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铭：过度依赖外劳对新加坡经济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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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横 陈士铭 现有主要的客工来源国可能基于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或是保障国民在海外工作的福利等因素，收紧国民到外进行某类工作的条例。这些变动都不是我国所能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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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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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变革与改造在不同年代的不同社会是充满重大挑战的。经历了两年有余的全球金融风暴后，本地大小商家惊魂甫定，我国政府在刚发布的财政预算案中又提出一系列旨在促进生产力的配套措施，包括分阶段调高外国劳工税和拨款55亿元协助企业提高生产力。尽管政府在财政预算案发布前已经私下与一些受影响的业界沟通，并放出风声说外劳税可能调高，仍有一些商家至今对外劳税的调高抱有顾虑，觉得这项措施只会加重他们的营运成本，相信在一段时间内，如何说服这些商家积极对待这项措施并积极作出调适，是决策当局的一大考验。
　　依赖外劳在过去十年内一直是本地各行各业的普遍现象，理由不外是外劳成本较低以及本地人不愿从事于某些工作等。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为了纾解本地企业在聘用员工的困难，我国政府对企业聘用外劳的政策是相当宽松的，以致于外劳占本地劳动力的比例节节攀升，到了去年更达到总体劳动力的三分之一，而像建筑业等一些行业甚至远高于这个比例。政策的宽松政策加上外劳供应的充裕，无形中助长了一些商家甚至整个行业对外劳所带来的成本效益产生了深信不疑的态度。在他们眼中，只要廉价劳工继续为他们效劳，他们的业务即使不是蒸蒸日上，也还是有利可图。至于采纳新科技或是自动化设备，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与加重经营成本划上等号。 依赖外劳增加经济的外部风险 　　在崇信外劳作用以及追逐短线盈利的驱使下，本地不少商家在这些年来鲜少自发式地采取措施扭转依赖外劳的局面。撇开大量外劳涌入我国所造成的潜在社会治安成本不谈，过度依赖外劳也无疑提高了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风险。本来就属于外向型的我国经济，一直以来都已经要面对海外市场各种波动所带来的冲击，如今随着外劳所占总体劳动力比例达到了高水平，我国经济又增多了一层外来冲击风险，那就是外来劳工供应方面的冲击，而这不是我国任何决策者所能忽略的，毕竟突如其来的外劳供应短缺可造成局部经济生产的停顿或瘫痪，对我国经济所造成的打击可大可小。 　　如果说这样的危机在眼前没有在我国发生，并不等于以后不会发生。事实上，本地区域近期就已经碰上这个问题，其后果有目共睹。中国珠三角地区刚在春假结束后，就遭遇民工荒问题，据报道当地缺工多达200万人，结果厂商为了应付民工荒，被迫增加薪酬和各种福利来吸引他们回流，但是问题迄今还未完全解决。试想，外劳要是有一天突然都不来这里工作，那么惯于聘用廉价外劳的商家，是不是也要诉诸加薪的手段来吸引他们呢？而这样一来，不仅他们的盈利遭受侵蚀，我国一些行业运作短期内也势必受到冲击，但劳工短缺问题能否就此获得解决，也还是个未知数。 　　其实从本地过去十年和今后十年的外劳聘用趋势来看，局部行业面临聘用外劳难题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就拿房屋装修业来说，来自马来西亚的工人就已经开始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越来越多年轻的马国人近年来都已经不愿过长堤来这里从事体力劳动工作，而这不是单单加薪就能解决的。此外，各国修改输出劳工的条例也是个不能忽略的因素，现有主要的客工来源国可能基于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或是保障国民在海外工作的福利等因素，收紧国民到外进行某类工作的条例。这些变动都不是我国所能控制的，而我国政府也不能等到那时出现外劳短缺时才采取应对措施。 　　所以政府在刚发布的财政预算案中重点强调提高生产力的措施，是颇具前瞻性的做法。现在也是那些抱有顾虑的本地商家要开始反思应否继续依靠大量外劳的时候了。按理说，本地企业能早点自发地意识到依赖外劳的潜在问题，采取措施来扭转局面并提高生产力，而无须对政府此时调高劳工税有微词，肯定是较为理想的局面。不过从过去的劳工聘用数据来看，本地很多商家都似乎没有这样的先知先觉和危机意识，而政府也不可能坐待商家继续大量聘用外劳，以致整体生产力持续低迷并任由劳工短缺危机爆发。本地企业若能以正确和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减少依赖外劳的一系列措施，长期来说对它们的营运还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是本报财经新闻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