下之鬼，完成了他“参观”的使命。然而这个参观团成员毕竟都是沙场老手，尽管失去了指挥，但枪声一响，立即进入战斗状态。虽然一辆辆汽车爆炸了，但他们从死去或伤员手中夺过步枪、机枪继续顽抗。王近山下令：“必须在２０分钟内解决战斗 ？一营长，组织突击队冲入敌群消灭敌人？”一营长甩掉帽子，率队犹如猛虎扑向敌群，尽管敌人三五成群，背靠背互相掩护着与我军撕杀，但这些人来自各部队，没有战斗组织，很快被我军分割，逐一被消灭。冈村宁次苦心拼凑的所谓“战地参观团”，除三名装死留下性命外，其余包括一个少将旅长，六个大佐联队长，１８０个中佐和少佐大队长以及中队长全部毙命。
消息传到太行、太岳和延安，人们都为吴下阿蒙的杰作尽情欢呼。当王近山到达延安时，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早就听说有个红四方面军的王疯子现在成了吴下阿蒙了，了不起呀！”中央军委当即命令王近山为新组建的新4旅旅长，保卫延安。远在太行的刘邓首长也为学生的胆略和谋略感到欣慰。

  “疯子”王近山将军的家庭悲剧  

抗日战争时期，韩岫岩是八路军医院的护士，是有名的院花。而且，她一家12口人人都参加了八路军，还为医院驮来了许多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半个医院。这样光荣的背景，加上“院花”之誉，使韩岫岩在当时很有名气。  
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副团长的王近山负伤了，一颗子弹击穿肺部，另一颗子弹击伤左臂，伤势很重。经过韩岫岩等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王近山很快康复了。自然而然两人就认识了。一同住院的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一看这情景，挺般配的，于是从中牵线搭桥，成就了他们的婚姻。经过无数次的生离死别，应该说两人是有感情的，也有着非比常人的婚姻基础（韩岫岩和王近山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一个送给了后者的司机，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人们都这样认为。但事实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在山城重庆，王近山应邀给大学生们做报告，他那幽默风趣的语言，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把大学生们全给迷住了。大学生们把鲜花、掌声抛向了王近山。
抛向王近山的还有爱情。她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妹。一方是威风八面的年轻将军，一方是谈吐风雅、漂亮迷人的女大学生，英雄美人，自然而然地靠拢在一块…… 美女英雄才子佳人永远是千古佳话，但如果英雄背后早有了位“女英雄”，那事情就麻烦了。按照中国五千年历史所确定的道德准则，喜新厌旧是不可被原谅的，随着王近山和女大学生的感情越来越深，和韩岫岩的冷战也在加剧。
韩岫岩当时就身为海军医院的副院长，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亲妹妹，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要个说法也好，鱼死网破也好，报复心理也好，不管她出于什么动机，事情已经闹大不可逆转了。正如当年陈锡联所讲的，“两人是一个脾气，针尖对麦芒”，过去打仗时聚少离多，现在和平时离少聚多，家中却不断吵闹，真的如“针尖对麦芒”一样地对峙起来。
韩岫岩向组织报告，投诉信最终落到了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被王近山顶了回去。此时的形势已经对王近山很不利了：已经有中央要处理他的风声了；舆论自然对他也很不利，喜新厌旧的陈世美不会受人欢迎；更为他伤心的是女大学生受不了巨大的压力，她背弃了她的爱情，一夜间离开了他无影无踪了。然而被激怒了的王近山像一头雄狮一样无法劝阻，于是这个湖北汉子竟向组织递交了离婚申请书。组织上找他谈话，不行；老首长来打招呼，也不行。
老政委邓小平苦口婆心相劝，无效；
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做工作，没用。
王近山得到最后通牒：“收回离婚报告就算了，否则，开除党籍、军籍！” 前来劝解的老部下们几乎要给老首长跪下：“王司令，我们都希望在你手下再打胜仗，你就承认你不离婚，行吗？你哪怕等形势缓和一点再离，也行！”
王疯子对爱情的执着也是一个“疯”字：“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组织要怎么处理我都接受。”
毛泽东火了，专门指示刘少奇主持“铡美案”，杀一儆百。
几天后处理意见下来了：撤消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调往河南某农场任副场长......  
虽说在心理上已有所准备，但真正等到处分下来时，而且是一杆子撸到底，却是大大出乎意外，没有了官职，王近山还不太在乎，可是连党籍、军籍也都开掉了，真使他心里感到一片冰凉。人背运，倒霉的事一齐来。让他伤心的是，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而又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的妻妹并没有和他结合，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一个“情”字，把将军深深地刺痛了。 1964年，王近山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分管园艺，负责上千亩苹果园的种植、养护、销售。就在他收拾东西时，曾在他家工作过的姑娘小黄来看他。得悉真相后，温文善良的小黄经过认真考虑，不顾家人反对、朋友劝阻，毅然决定跟着将军去农场，照顾他的生活。
“我这么大年纪了，你跟我去吃苦干吗？”王近山知道，这一去也许就是当一辈子农民。
“首长，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就跟你一辈子，照顾你一辈子。”小黄深情地对着将军说。
小黄叫黄慎荣，由部队派到王近山家中担任公务员，耳闻目睹，将军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有星期天，才抽出一点时间带孩子们出去买生活用品（孩子们住校，只有星期天才回来），乐一乐。1959年小黄离开将军家，到某工厂上班。小黄了解他家情况，将军是一个好人，从不说别人一个“不是”。在和人交往中，他认为你是一个好人，他会对你特别的好；对待部下，交待的工作按时完成，他满意了，他会把你当成好朋友一样看待，老远就跟你打招呼。  
将军怎么会有那样的错呢？在她眼里，将军永远是那么高大，永远党赤胆忠诚。  
看到将军落难，她想：“我应该去照顾他。”
10月初，小黄赶到河南和王近山结了婚，成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小黄被分配到农场幼儿园工作。
多亏有小黄的无微不至的照顾，王近山才能艰难地度过在黄泛区的漫长岁月。他在战争年代负过七次伤，四肢中有三肢重伤，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都骨折过。医生量血压，都是在腿上量，因为胳膊受过伤，血压量不准，一边高一边低。平时穿的皮鞋也是特制的，一边要比另一边高出五公分，这样将军才能正常走路，站得久。两腿不能吃力，大便不能下蹲，否则就起不来。还有肺部的伤，要定期检查、吃药……  
这些困难，如果没有小黄悉心照料，单靠将军自己是无论如何克服不了的。
在农场，王近山仍和当年在战场上一样，认真负责，将精力全部扑在工作上。但农场的生活并不平静，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波及到那儿。1968年麦收时期，其他场长都被打倒了，由王近山暂时主持工作，处在风口浪尖上。造反的学生要求组织大批斗、大批判，阻止人们割麦子。王近山火了，和学生们干上了，拍着桌子大声斥责：“绝不能耽误割麦子，夏收夏种，虎口夺粮，一年就这几天，一耽误就是两季。不信我的话，你们可以回去问问父母亲，是不是这回事。你们说什么都行，但一定要等到割完麦子种上秋粮再说。”学生一下子被震住了，乖乖地跟着他去割麦子了。  
王近山还是受到了冲击。有的学生提出来，王近山搞特殊化，生活腐朽，上厕所还要坐一把椅子。学生们不了解，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因为他不能蹲，一蹲下就起不来，于是就在一把椅子上挖了一个洞，大便时就坐在上面，那滋味并不好受。面对一群不懂事的娃娃，王近山被气得无话可说，无奈地对他们道：“你们说我腐朽，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



“疯子将军”的复出

国家多事之秋，一个赫赫战将岂能长期在农场务农？王近山的心不时飞回部队，他要回部队继续为国效力。也就在1968年春，王近山也想到了自己的老部下肖永银，想到了老上级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想通过他们向上反映真实情况，帮助自己摆脱眼前的困境。许、王、肖、尤（太忠）都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彼此有着很深的战友情谊，重于山，浓于水。许当年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看着王从放牛娃一步一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对其过人的勇气和高超的指挥才能非常器重。一天，肖永银正在南京的家中吃饭，王近山的二儿子来了。他对肖说：一是他想当兵；二是父亲的问题能否向上反映一下，重新处理。肖当即表态：你当兵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解决；关于你爸的问题，是中央处理的，不经过中央谁也不好处理。沉思了一会儿，肖永银出了一个主意：要王近山直接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第一，自己有错误应该检讨；第二，没有的问题要讲清楚；第三，说一说想法，自己年龄不大，还想为党工作，请批准回部队继续做点贡献。肖又说，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恰是一个好机会，信可由许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  
不久王近山分别给毛主席、许世友、肖永银写了信。  
第二年春天，“九大”在京召开，许世友在毛主席面前为王近山说了不少好话，1969年，王近山调到南京军区任副参谋长，重新回到部队。当他到南京赴任时，走出火车站，一手提两只土鸡，一手拎行李，简直就象一进城走亲戚的农民，令前来迎接的老部下李德生、尤太忠唏嘘不已。  
将军将家统统交给了小黄料理。7个孩子陆续来到南京的父亲身边，加上小黄生的两个孩子，家庭显得热闹非凡。小黄原先准备到附近的工厂工作的，一切都安排好了，但王近山不同意，说：“我的身体不好，你的身体也不好，家里的事又多，你老请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拿了工资让别人替你干活，行吗？”严格治军之法，被他移植来严格治家。就这样，小黄放弃了出去工作的打算，当上了部队家属，一心一意在家照料家庭。  



将星殒落

1974年，王近山渐感身体不适。南京军区总院的护士经常一大早赶到他家里，趁他还在被窝里的时候为他打针，并做一些简单的检查。但是，一到钟点，不管完了没有，也不管你如何劝说，他都会立刻上车去军区上班。经化验，他的病情非常严重。10月30日，医生们把王近山堵在家里，然后“强制”送他到总院进行彻底检查。 11月7日医院决定实行手术检查，腹腔一打开，结果是胃癌。不幸的是，术后他的肠子又破了，造成肠漏，大便从其中不断地漏出。  
1978年初，王近山病重，中央领导极其关心。叶剑英打电话到南京军区说：“吃什么药给什么药，南京不行就送到北京治疗。”再次复出的邓小平也多次打来电话询问病情，十分关注将军的生命安危。  
1978年5月7日，中央军委训练部主任宋时轮到南京时对军区领导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对王近山的评价：“二野在解放战争中谁的功劳大？是王近山同志，在许多艰苦战斗中最后是王近山同志去完成的。” 王近山病重期间，老首长、老部下、老战友纷纷从各地赶到南京看望他，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和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也曾专程赶来。  
韩岫岩从北京赶来想看望他时，表示愿意为他康复出一份力气，但王近山至死不愿再见发妻一面。

1978年5月10日，将星殒落，一代名将与世长辞……  
王近山去世后，邓小平在讣告上特注：王近山为军区顾问。
5月17日举行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李德生、彭冲、宋任穷等都送来了花圈，而其他生前好友送来的花圈就更多了，摆满了悼念大厅。追悼会的规模原定500人，实际参加1000多人。

又过了十三年，为纪念王近山的文集出版，老首长邓小平特意为这位桀骜不驯而又战功赫赫的爱将深情题词：一代战将。

蓝色小鹿

这个这个，连婚姻都归“组织”上管，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