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在阳光下行走》

哲学就像内裤

按：这是《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序言。这本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像是天真可笑的堂吉诃德，徒劳无功地与风车搏斗，一日比一日沮丧，一日比一日绝望。时至今日，这本书的问世依然是遥遥无期。我只有先把序言发上来。这是我的原稿，如果编辑大人可以高抬贵手，给这本没什么安全问题的书一条生路，你们就会发现他删掉了多少。

在阳光下行走（代序）

（一）

2009年末，我混进了江西上饶的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23天。那是一个未曾经历的世界，就像《西游记》中的盘丝洞和狮驼国，或者是爱丽丝穿过兔子洞到达的那个古怪去处，每件事都很荒谬，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生于文革，长于大陆，自以为对人间荒谬略有所知，到了上饶才知道，原来我的经验不过是豹之一斑，荒谬的年代从未真正终结，它就在我们身边。
在那黑暗的23天，我看到善良的好人被骗子愚弄，过着悲惨的生活；我看到人们离乡背井，为一个谎言虚耗时光；看到被践踏的伦理和情感，每个人都在欺骗自己的亲人；我看到病体孱弱的老人、营养不良的青年，他们经过了邪恶的教育，越发乖张和贫穷，对社会抱着深深的敌意；我看到家破人亡的惨剧，也看到洗脑的严重后果。我始终在问自己：为什么一个愚蠢的把戏竟能欺骗如此多的人？为什么传销者竟敢明目张胆地行骗？为什么传销一打不绝、再打不绝、总打不绝，甚至连“政府打击”本身都成为行骗的借口？
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这就是一个适合传销的国家。所有传销者都有相同的特点：缺乏常识，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急功近利，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他们无知、轻信、狂热、固执，只盯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却看不见近在眉睫的事实。这是传销者的肖像，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肖像。传销是社会之病，其病灶却深埋于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之中，在每个人的肌肤之中，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它就会悄悄滋长。
23天中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现在我把它写成一本书，书中没什么过人的见识，只有一些平常的人、平常的事，和一些人人都该知道的家常话。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常在自己的书里写一句话：供内服用。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剂苦药，可以在人们心中植下清醒的抗体，帮助他们抵御传销病毒。这邪恶的瘟疫肆虐已久，世间苦无良药，但愿我能够为此做点什么。

（二）

传销不算什么新鲜事，每个中国人都听过，很多人都有切肤之痛，电视、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人们听多了，见惯了，就把它当成一只烂苹果，既不问它为什么腐烂，也不在乎它烂到什么程度，轻挥手就把它丢到脚下，任它在那里彻底烂透。
这是当代中国一个公开的秘密，就在每个人眼皮底下，却从来没人愿意真正睁眼看看。传销者不了解传销，因为他们格式化的脑袋已经无力辨别；普通人也不了解，因为他们离得太远，而且根本就不在乎；连那些神通广大的媒体人也缺乏真正的了解，他们报道传销、拍摄传销，却永远忽视传销，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问题。没有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传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怎样洗脑？洗脑又是怎样实现的？为什么传销者竟会为了一个愚蠢的谎言如此狂热？
根据可信的统计，到2010年，中国大陆的传销者已经接近或超过一千万，这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这些人大多都是受害者，最终将一无所获，两手空空。他们经过了长期的邪恶教育，都患有程度不同的“善迟钝症”：人格扭曲、藐视道德、仇恨社会。接下来将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困局：在不远的将来，就在我们身边，将有1000万个赤贫而且走投无路的人。1000万双怨毒的眼，1000万双颤抖的手，1000万个陈胜吴广。
2009年2月28日修订的《刑法》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把“传销”定义为“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活动。这个定语很长，读起来也很枯燥，是迄今为止对“传销”最权威的定义，但远远谈不上准确，“一定顺序”云云，更是说的含混而笼统，远远达不到法律所要求的精准。
这条法律所定义的“传销”还是上个世纪的事。20年间这病毒几经变异，早已不复当年的面目，现在绝大多数团伙都不提供任何商品和服务，只是单纯的欺诈和拉人头（活跃在广西等地的“纯资本运作”就是明证），在我看来，“传销”二字本身就是个错误，而且早已过时——既然没有“销”，又谈何“传销”？把“诈骗”称为“传销”，这本身就在误导民众和混淆概念。我也反对把此罪名列入“扰乱市场秩序罪”或“非法经营罪”，因为它扰乱的不仅是市场秩序，更是基本的公序良俗；它不仅骗钱，而且害人，乱人心智、坏人健康、毁人家庭，如果把这时代的道德比喻成一个满身流血的病汉，传销者干的就是往他身上一把一把地洒盐。
按照《刑法》，普通诈骗罪的最高刑期为无期，盗窃罪甚至可以判死刑，与此相比，“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社会危害更大，对人的摧残更深，而量刑却明显过轻，对普通传销行为只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才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用法律术语讲，这是明显的“罪刑不相适应”，罪恶极大，惩罚却极轻，与其说是在打击传销，还不如说是在鼓励传销。
如果可能，我希望给这种罪行以更准确的命名（例如参照国外法律，将之命名为“金字塔诈骗计划”），在刑法中单独列罪，或者归并到“金融诈骗罪”或“非法集资罪”。与它所犯下的巨大罪恶相比，除了死刑，再重的刑罚都不算过分。

（三）

金字塔诈骗计划在所有国家都是犯罪行为。然而中国政府却在此问题上一再失误，1990年轻启邪恶之门，使大量的传销团伙甚嚣尘上；1998年取缔传销，却又留下了一扇祸患之门，保留了一些类似的、含混的型态，同时在概念上极度糊涂，把传销、直销和金字塔诈骗计划混为一谈，导致大多数国民都在此问题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常见的误解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认为传销在国外是合法的，只有在中国才是被禁止的；
二、认为传销是进步的新事物，而传统的卖场销售是落后的旧事物；
三、认为传销本身不是坏事（否则当初国家怎会批准？），只是因为人的素质不高，好事才变成了坏事；
四、认为传销分为两种：合法传销与非法传销；
五、认为传销确实能够赚钱，只是政府不允许。
这些全是错的。我们平常所说的“传销”，其实就是“金字塔诈骗计划”，它在哪里、在任何时候都是犯罪行为。除了幕后最大的黑手，普通参与者不仅赚不到钱，反而要赔光一切，赔上时间、金钱、健康，赔上亲情、友情与爱情，甚至还要赔上生命。
20年间这种病毒已经产生了几代变种，光我知道的名目就不下20个，除了所谓的“连锁销售”，还有（纯）资本运作、直复营销、直复加盟、框架营销、网络营销、网络加盟、人际连锁、人际加盟、加油站……每个名目背后都是数不清的团伙，每个团伙都有数千、数万乃至数十万人。
这是经济邪教，也是恐怖的瘟疫，20年间千万人身陷其中，千万亿资金流失。数不清的家破人亡，数不清的兄弟反目，数不清的流离失所，数不清的罪恶，数不清的灾难……
然而这眼皮底下的罪恶却一直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政府视之为疥癣之疾，普通民众视之为蠢人才会上当的把戏，媒体渲染一下、报道一下，转过身就丢到脑后。人们依然漠视，依然姑息，依然纵容。而传销者就躲在我们身边的黑暗洞窟中，被骗、骗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睁着血红的眼，怨毒地瞪视着整个世界。
在《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揭开封皮，放出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从此开启了一个动荡流血的时代，千万人死亡，千万人于路痛哭。这故事与中国传销如出一辙，巧得很，妖魔飞走的地方就在江西龙虎山，离上饶很近，在那里，我曾亲眼目睹这些转世的妖魔如何横行人间。

（四）

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惑：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能被别人洗了脑？我的经历证明：洗脑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只要合适的环境、足够的时间，给一个人洗脑不会比格式化一张电脑磁盘更困难。人类的理性貌似强大，实则从来都不可靠，把狼驯化成狗很困难，把人变成蠢人则十分简单，要想把一个正常人变成传销者，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了。
为了洗脑，传销团伙都编造了大量的谎言，这些谎言可以分为三大类：
首先是“合法性谎言”，为了证明自己合法，每个传销团伙都会竭力与“传销”本身划清界线，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新生事物”，国家支持这个新事物，引进他们，暗中扶持他们，并且为他们制定了大量的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大到入伙费交多少钱，小到每顿饭吃多少米、吃几瓣蒜，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法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会编造大量的领导讲话、会议精神、媒体报道，把层层光环都扯到自己身上，然而我们知道：这世上能发光的不仅是太阳，污水里冒出的肥皂泡也会偶尔泛出微光。
其次是“伟大使命谎言”，此处他们要虚构一个黑暗的社会现实：经济危机、物价飞涨、民生凋敝、企业破产……而更加不堪的是中国居然加入了WTO，洋货即将大举入侵，到时没破产的也要破产，破了产的再破一次，真叫个“国势糜烂，不可想矣”。正是这种种内忧外患，国家才破例引进了他们，要靠他们振兴中华、抵御列强、发展经济、造福人群……，一句话，中国的未来就指望他们了。为了这个伟大的使命，大多数团伙都会强迫他们的成员饿肚子，即使饿得要死，这些可怜的人们依然觉得自己在拯救国家。
再次是“美妙前景谎言”，每个团伙都会以百倍乃至几百倍的暴利来引诱新人，投入3800元，两年回报380万；投入36800，回报1500万……，为了证明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他们还会虚构出许多有名有姓的发财故事，把马云、黄光裕这样的企业家也指认为传销英雄。这本来只是个单纯的金钱骗局，但在传销者口中，它还同时是一个国家培养人才的摇篮，成才之后，国家会扶持他们做官，扶持他们经商，甚至会安排他们免费出国深造。这些话是如此难以置信，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信以为真。
除了谎言，传销团伙还有一套完整的洗脑程序：先创造出一个真空环境，禁止成员接触任何外界信息；然后营造出温馨的家庭氛围，所谓“行业就是一个大家庭”，使成员放松警惕、消除顾虑；还有宗教般的仪式、军事化的管制，使人无条件服从，并能从中体会到宗教般的神圣与狂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这些谎言要讲上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在全国各地，在大江南北，在每个城市的黑暗角落中，这些荒谬的理论和言语不断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我说过，人是虚弱的动物，而语言的暴力就是最大的暴力，这是与世隔绝的黑暗洞窟，当狼牙棒高高举起，再坚硬的脑袋也只是一堆血肉之泥。
他们制造愚蠢。于是，一个白痴诞生了，两个白痴诞生了，一千万个白痴诞生了……
他们鼓吹仇恨。于是，一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两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一千万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

（五）

1960年安徽凤阳的武店公社有个医生叫王善生，那时正是大饥荒时期，许多人患有浮肿、闭经和子宫下垂，公社干部找王医生来治疗，他看了看，说治不了，因为“少了一味药。”
那味药就是粮食。
50年后，有一种社会之病久治不愈，原因也是少了一味药，这味药就是常识。
18世纪时托玛斯.潘恩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字就叫《常识》，这本书的重要性堪比1776年的《独立宣言》，它并不深刻，却把许多人从梦中摇醒。夸张点说，正是这本书造就了美国两百多年的繁荣昌盛。而在当下中国，在传销肆虐的当下，人们最缺的也正是这个：常识。
常识并不总是令人激动，但它不可或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说出一些常识，更希望它能够唤起整个社会对传销的重视，不要假装它不存在，也不要假装看不见，正视现实，从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中检讨其成因，分析其现状，然后采取合理而富于人性化的措施，挽救失足者，惩治作恶者。传销者做的是坏事，可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坏人。他们需要的是仁慈的帮助，而不是残酷的惩罚。需要惩罚的是这邪恶的骗局本身，更是形成和助长这邪恶骗局的制度。
我希望看到希望。这希望很简单：让常识在阳光下行走，让贫弱者从苦难中脱身，让邪恶远离每一颗善良的心。

2010年9月，广州

哲学就像内裤

按：感谢《人民文学》杂志的厚爱，我获得了今年人民文学奖的“特别行动奖”，今天下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颁奖，我的朋友邱华栋让我准备一段获奖感言，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些文字，但由于时间关系，这篇感言未能在现场发表，现在我把它发在这里。

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如果没猜错，“特别行动奖”表彰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的勇气。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荣誉，听着就像赞美一个足球运动员打群架很厉害。我对此十分惭愧，因为我并不勇敢，一个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与什么传销团伙周旋，而是在大众沉默之时，在真相不能言说之时，坦然而磊落地走进人群中，讲出他本应讲的话，为了真相和良知，敢于发于不和谐的声音，敢于犯举国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检举罪恶。这与真正的勇敢相去甚远。我必须承认，这点勇气并不值得嘉奖，我依然是个胆小的懦夫，我说的都是安全的话，我所批评的，都是允许我批评的。
这本书已经完稿多时，可迟迟未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编辑，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他发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锋，我摔了一个杯子，骂了几句粗话，把我家的墙壁狠狠地揍了一顿，最后还是投降了。
这位编辑是个谨慎的人，对现实的处境怀着深深的忧虑，不管什么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按他的意思，这本书最好不要出版，这样最安全；即使不得已要出版，最好不要讲出任何真相，因为真相就意味着危险；如果不得已要讲一点真相，切记不能发表任何观点，如果我有观点，我就是危险分子。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见，但据我所知，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这本书是我的传销纪实，传销团伙内有个说法：只要投入3800，两年之内就能赚到500万。为此我写了下面这一段：
我飞快地算了一下，我们“体系”有近200人，每人赚500万，那就是将近10亿，盈利能力相当于中国移动的一家省级公司。如果全行业700万人都能赚这么多，那就是35万亿，远远超过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赶日超美只是眨眼间的事，我中华上国分分钟就能一统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可以“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中国农民，拿根棍子就能击落帝国主义的隐型战机，根本不用发展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连兵都不用养一个。
这位编辑把“赶日超美”后面的话全都删掉了，我问为什么，回答说太敏感。我说这些话傻子也能看明白啊，这不是讽刺之语吗？有什么可敏感的？编辑说讽刺也不行，必须改，好吧，既然不能尖刻地讽刺，那就温柔厚道地讽刺，他说“中华上国一统天下”敏感，好吧，理解，删掉。“中国农民”也敏感，这我就不能理解了：一个中性词，有什么好敏感的？编辑说“农民”二字有歧视之意，好吧，我假装理解，改成“传销者”；“帝国主义的隐形战机”也敏感，好吧，理解，改成“高科技无人驾驶的隐形战机”，编辑说不行，“战机”也敏感，因为涉及军事。我向他请教：书店里有那么多直接讲军事的书，它们都能出版，为什么我“涉及”一下都不行？对方答复：这个问题不予讨论，反正“战机”二字必须改。可这是核心词，改无可改，只能全部推翻，最后改成“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传销者，拿根棉花糖就能打败金兀朮的拐子马。”
书稿中还有这么一句：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就叫“河南体系”。除此之外，还提到了广西体系、山东体系、四川体系……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可是在编辑眼里，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也有安全问题，因为“河南人”3个字涉嫌地域歧视，他建议我这么改：他们都是河南农民，这团伙就叫河南体系，以河南人为主。我提出质疑：你再读一下我的原话，请问，我有一点点歧视河南人的意思吗？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一定要改？对方回答：把河南人具体定义为“河南农民”，这样高素质的河南人就不会提出抗议。我跟他谈判，说我原来是两句话，你改后成了三句话，这样不太简洁，我们把第一句删掉好不好？他想了半天，答应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的原文是：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就叫“河南体系”。修改之后变成了：这团伙就叫“河南体系”，以河南人为主。
在另外一处，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印度风味”的屁，我承认，按某种标准，这就叫做低俗，可怎么也该算是“无伤大雅”吧？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这次的问题出在“印度”两个字上，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说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可是我又想：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南中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编辑要求必须修改。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我忍不住要想：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后来在网上搜索，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还有《南中国》杂志，有一部电影叫《南中国：1994》，拿了金鸡奖；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南中国”这个字眼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这一回合，我赢了。
正如你们所猜想的，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农民、帝国主义和一个屁，还有更多的字、词、句、段落，甚至是章节，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敏感词辞典》，其中包括制度、体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词、一些动词、一些形容词，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在这本辞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国家，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也包括“中国人”，在《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很多处，“中国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数人”，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编辑就会改成“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没错，在此时，在这里，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个神经病。
一定有人会说，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不足以代表全部。我承认，可我还是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制度，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如此恐惧？我还要承认，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制度，才会让我，一个守法公民，一个写作者，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
在场有许多记者，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不，我并不愤怒，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因为我相信，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在这本《敏感辞典》的编撰过程中，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当我检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删掉一些字眼儿，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我把这称之为“阉割式写作”，在某个意义上，我就是一个太监，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有些不能写；有些话可以说，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们的母语，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动的；有一些是我们用的，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用词不当罪”。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上面写道：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会说些什么？下面给出了答案，他说，其实，我是一个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我只是一个潜在的“词语犯”。
有人也许会说，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可我的感觉是：我已经快要窒息了。在千疮百孔、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安全的字越来越少，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我要说，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这是我们的母语，伟大的汉语，庄子、李白、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也许很多年后，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美丽的篇章都已经失传了，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我们不能批评制度，不能谈论时事，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文革真的结束了吗？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直指，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
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因为现实根本不能批判，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那是因为，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已经被阉割了。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我的答案是：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操裤的世界。
我知道，在此时，在这里，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这些话不合时宜，而且非常幼稚，但在此时，在这里，我还是要说出这些幼稚的理想，因为我相信一个道理：当空气越来越差，我们应该做的，决不是闭上嘴停止呼吸，而是要行动起来，去建设我们的语言，去改善我们的空气。更因为，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的勇气，只有讲出这些话，我才有资格来领这个奖。
我希望这些话成为共识：
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相反，政治应尽量为文学提供可能；
如果不能取消审查，我们希望它可以宽松一些；即使它不能宽松，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聪明一些。
如果真有一本《敏感词辞典》，我希望能够将之公开，这样我在挑选词语的时候可以少费些心思，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用词不当罪”。
作家不应该是鹦鹉，不应该是人皮喇叭，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当他拿起笔，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
最后我要说，我不是阶级敌人，不是破坏者，更不是颠覆分子，我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公民，也许有时候语意尖刻，但请相信我自始至终的善意。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梦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可是我依然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

一日之计在于晨

这个慕容雪村很不得了！

堕落的卡布奇诺

中共当前的网络作家一律痞子腔，令人生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