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国年代 他们成为这里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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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国会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建国总理李光耀当晚在新闻发布会中，含着泪宣布新加坡脱离大马，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段艰辛的建国历史深深烙印在年长新加坡人的脑海中。他们之中，有不少是当年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度远渡重洋的“新客”。48年过去了，他们在异乡经历了建国的动荡，逐渐把这里视为家园，并在这里落地生根。
本期《新汇点》访问三名当年的新移民，听他们对那段建国历史的回忆，以及他们当时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与认同，审视他们的个人故事又是如何穿插在整段国家历史洪流之中。

■身份认同是慢慢形成的
三江会馆副会长崔吉忠（66岁，验光师）1955年随母亲从中国宁波来新加坡，与在本地经商的父亲团聚。他当时7岁，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繁荣热闹。他说：“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车辆和高楼，第一次看到英语字母ABC。我进入本地小学就读，学到的头两个英文词汇就是猫和狗，呵呵。”
崔吉忠的父亲早年在香港经营眼镜店，有算命师指点他应该到南方发展，他于是来到新加坡，发现这里有市场，便在桥北路开了眼镜店。
崔吉忠回忆说，店里的员工和家里的妈姐都是广东人，因此他大部分时间都讲广东话，只有与母亲交谈时才讲宁波话。他以英语受访时说：“后来我到英国读大学，很多同学来自香港，他们压根没发现我不是广东人。我很庆幸来到新加坡，为我掌握多个语言打下基础。”
他的父亲认为，英语是经商语言，也是社会共通语，而华校的课业相对繁重，为了让儿子轻松地读书，所以把他送入英校。
适应形势的改变
50年代是新加坡学生运动火红的年代，许多华校生出席群众大会及参加政治运动。崔吉忠追忆说，他的学校生活平淡无奇，主要专注于学业，与华校生好像生活在不同的国家。
他说：“当时确实有许多学生抗议活动，但我对它们没有产生太多想法，也不知道华校生为什么要抗议……那时的想法很简单，过一天是一天。这里天气好，食物也好吃，日子过得十分安逸、宁静且缓慢，不需要做什么挣扎。”
崔吉忠的成绩中等，顺利升上维多利亚中学。随着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崔吉忠每天早上在学校集会中所唱的《天佑我女王》也被《前进吧，新加坡！》所取代。
进入60年代，新加坡时局变得更复杂。由新加坡、马来亚、沙巴和砂拉越组成的马来西亚联邦在1963年9月成立，然而新加坡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稳定，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当时也极力阻扰联邦的成立。
1964年7月，本地发生大规模种族暴乱，那时崔吉忠已16岁。他说：“我记得当时戒严，学校停课，我整天待在家里。对种族暴乱会产生什么后果，我其实没太多的想法。”
然而隔年的新马分家，却对他们家的生意带来不小的冲击。他说：“建国前新马两地贸易自由，我们可直接把眼镜批发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独立后，出口眼镜到马国有了障碍，必须在那里找到联系人，获得许可证，支付一些费用，安排对方检查后才能顺利通关。形势出现变化就必须适应。虽然需要下更大功夫，但我们设法一一克服，所以与马国的生意得以继续。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年。”
对新国家的骄傲
新加坡独立后不久，崔吉忠完成了A水准会考，前往英国伦敦城市大学修读验光学，以便后来他子承父业。他说：“新加坡当时是个既小又新的国家，我那一批的新加坡留学生却对它有深厚的归属感，对独立感到无比骄傲，总会热情地告诉当地人，我们是新加坡人。”
虽然不是土生土长，但崔吉忠说，从抵达新加坡那刻起他就不曾觉得自己是外国人，这和他在英国所感受到的陌生感觉完全不同。他说：“新加坡人的身份与认同是一种慢慢在你身上形成的东西。大学毕业回国后，我在1975年成为国民服役警员，那次经验让我更好地了解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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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吉忠的妻子是土生的客家人，两人育有三名孩子。他说：“我的籍贯在本地是少数，但这不重要，因为我们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经过这么多年，我的根已在这里，这里就是家园和祖国。”

■站在新闻前线记录建国历程

本地淡米尔文作家沙利（J.M. Sali，73岁）在1964年5月来新。当时他25岁，刚获得印度真奈一所大学的硕士学位，便接到本地淡米尔文报《淡米尔之声》（Tamil Murasu）的力邀，乘坐轮船抵新。

那刚好是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新加坡1963年大选结束不到一年的时候。作为记者，沙利站在新闻前线记录我国的建国历程。

令他记忆深刻的就是建国总理李光耀在新马分家前所提倡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Malaysian Malaysia）理念，反对以土著为优先的政治，让各个种族有平等的权利。

对抵新不久的沙利而言，这样的理念充满希望，标志着新加坡将是一个平等对待所有人，属于所有人的地方。隔年的8月9日，沙利接到一项史无前例的任务：前往政府大厦，报道新加坡宣布独立及第一届政府的宣誓就职。

沙利追忆说，当时气氛非常凝重，李光耀显得极其伤心。沙利当时的想法则是，离开马来西亚，新加坡并没失去太多，所以不必为未来太过担心。

新加坡独立后，他继续担任报社的记者和编辑，撰写小说，也协助政府部门，如卫生部和建屋发展局，将宣传政策和计划的小册子翻译成淡米尔语，向本地淡米尔族群传达信息。

沙利去年获颁新加坡文化奖，好些人知道他撰写过56本书，文体跨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戏剧及儿童文学。其实他翻译过的政府宣传册子多达100多份，多到连他自己也数不清。

1971年，沙利回印度工作，但在1982年又回到新加坡，加入新加坡广播局（新传媒的前身）。1990年他成为新加坡公民。

他说，成为公民是自然而然的事，他有不少小说作品就刻画了新加坡的成长和点滴。他说：“这里有许多印度庙宇和印度文化场所，令我感到自己好像就在家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