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人类精神文明之源，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一切科学都从哲学孕育而来，一切神学的信仰也都源始于哲学思辩。哲学的神圣无可复加。历史上甚至出现过由哲学家当国王的强烈呼声！一切杰出的科学家，如爱恩斯坦等，一切杰出的政治家，如毛泽东等，无不在思想上以哲学的最高境界为归宿。今天，盛世中国的当政者胡锦涛主席据说也在搞“大平衡”哲学研究。
可是，当下哲学界竟然一片混乱！ 尤其是名称定义混乱、分类方法混乱、研究对象混乱、辩证思维混乱这四个根本方面，不仅中国突出，而且全世界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多元论不成体系的混乱思维，甚嚣尘上。 关于哲学的定义，哲人们都是依据先哲所说的话而追寻，也不问当时先哲所说的是严肃陈述还是一时兴语。这个问题关系到人们对哲学的第一印象，关系到对后来的哲人们将引向何方，所以至关重要。 目前哲界普遍认为：“哲学”一词非中文原有，而是日本哲人西周翻译转入的。而哲学的正式名称（Philosophy）却源于希腊文中由“爱”和“智慧”两词构成的φíλοσοφíα，即“爱智慧”，据说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过他是“爱智慧”的人（见华中科大出版社2010年2月版《哲学与人生智慧》——新编哲学基础教程 第2—3页）。于是依据这一点，就把一门追求世界终极本质的学问说成是一个人的具体爱好，并且下结论说：“哲学就是‘热爱并追求智慧’的态度及行动，而不是什么既定的知识、理论或学说。”（新编哲学基础教程 第3页）。这种不伦不类的解释，本应让人啼笑皆非，但哲人们一代一代的沿传下来，也就见怪不怪，竟不感到什么异常，而且深信不疑地照传不误！ 毛泽东说过：“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办法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函学推崇并赞同毛泽东的这段高论。从马克思揭示的“世界是过程集合”的这一哲学名断出发，指出：对于哲学定义和名称的意义必须从哲学发展的事实“过程”中去寻找，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哲学名称的来历，且不说这可能是来自先哲的谦语或戏谈，最简单的事实就可证明，这种从抽象名词本身的组成去定义，本身就是不负责任之说。 如中文的“几何”，几是多少，何是什么，如果依此来定义几何学，岂不是说，“几何”就是研究“多少什么”的一门学科了，这跟“几何是研究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及其数量间关系的一门学科”的定义，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再说，牛顿曾说过，他一生的研究只是在海边拾了些好玩的贝壳，难道我们就能据此就说“牛顿力学就是贝壳学”吗？！ 又如中文中有“赤脚趴天”一词，意指不穿鞋地走路，让我们这些哲人们如此分析时，岂不是人不穿鞋趴在天上吗？真是荒谬之极！ 就拿英文单词来说，同样有无数这样的事例，如：PIGPEN本意指猪圈，但 PIG后面的 PEN却可以指笔。按哲人的如此分析，PIGPEN就是“猪铅笔”了。这不又是天大的笑话！ 所以哲学界以“哲学”一词的原单词组成来追寻哲学的定义为“爱智慧”是不可靠而且荒唐的！ 由于哲学历史的丰富，发展过程又往往主次不定，因而使哲人们迷失了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在“爱智慧说”形式的哲学意义下，以至于弄得哲人们只知道在研究一个个哲学问题，却不知哲学研究是在做什么。于是当追究起哲学定义时，就出现了“迷宫进口式”的各说各话。（见陈嘉映：“哲学是什么”一文的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德顺先生曾指出，哲人们对哲学的定义除了“爱智说”的形式外还有诸多说法，如： （1）“形而上学说”认为，人类的最高智慧在于把握一切可感觉事物背后的终极原因和原则，哲学就是关于“作为是的是”的科学；
（2）“世界观方法论说”认为，哲学的智慧在于获得关于世界人生的普遍性知识和规律性认识，构建或表达关于世界或宇宙整体的完整而系统的观点、观念和一般方法；
（3）“认识论说”认为，上述说法难以避免独断论的结果，哲学事实上只能提供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过程及其成果的理论前提和根据，所以哲学就是认识论；
（4）“思维方式说”更进一步把智慧归结为人的思维能力、方式和方法，把哲学看作是关于人的思维方式的学说；
（5）“价值观念说”则基本否定了智慧中的知识化取向，而是强调：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的使命和意义，不在于提供知识，而在于提供并说明人类应有的价值观念系统；
（6）“文化批判说”与价值观念说相近，但它更注重强调：哲学的智慧在于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综合考察、批判、超越和重新建构；
（7）“人生境界说”则把重点放在哲学与人生的直接联系上，认为哲学是思考着、追求着的人生所具有的一种自觉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8）“语言分析说”主张摈弃抽象玄远的解释方式，抓住人类思想和智慧的载体 —— 语言进行实证的分析和操作，认为这才是哲学的本质面貌。 总结一下这些对哲学的不同定义和说法，其所谓的“作为是的是、世界人生的普遍性、理论前提和根据、思维方式的本质、综合超越、自觉高尚的精神境界、人类思想和智慧的载体”等等的根本之点，不都是对世界或世界事物终极本质的追究吗？前面提到的哲学发展过程，即“自然哲学阶段、认识论转向阶段、语言学转向阶段”的客观史实，也以铁的事实过程证明，人们探讨的哲学问题都是世界或世界事物的终极本质问题，也就是追根究底的问题。 所以函学认为，关于哲学的定义，不应从名词来源中去追寻，而应从哲学本身发展历史的客观事实过程中去追寻。从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培根、笛卡尔到康德、黑格尔；从自然哲学到认识论哲学再到语言分析哲学，有哪一种哲学不是在研究世界或世界中事物的终极本质呢？！对世界整体或世界事物的终极本质进行追究的学问不是哲学又是什么。这样去定义，内涵确定，外延明确，简明而扼要，有什么类型的哲学还不能囊括于其中呢？！ 上海复旦大学知名哲学教授俞吾金在 “哲学的困域和魅力”一文中指出 “因为哲学观点可以是复数，然而哲学却是惟一的。事实上，只要仔细思考下去，就会发现，目前整个哲学学科的分类也存在着严重问题。比如说，人们通常把哲学划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趣的是，这里的“中国哲学”以国家作为分类原则，而“西方哲学”则以区域作为分类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学派作为分类原则。而在这些不统一的分类原则中，韩国哲学、印度哲学、拉美哲学、非洲哲学等又将放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个分类亟需改革” 我们认为，上面所说的分类方法混乱，主要就是学科与学说的混乱，分类标准的混乱两方面。 分类标准的混乱，上海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已明确指出，其根子还是对学科与哲学观点的混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德顺指出：“一个学科，是由针对某一方面对象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以及人们长期积累的共同知识、方法、规范等所构成。学科的根本特点，在于体现人类认识和知识的公共性。就是说，学科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是人类的公共思想文化平台。学科并不能归于哪一人哪一派所有，包括这一学科事实上的开创者在内。一个学科就是人们表演自己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成果的一个舞台。所谓“学说”，是指人们在“学科”这个舞台上的“表演”，即思想的过程和成果，它表现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 现在的哲学界，对学说与学科的关系混为一谈。混淆了学科与学说之间，存在着“一”与“多”的形态差别。哲人们无论在著作中还是讨论中，总是说各人有各人的哲学。什么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等等，因此给人的误导就是，哲学就是各说各话，连黑格尔也说，哲学就是哲学史，不好统一。忘记了学科本质上只是人类智慧共同打造的一个公共舞台，研究对象的客观事实总是统一的。而学说则总是由具体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创建的理论体系，它在回答公共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和价值取向，这在自然科学中也存在，如光的波动说和微粒说及波粒二象说；几何中的欧氏几何、罗氏几何等等。人文社会学科中因为其理想状态的不确定性，这样的现象就更多，各种各样的学派理论、冠以姓名地域或其他特征的一套套“主义”此起彼伏。任何严肃的、负责任的学说，都负有学科建设的使命，要为人类认识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样的结果，表现为同一学科领域内，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学说同时存在，也表现为一套完整学说的内容，可以不限于某一个学科的范围，而是同时涉及若干个学科的领域。例如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而是涉及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许多学科的一个宏大的、综合的学说体系。
所以，我们形成的共识应该是，“学科是由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和人类长期积累的共同知识、方法、规范等构成，其根本特点在于体现人类认识的公共性，“学说”则是人们对学科问题的一定解答或反应体系，它总是因人的立场、条件而具有一定的个性；学科只有一个面貌，学说却有多种形态；学科之间没有优劣高下之分，而学说之间的优劣高下之争不可避免；学科通过学说之间的不断竞争和融汇而发展演化，学说则通过对学科的贡献来获得自己的历史地位。”（见李德顺：“什么是哲学”） 函家哲学面对哲学界对哲学分类的混乱，十分痛心疾首，在揭示混乱迷雾的同时也思考了哲学体系的方方面面。
函家哲学认为：哲学只是人类精神文明之一域。人类文明是人类与世界的互动成果，这种成果的目的在于，有利于人类与环境相处，有利于人类认识环境和自我。这种成果应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明朗化，越来越便于人类的认识和使用。绝不会越来越昏暗，越来越混沌。是“文明”，而决不是“文暗”。哲学是人类文明之举，决不能象某些哲人所倡导的向“简单变复杂”的方向发展。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哲理。 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大类。 科学以实证为主要认识手段，神学以信仰为主要特征，哲学则主要以思辩为研究方法。三大领域都是人类思维活动的重要平台。科学可研究现实客观的具体问题，神学可暂安心灵依托及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而哲学则衔接二者，寻求终极本质问题。 哲学又可从世界整体与世界事物两个方面，分为“基础哲学与应用哲学”两大类。 基础哲学主要研究世界整体，分三个方面研究，这就是： 这三论是个框架，它可以装进各种学说，各种理论，但又都以这三论为主要内容，研究的都是世界的整体问题。 应用哲学的研究，主要是以基础哲学为指导，对各具体领域，各具体事物进行研究它们的具体的一般本质、具体的一般认识和具体的一般方法。 空观哲学、点观哲学、线观哲学、面观哲学、体观哲学、实观哲学几类。这几类基础哲学，自前向后越来越具体，到实观哲学就变成具体科学。自后向前则越来越抽象，到空观哲学再抽象也就滑入神学领域了。 点观哲学有“无点论、一点论、两点论、三点论及多点论”。无点论是诡辩论，是滑向神学的出口。多点论是进入科学实证的进口。 线哲学，以事物发展为研究对象，如马克思揭示的过程论。 面哲学，以事物平衡为研究对象，如胡锦涛主席研究的“大平衡论”，北大李继兴先生研究的“平衡论”。 体哲学，以事物体系为研究对象，如北京大学黄小寒教授提出的系统哲学，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提出的系统辩证法。等等。 以上有关哲学的分类，函学“哲系一览图”有具体明确的图解。
函学认为，这样的哲学界定和分类，使哲学有了安定的“摩天大厦”，大厦中有安放现有各种哲学和将来各种新哲学的框架。有了这样的哲学之“家”，我们就再也不会为寻找哲学的定义，哲学的对象而发愁了，愿哲人共聚此“摩天大厦”，认定门户，定神地安然奋斗！ 董同彬、胡蓉二教授在新编哲学基础教程第一节中说：“哲学似乎什么都是，而又什么都不是；哲学无处可寻，可又无处不在。”在这里，哲学基础教程向学子们导引的哲学认识就是不知道哲学研究什么。二教授的这种说法反映了当今哲学界的一种普遍现象，这就是哲学研究对象的混乱。 从公认的哲学始祖泰勒斯开始，哲人们就是从追求世界的本源开始研究的，这就是哲学史上所说的自然哲学阶段。而后又从人们认识自然的方法上发问，追求认识的本质，这是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转向，到了现代，哲人们在追求世界的终极本质，追求认识的终极本质的基础上又开始对表达认识的语言工具上进行了终极本质的追究。哲学进入了所谓语言学转向阶段。这些转向，实质上都是围绕追求世界的终极本质一路下来的，本不奇怪。其主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研究世界的终极本质。 但大智若愚的哲人们，象研究刨红薯中，研究一下刨红薯的人和工具的效能、原理等，本是无可厚非的事。但谁知竟丢弃对刨红薯的主旨研究，专门研究起人和工具来了。哲人们遗忘了哲学研究主旨，滑入了“非主干道的羊肠小道”而无法自拔。于是哲学陷入了昏昏然打混仗的混乱局面，在各说相持不下的混乱中，竟然认为“哲学似乎什么都是，而又什么都不是；哲学无处可寻，可又无处不在。”“怎么说都行”。这些似是而非的所谓“多元化”的起哄声，竟然彼落此起！正如有些被疲于奔命害苦了的哲人所说，哲人们在追寻回家的路上，竟然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家乡是什么，东跑西闯，不知在何方！ 函学明确提出，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间于科学与神学之间的人类文明之域。 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与世界的各种具体客观问题，它进行定域研究，以实证为证明手段。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可靠基础。 如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思维科学研究等。这些科学研究，只研究确定的有限领域的具体规律，不研究这些规律的深层的终极原因。 象物理学就不研究自然界为什么会存在牛顿三定律，不研究电、磁为什么会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不研究为什么存在基本粒子。 化学不研究为什么会存在“五大平衡”（溶解平衡、电离平衡、酸碱平衡、化学平衡及氧化还原平衡），不研究核中质子电荷、核外电子电荷的来原是什么等等。 社会科学不深入研究世界的来源；思维科学也不深入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等等。 这些实证性科学方式的认识，函学（函家哲学）称之为“科识”。科识研究立足于现实的客观世界，所以是以实证为主要认识手段。 神学研究的对象是非物质性的规律和来源，但它进行的是无域研究，是以信仰为证明手段。它将一切疑问归之于信仰，它是民俗学、宗教学及一切崇拜包括科学崇拜的思想基础。 神学是精神规律不可捉摸的研究，不研究也不容许研究一切终极疑问，因为对一切终极疑问，神学认为只有承认与信仰。 所以神学进行的是无域的研究，以信仰为主要证明手段。 神学方式的认识，函学定之为“俗识”。因为俗识研究立足于虚无飘渺的精神世界，在现实的生活习俗、民俗风情、民间社团中表现最为普遍。具有自然的生活信度和精神凝聚力。所以它以信仰为主要认识手段。 哲学则不同于二者，哲学是追究世界及世界事物终极本质的学科。它是局域性的动态研究。以思辩为主要认识手段。 哲学是科学的发源地，科学是哲学的坚实基础。哲学对世界终极本质的追究，孕育具体科学的诞生。科学的具体结论归纳推理是哲学结论的萌芽。哲学的结论统摄、通行于科学，科学的结论证实哲学结论的正确。哲学结论不能与科学结论相悖，科学结论不能在哲学结论的终摄之外。科学结论是哲学结论具体化，哲学结论是科学结论的终极本质。哲学不仅是科学之母，也是科学之舵！科学不仅是哲学之子，也是哲学之船！ 神学与科学是哲学的双生子。哲学走向“可局域”之外即成神学。神学是哲学不及之补充，是人类所及之外哲学生命之延续。人类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之大，世界之变，人类所及，科学若不济，尚可哲思。人类不及，有效哲思从何谈起！不可证伪之域外，唯有自然信仰尚可充补。这是顺理成章之事。 神学是哲学之延续，哲学是神学之根基。神学信仰之基础，即哲学领域之思辩。没有一点思辩基础的信仰是无根之花，没有信仰的思辩也是不结果实的无果之花。 所以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思辩一切的终极本质。它虽然什么中都有，但不是什么的一切；它虽然不具体显现，但它是一切的灵魂。基础哲学（如唯物论或唯心论本体观）研究的是世界整体观（如世界的本体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世界一般认识论（如辩证唯物论或辩证唯心论的认识论）和一般方法论（如唯物辩证法或唯心辩证法的方法论）。应用哲学（如自然哲学、心理哲学等）研究的则是具体领域（自然领域）或事物（心理这种事物）的本体观、一般认识论和一般方法论。 这样，哲学研究的对象，明确而井然，统摄而神圣。聪明的哲人们有的已这样做了，如复旦大学“哲学交叉学科系列丛书”的编辑，2004年就已出版。但为何秩序井然的泱泱大国，对控制森严的号称“理论母机”的哲学界，到今天就无人猛醒，无人组织，无人统一这样做呢？实在令人遗憾！ 2005年3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发起，全国几十所大学和科研单位学者参加的“青年哲学论坛”，在哲学所所长李景源研究员的主持下，吉林大学孙利天教授主讲。提出：唯物辩证法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辩证法沦落为“变戏法”），也是目前相对沉寂的一个领域。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辩证法理论研究，已成为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新华文摘》2004年第三期载姚大志文章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辩证法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陷入了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刘立群研究员在“辩证法的局限与误区”一文中指出：“……各式各样的辩证法，其中所讨论的内容虽然并非无道理，一无可取，但是总的说来道理相当勉强、简单、似是而非，甚至有人说，辩证法就是变戏法，……”，又说，“有关辩证法的那些论述实际上也都相当空洞、机械、简单化，……在实践中陷入极大的误区和混乱。”，“讲空话，套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真正的共同标准和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辩证法确实离诡辩相差不远，甚至大体相同。……”还说“辩证法问题之所以讨论不清楚，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就有严重缺陷。”
黑龙江大学张奎良教授撰文指出：“和谐辩证法正在形成。”，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提出了系统辩证法的研究。中国社科院庞朴研究员在“中国哲学的贡献”一文中指出：“中国哲学不主张用综合法取代分析，而是综合其综合与分析，此之谓整体性辩证思维。”南京市社科联2007年评出的三等奖著作《三点论纲要》，也肯定了辩证法创新的思路。
我们花费了几十年心血写成的函学《三点论》，在辩证法方面，也大胆地对辩证思维的混乱进行了时空参变法的澄清。
我们的函学《三点论》提出：“时空参变是辩证法拒斥诡辩的精致要求”。辩证思维的混乱是哲学界研究思辩时最为令人玄糊的藉口！ 哲人们常说的“无用即大用，无也是有，有也是无”等等的口头禅，就是最典型不过的例子。某事物本来在某方面无用，但在另一方面却是有大用；人们在无法直接看见的情况下说空气是空无，但在实验中发现空气是由氮气、氧气等多种气体组成的实有。这些本来是很明白的事理，不问时空场合，把它们糊乱地堆在一起，以超越时空的所谓“全面”，将不同时空的事态重叠在一起说，似是而非，玄而又玄，弄得人们如入五里雾中，不知所以。
追究这些极端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对 “时空参变”上的把握不同而造成。
在命题形式上，以关联词“既------又------”的所谓辩证说法最为突出。 如既动又静，既是无也是有，既无用又大用，既阴又阳，既大又小，既好又坏，既前又后，既先进又落后，既白又黑，既好又坏，既福也祸，既前进又后退等等。 本来“既-----又-----”关联词的用法常指在同一体上同时发生两个不相对立的现象。如脸既胖又红，脚既大又丑，做事情既好又快，月亮既大又圆，山既高又陡，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等等，这是正确的。 但是当我们将不对立的现象换成对立的两种现象时，就不同了。如他既来了又不曾来，既吃饭了又不曾吃，作业既做了又不曾做，他的衣服既是白的又是黑的，他的脸既是长的又是短的，他俩既是朋友又不是朋友等等。分析这些话，不是玩笑，不是恢谐，就是神经有毛病，语意错乱，使人无法理解。 但在传统讹传浸透的哲人们的不自觉误导下，往往将这样的语意看做是哲理语言的特色。因为这样的说法隐含着没有说出的原因，使语句增加了思索性。如“哲学无用又大用”，实质上是说，“哲学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看起来没有用，但它在指导人们运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有大用。”这么长一段话，用哲学语言形式说既简短又恢谐。 可是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这种恢谐，却成了哲人们在说不清道不明某些对立现象时的遁词。世界上的事物是既静又动的，是既清楚又糊涂的，是既对又错的，放屁是既好又坏的，运动是既是静又是动的，还有光是既是波又是粒子的等等。很多情况下，当人们再三追根究底，要求用可理解事实解释时，哲人们则往往虚晃一枪，说这就象一玫硬币两面不同，这就是辩证法，要高智商的人才能悟出，等等。 我们就拿硬币两面不同来说，我们只能说硬币的正面与反面图不同。但总不能说看硬币就是图不同。硬币就是一物，我们通常所说的图也是指同时看到的图，用没有同时看到的另一面图来比较，放在同时看到的现象中说是不同，这是无法以事实让人理解的！ 这样的所谓辩证思维方法，即使在日常应用中也会使人的认识似是而非，如用到较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思辩上就更使人伤透脑筋。如说“飞鸟既动又不动”，说“地球既动又不动”，说“一切都在既动又不动之中”等等，无论怎样，这些在人们头脑中都建立不起现实的图象来。 函学巧妙而切实地引入“瞬间时空参变量”，从而可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同时也顺理成章地、自然地产生了“瞬时时空”参变的“函变法”，这一思维法，产生于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的融和，使一切思维现象在不同时空的表现层次上现实地明确地区别开来。 如将“飞鸟既动又不动”改说成“飞鸟在动，但在瞬间因为动的距离小，看上去似乎不在动，这是一种运动速度很慢时的错觉。” 将“地球既动又不动”，改说成“地球在动，但在瞬间，人们不感觉到它与其它参照物距离的变化，因而又误认为它不动。” 将“一切都在既动又不动之中”改说成“一切都在动，但在瞬间，因为变动距离小，不觉察到它在动，所以好象又不在动。” 这三者，就象给运动着的物体拍瞬时的快照，照片显示的形象就是瞬时的近似不动的形象。这里增加了“瞬间”、“距离”这两个不同的时空状况，也就是“时空参变”了，因而说起来就能让人现实地理解，不再需要让人莫明其妙地“悟”了。 中国哲界在以上指出的混乱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混乱。可能外国也有这一现象。 中国哲人明明看到了哲界的一个个混乱，有的并已明确提出，但在学界的“学阀霸权”下就是难以实施。 如上面提到的有话语权的名哲俞吾金提出的大学哲学科系设置的混乱，李德顺提出的学科与学说认识的混乱等等，就是如此。 再如在学术界有话语权，但在哲界还没位置的名家，如中国社科院的庞朴先生，社会广知其人对哲学界“一分为三”思想的独到见解，有着十分重要的哲学意义，但连中国哲学大会，他也没有能参加，更谈不到有发言交流的机会。江西社科院的资深研究员雷正良先生，二百多篇有关“一分为三”方面的突出论文，被权威哲学刊物一概封杀，竟然只能游击式地在全国各非重点哲学刊物上发表。其本人，一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哲学杰出人才，只能抱病在基层各院校带研究生，做讲座，不信早逝，遗恨九泉！ 这些有话语权的名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全国许许多多的民间哲人的独到见解有出头之日！哲学史上有出身草根的三斯（斯宾诺沙、斯宾塞、斯宾格勒），他们都在哲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科班出身的哲人所无法企及的地位。如果他们知道这种情况，应当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现代中国的哲学界！ 多少社会贤达（如钱学森等），多少英明的领导人（如温家宝等），都为泱泱大国不出大师而深忧，如深追这些学阀孽源，只有严重腐败的学阀霸权难辞其咎！ 哲界的儿女们，多少年来许多人自甘蒙混于以上指出的哲界混乱之中，对什么是哲学，哲学是什么的哲学基本常识无法言语，许多明明是不同时空下的事物特征，竟如呀呀学语之稚童，语无轮次地混在一起说，以至于将哲学界变成了盛行信口开河，乱说胡话的“精神病区”。许多哲人在众多无法解答的哲学问题前，甚至不明其因地跟着起哄，说什么哲学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可言说的学问。哲学刊物的栏目设计，大学里的哲学系科设置也都是一片混乱。中国学术名人的独到哲见，竟然也无处发表、无处施展、无处倾诉！这些自坏教门的说法和做法，不仅丧失了哲界本来应有的神圣，而且成了人们不屑一顾的愚腐之域。难怪有哲人们猛然惊呼：哲学边缘化了！哲学终结了！哲学死了！出现了诸如“怎么说都行”的所谓“多元化”的信口开河的种种奇谈怪论。真是一派啼笑皆非之语！ 哲学为什么会从神圣无比的圣域跌入了现今难以收拾的窘境？为什么著名哲人面临残局只能发出无可奈何之惊叹？为什么连高等学府殿堂里的哲学科系设置也混乱不勘？ 函学从“时间函数”的过程论思想出发，提出了“时空参变”原理，揭示出这一表面怪实质而不怪的现象原因：这是哲人们所谓大智若愚的的书生气之果。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哲人们读书真是读愚了，一切以书为上，一切以先哲为上，就必然会忘记追寻事实过程，就必然会愚腐而不通世事。这需要哲人们自觉猛醒，勇敢地拨开愚腐蒙昧，让我哲界从混乱中解放出来，还原其原本与现实世界相同一的井然神圣！ | 
发表于 2010-10-11 08: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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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24 11:2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