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与邓小平

爱琴海

李光耀与邓小平
                                         2015年0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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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炳
近几十年来，亚洲何幸出了两位政治巨人，一位是中国的邓小平，一位是新加坡的李光耀。他们同具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和政治智慧、敏锐的洞察力和敢于面对现实的务实态度。这种特质，使他们能以无比坚强的魄力排除万难，完成了国运复兴与建国大业。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时间长跨四十多年，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从政理想，时机一到，便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终使中国和平崛起；李光耀率众民从英国殖民地政府手中争取新加坡自治权以及与马来亚合并为马来西亚国而奋斗多年，但因政治理念不合而被逐出马来西亚，含泪忍辱负重地把一个贫困的新加坡打造成第一世界的富足国家。
在惊涛骇浪的政海中，他们随时会遇到暗潮汹涌而灭顶，但他们都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精神，为实现政治理想而奋战不息。他们的大勇精神，来自对于国家的热爱。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李光耀说：“我把我的生命，如此多的时间，用来建设这个国家。除此之外，我不需要再做任何事。到了最后，我得到了什么？一个成功的新加坡。我付出了什么？我的一生。”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才济济，只因屡遭内忧外患所困，人民如一盘散沙，国运始终不振，自邓小平复出，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兴利除弊，国势日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世界各地商人、游客、留学生纷纷涌入神州大地，而生活改善了的中国人也纷纷奔向世界各地。
新加坡是个毫无天然资源和屏障的弹丸岛国，国内种族、宗教与文化复杂多元，又是个建国才50年的新兴国家。建国之初，民生困顿，百废待兴，前景极不明朗。李光耀运用其政治智慧，运筹帏幄，率领其团队极力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兴建组屋计划、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贪污调查局、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不懈，成功使得新加坡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
他们二人在治国期间，经常席不暇暖地东奔西跑，走南闯北，所为何事？世人皆知，他们都各为国家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一心一意、每时每刻都在为国家精打细算，并不因为别人的嘲讽或打击而放慢前进脚步。他们只求把事情做到最好，并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为此，国人对他们更为敬仰。有些成功的果实，他们未必尝到，例如李光耀无法出席建国50周年纪念仪式，邓小平无法亲临香港见证回归大典。
他们都是务实的为政者，不做纠缠不清的意识形态论辩，不喊空洞僵硬的教条口号，不搬用艰深晦涩的政治学术语，用的是浅显语言和例子来彰显深奥道理。譬如，李光耀说：“新加坡是一只虾米，但必须是一只有毒的虾米，才能免于被侵略，不受欺负。这里，有毒并不美好，但是管用、可行。这正是硬道理的特质。”他还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是新加坡。即使他躺在棺材里，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利于新加坡的人或事，也会从棺材里跳出来。邓小平用语更浅白，人人能懂。他说：“不管白猫黑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摸石头过河”，“犯错不可怕，错了不改才可怕”等。
他们在执行政策上，都是铁汉，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于有损国家利益之事，绝不手软；在家庭同是柔情对亲人，俯首甘为孺子牛，教子弄孙，平静温馨，家居讲求整洁，家用务必俭朴。约翰?莫利在《卢梭》中有句名言：“把政治与道德截然分开的人，既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也不懂得什么是道德。”以这句话来形容李、邓二人，是很确当的。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聆听了李光耀的分析后，竟以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承认并改正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主张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邓小平的胸襟，使李光耀极为感佩，他由衷地说：“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扭转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总括而言，个人认为李光耀是创造新加坡历史的英雄，邓小平是扭转中国命运的英雄。两雄有幸在有生之年相遇相知，产生无限正能量，造福了新加坡、中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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