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5. 张一兵 (dzypfgm): 萨特和他的《辩证理性批判》

海之涛

(218) 张一兵(dzypfgm): 萨特和他的《辩证理性批判》[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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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位伟大的现代文学家和哲学家，萨特是20世纪最富争议、对现实生活影响和渗透面也最为宽泛的人，在这点上，萨特不愧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在他自我指认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萨特遭到的误解可能亦是最深。纵观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进程中，我们迄今尚未寻得与萨特相契合的能够盖棺定论的理论牌位，个中的主要症结，恰在于后人对萨特那个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辩证理性批判》的严重误认。
   
    在国内学界，萨特实在不能算是个被冷落的人。自上个世纪70年代始，萨特的存在主义就在中国广大青年学生中拥有众多读者。在我自己的研究生时代（70年代末），文科学生中最时髦的气派做法就是动辄在腋下夹一本萨特的书，以示自己的见识和品味。同学间谈论最多，也是萨特那句“他人对我即是地狱”。此后，萨特和他的作品一直都是中国学界非常注目的研究对象。可是在中国，萨特主要是作为文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1950年以前作为法国存在主义者的“第一个萨特”）被理解的，与此相应，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萨特（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时的“第二个萨特”）。之所以如此，虽然也与《辩证理性批判》中译本的缺席有关，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显然在于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一文的难解性。波兰人学家沙夫曾将该文本视作“最神秘的哲学文本”，而当时法国哲学家塞夫也曾经说过，整个法国，如果能有超过200人真正读完这本书，就可以称得上是个“奇迹”；那么，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倘若能有超过20个人，真正认真读完并准确理解这本书，那也是个奇迹了。因此，凭心而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个萨特，直至今日仍然是我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理论白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是萨特于1957－1960年完成的一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巨著（全书共计39万法文语词，译成中文则达79万8千余字）。此书于1960年4月在巴黎出版，第一卷的标题为“关于实践的集合体的理论”，第二卷原定研究总体化问题。除去序言，第一卷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方法问题”，第二部分是全书的“引论”，第三部分是第一卷第一部，标题为“从个体‘实践’到惰性－实践”，第四部分是第一卷第二部分，标题为“从群体到历史”。我个人认为，第一卷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一、二部分，也就是我们在此解读的中心文本。客观地说，这部长达750页（中译本达1000页）的巨著中，水分实在太多，写作也显得十分粗糙。水分太多的原因是萨特经常通过小说式的描述来具体化哲学观点。据萨特自己的回忆，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始终是依靠服用兴奋剂（克里特拉纳）而维持“每天写十页”的情境下。 相比而言，已经独立出版过的“方法问题”略显精细一些。而后面的第一卷除去“引言”的正文部分真的就只是未经修改的草稿。在这点上，塞夫和沙夫的批评是公正的。 萨特后来放弃了计划中第二卷的写作与出版。该书的中译本，先有徐懋庸先生译的第一卷第一部分，即“方法问题”，于196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后附有此书出版不久迦罗第、沙夫等人的十篇讨论文章。我个人认为，徐先生的译本与萨特的原初文本语境更为接近一些。所以，在解读《辩证理性批判》的“方法问题”时，我要依据的是徐先生的译文。1998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林骧华等人合译的《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的全译本（上、下册）。由于此中译本在翻译上存在较大问题，故笔者引用此书第一卷文本的有关词句时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较多的改动。
   
    依我的观点，《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话的一份重要文献。书中，萨特自称以存在主义填补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空白，在某种意义上，他倒真是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在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层面上，萨特有自己异常深刻的一面。可是，由于他没有真正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特别是他的经济学），所以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历史辩证法就成了悲苦个人在匮乏物境和他者（Autre）之狱的无尽黑暗中一曲戴脚镣的孤独之舞， 也是萨特创作的一出深刻的历史戏剧。
   
    萨特明确说，《辩证理性批判》一书是要为“任何一种未来的人类学的绪论”奠定基础 ，其直接目的是“创立一种生成的和历史的人学”。 此处的两个定语很关键。“生成的”即源于个人实践的创造性的生存建构，“历史的”即这种创造永远基于特定的历史物质条件的制约。这种理论定位在马克思哲学逻辑中是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被抛中的筹划。我以为，这种人学已经不是1946年第一个萨特临到后期时所言说的那个原来意义上的存在主义人学 ，而是一种已经发生了重要理论质变的关于人的新学说。根据我的研究成果，作为法国存在主义者的第一个萨特的理论基础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围绕《现代》杂志所发生的面对现实的理论争论中开始动摇的，其实，根据当时争论的具体语境，产生变化的，首先倒是梅洛•庞蒂和波伏娃的思想，后二者先开始较多地接近马克思主义，而萨特的想法是在40年代后期才开始初步改变的。 1946年，萨特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是这种变化的标志。1950年以后，萨特开始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忽视萨特此时思想上的巨大改变，而仅仅将《辩证理性批判》视为《存在与虚无》中人学的简单延续是不对的。 依我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萨特遭遇并有条件地肯定了马克思主义。 这是第二个萨特，即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萨特诞生的关键因素。萨特说，他的新人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存在的思想体系和它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块飞地”。“飞地”的意思是指存在于某一思想之中，却又不同质这一思想。萨特自己宣称：“马克思主义自己产生了它，却同时绝弃了它”。
   
    也正是由于已经深入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萨特才自认为他的存在哲学“重新获得生命”。他说，如果更深入一些看，这种新的养料其实主要来源于黑格尔哲学的两个要求：“如果某个作为一种真理的东西应该可能在人学中存在的话，那么，它必须是变化的，它必须成为总体的”。 这也就是作为存在与认知的辩证法。当我们将这种因素贯彻到人的学说中去，就将呈现一种总体化的历史的“人的真理”。这当然也会是一种新理性。如果说，理性是认知与存在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新的理性就会是对“历史的总体化和总体化的真理之间的关系”的把握，即历史知识本身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é）。 萨特说，这就是辩证理性（dialectical Reason）。
   
    当然，萨特也明确说，辩证理性并不是他今天的发现，早在19世纪初，辩证思想就已经成为一种理论自觉。可是问题在于，“自马克思以后，辩证思想对它对象的关心已经超过它对自身的关心”。言下之意，辩证思想较多地关心人之外的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而恰恰忘记了人的主体本身才是辩证法真正的原动（Agent）。产生这种问题的缘由是马克思主义所承载的辩证理性自身的理论僭越和内在缺失。所以，萨特说：“我们的意图是批判的，它将试行确定辩证理性的有效性和它的限度”。 这就是辩证理性批判。很显然，这是在模仿康德。 萨特没好意思说，他想证明的问题是：辩证理性是何以可能的？
   
    萨特的这部宏篇巨著，按计划分为两卷，在第一卷的前面，他将“方法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放置在全书之首。 这一部分的论说主旨是他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互补关系。如果说《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一种“生成的和历史的人学”（萨特自己的想法，马克思的人学只是历史性的话语，而他自己的人学则是生成性的话语），那么，“方法问题”首先就是要解决这两者是如何整合起来的。其中，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条很重要的理论界划。在这种说明中，萨特一是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从他称之为“辅助学科”的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中汲取新方法论养份，以形成一种新的反思中介；二是重点讨论了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分析构架的反向补充，即历史性的前进和生成性的逆溯方法。其后，是作为全书的一个“引论”。在此，萨特主要正面描述了他试图建立的人学辩证法逻辑结构。其中，作为人的实在性的谋划、批判的辩证理性和总体性与总体化的区分成为中心论说对象。其实，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也仅仅完成了第一卷。按他自己的计划，原本第一卷是要解决人类实践的“集合体的理论”，主要是想批判性地描述人类存在在匮乏的条件下总是从构成性个人实践沉沦为一种制约个体活动的外在的惰性实践，这种惰性实践先是个人面对物性实在的对象化中的物化，尔后又主要体现在个体存在与他人共在中的集合异化（群、集团等）以及拯救。萨特原定在《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二卷中研究第一卷讨论的各种历史因素的现实变化流动和总体化运动过程，可是，他最终放弃了这部论著的出版，并且十分坦率地承认，这是一种理论失
   
   
   
    （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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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公民在社会生活中: 既是服务者又是服务对象,既不能充当恩赐者亦不需受谁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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