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0. 胡平(天火)：苏格拉底之死散论

海之涛

(104)胡平: 苏格拉底之死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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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苏格拉底之死散论
   
    (天火转)

   
   
    作者：胡平　
   
    一 小引
   
    公元前三九九年，在雅典的普通法院，七十高龄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控犯有「不敬国神]、「另立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行而送交审判。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以平素一贯的从容高贵的态度为自己辩护，并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其后，参加审判的五O一位法官投票表决，以略过半数的二八一票通过有罪判决。根据雅典法律，在判决有罪之后，由原告和被告双方各提出一种刑罚，再由法官表决究竟采用哪一种。原告提出死刑。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苏格拉底表示诚心认罪并提出一种较轻的刑罚，比如放逐，那本来是会很容易被法官们采纳通过的。但是，苏格拉底拒不认罪，只是在朋友们的请求与担保下，才提出以三十个钱币的罚款作为刑罚，并表示他愿意为真理而献身。结果，第二次表决以三六O票通过了死刑判决。在死囚牢中，苏格拉底的朋友们准备采用贿赂的手段帮助他逃离雅典，但遭他本人拒绝。临刑前，苏格拉底平静如常，仍和朋友们讨论哲学问题。当狱卒递来毒酒时，在场的人都恸哭起来，他劝大家不要像妇人那样哭哭啼啼，然后将毒酒从容饮下。
   
    「一个人的结局总是比他生前的一切格外引人注目。](莎士比亚《理查德二世》）苏格拉底所以在历史上发生重大的影响，不仅在于他的思想，也在于他的遭际；不仅在于他的哲学，更在于他的人格。因此，研究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就既要讨论他的理论，又要考查他的行为。一方面，苏格拉底提出过若干有价值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苏格拉底的一生，尤其是他的受审与死亡，本身就引出了一系列严肃的哲学思考。下面，我们将围绕上述各个方面作一番精神的漫游。对于那些读别人的书只是为了取得不再思考的权利的人来说，我们的文章无疑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它提出的问题远远超过它解答的问题。不过，对于一些喜欢独立思考，把别人的思想当作自己思想的养料与刺激的人来说，读一读这篇散论或许是不无收益的。
   
    二 苏格拉底与哲学
   
    苏格拉底的一生是哲学家的一生。苏格拉底的生活和他的哲学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对于那位「既没有生活又没有历史」的康德《海涅语》他的哲学就是他的一切；那么对于苏格拉底，我们就必须加上一句，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哲学。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苏格拉底乃是哲学的化身①。
   
    哲学历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一门学问，一种特殊的智力活动。在这种意义上，它和数学、物理学，或法学、经济学相类似，差异之处仅在于对象和方法的各自有别。曾经一度，哲学被公认为科学的科学，它高踞于一切科学之上，并负有指导一切科学的不可推卸的光荣重任。不过这种说法在现在似乎已经不那么时兴了。一方面，确实还有一批数学家、物理学家、法学家或经济学家，乐于承认他们的研究均得自哲学的指导，或者是喜欢对自己的专门领域进行一种哲学的沈思；但也确有不少专家们不愿意这么做，他们对于哲学大都采取一种未必「敬」而确实：沓之」的态度。另一方面，很有一些哲学家努力与其它学科联盟，有人希望它能像科学一样纯净、清晰，有人则希望它能像诗歌一样美妙而动人。今天，当人们说起某人是哲学家时，那一般并没有什么更深的含义，就好像说某人是数学家或经济学家差不多。它无非是表明对方受过一定的专门训练并从事着被叫做哲学的这么一种类型的复杂脑力工作。有人不喜欢它，是嫌它离现实太远；有人不喜欢它，则是嫌它离现实太近。不过，大多数人一般都还是承认哲学家是些聪明人，虽然他们暗地里可能会认为这种聪明有的是太迂阔玄虚，而有的则简直就是诡辩与卖弄，等等。
   
    哲学还有一种含义，那是指一种生活，一种生活方式（本来，按照我们的说法，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那就意味着它既是一套系统的知识，同时又是我们全部生活和实践的指导，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一种生活方式。但事实上这二者是可以分离的）。美国作家索罗说：作一个哲学家，不仅仅是要具有深奥的思想，也不是要创立什么学派，而是要热爱智慧，追求智慧，按照智慧的指引，过一种简朴、独立、高雅而充满信心的生活，在中国古代「哲]与「圣]是相通的。「哲」的本意是明智。明智和一般所说的聪明不同，它不完全是指智力上的优越，它还指一种很好的个性。这种个性和热情、豪爽之类又不一样，它不是完全得自天赋，而主要是依靠后天的自觉努力的结果。哲学这种知识的特殊功用不在于表现为它对其他学问的指导，主要是表现为对整个人生的指导。哲学家不仅仅是专家（甚至并不是专家），也不仅仅是通才或智者，而是完人，是圣贤。
   
    有人说，东方哲学家多具圣贤气象，西方的哲学家多具智者风度。造就是说，前者偏重于从上述第二种含义去理解哲学，而后者则主要依据第一种含义去理解哲学。作为一种事实概括，此说并非无据，但显然并不准确。至少，有相当一批非常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也是从第二种含义上在理解哲学的，这些西方哲学家也颇有圣贤气象。且不说被教会封为圣者的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就都应算作圣哲学家的当之无愧的典型。从理论上看，那种认为哲学是人生的指导，哲学家不仅要追求智慧、并且还必须按智慧的指引而生活这种说法，本身就有把一切哲学都归结为人生哲学的片面性。因为只有人生哲学才可能指导人生。假如一位哲学家主要研究的是认识，是语言或逻辑，或者研究的是一种自然哲学、艺术哲学，那又怎么能要求他按照自己的哲学去生活呢?另外，人们研究人生哲学，从中获得一系列结论，这主要是个智慧的问题；而他能否将这些结论都应用于自己的实际生活，那主要是个意志的问题。二者并非．一码事。有的人对人生确有过人的见识，但未必都能够身体力行；有的人见识一般，不过却肯条条照办。相比之下，谁个更有资格被称为哲学家呢?鲁索把自己的五个私生子全送进了孤儿院，可是却由于写出了《爱弥儿》而被奉为儿童教育专家；叔本华干脆说：「要求一个道德宣教者除了他自己所有的美德之外，就不再推荐别的美德，这根本是种稀奇的要求。」②我们可以批评这种人言行不一、文不如其人。然而，当我们审查中外哲学史上那长长的名单时可以发现，此类情况绝非个别；相反，那些践仁成圣的贤者们，倘若其识见也平平，倒是上不了哲学家的凌烟阁的。这自然令人不平。不过它告诉我们，哲学毕竟主要是智慧活动的领域，而不是意志活动的领域；是「知]而不是「行]。它还告诉我们，一个哲学家的成就大小未必总是和他的人格高下成正比，正像一个奥林匹克金牌获得者不一定就具有最好的奥林匹克精神一样。既然哲学家的重要性在于他思想的深刻性，而深刻与正确并不是同义词，因此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即一位哲学家的人品可能要比他的哲学思想好。
   
    提到这些，是为了澄清一种刻板的成见，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搞哲学就必须按照哲学或按照智慧的指引去生活，那很可能妨碍我们在哲学上或智慧上的大胆追求。既然我事先并不知道思考会引出什么样的结论，我又如何按照它去活呢?万：逗种追求引出了和大家看法极不相同的结论，甚至于连我自己都不敢坚信（因为我不知道再进一步的思考是不是会推翻它）的结论，我该怎么办呢?如果我对智慧的追求真是不怀先入之见的，是永不停止、至死方休的，如果我不敢担保一定能发现那最终的真理，我又将如何呢?当然，如果把按照哲学或智慧的指引而生活理解为把追求哲学或智慧视为人生首务，对荣华富贵淡泊处之的话，那确乎可算作是「一种简朴、独立、高雅而充满信心的生活」。只是这种生活恐怕未必是「哲学家」所独有，凡是怀有高尚的事业心的人都在过这种生活。
   
    和搞哲学就应刻按照哲学的指引去生活这种主张相反，休谟明白地提出：一个人要是喜欢深奥抽象的哲学思考，愿意做这种哲学家，「尽管做好了，但是你在你的全部哲学思维中，仍然要做一个人」③。这就是说，要像平常人那样去生活。休谟把哲学分为两种，一种哲学「把人看做大体上是生而来行动的」它的目的就在于「引诱我们进入德性之途」，并「在这些途径中来指导我们的步伐」④。这种哲学轻松而明显。这种哲学家由于随时会「求诉于常识和人心的自然情趣」，从而免于陷入各种「危险的幻想」，所以从不会犯太大的错误。这种哲学「从诗和雄辩借来一切帮助」，把高尚的情趣和聪明的教条注入人心，可以培植起完善的人格。另一种哲学则不同，它主要是「把人当做是一个有理性的东西来加以考察，而不着眼于其为活动的东西，他们力求形成他的理解，而不是来培育他的举止」⑤。这种哲学是深奥的、抽象的、它很容易在漫长而精微的推理中陷于错误而不自觉，倘若人们不顾其结论的悖于常情，仍要听凭理性的指引而一味向前推进，则很容易错上加错。这种哲学的研究会给人带来沈思的忧郁，使自己的生活与社会远隔。尽管如此，这种深奥幽暗的哲学仍是有价值的，至少它能满足人类的无害的好奇心．，那本身就是人类独有的一种绝无危害的高级享受。况且，它还可能发现更深的真理，从而可能对那种浅易近人的哲学有所补益。爱德蒙。博克说得好：一个人只要肯深入到事物表面以下去探索，哪怕他自己也许看得不对，却为旁人扫清了道路，甚至能使他的错误也终于为真理的事业服务。
   
    罗素说过一句话：搞哲学就不能怕荒谬。这当然是指那种深奥抽象的哲学。即使是研究人生伦理道德、社会政治这类课题，深奥的哲学研究也要求有一种不怕荒谬的精神。为了求知而求知，毫无顾忌地放手让思想去驰骋，不管结论如何；听任思想的探照灯照到哪里算哪里，并不事先划定禁区；一种结论，纵然自己都感到荒唐，但只要找不出推理上的毛病，就只有把它合盘托出。昨天刚获得的判断，一旦今天发现了其中的漏洞，就毫不犹豫地将它放弃。如果总是得不出结论，那就让它作为疑问挂在那里。围绕同一个问题，有时考虑到几种不同的以致矛盾的答案且难于取舍，干脆就统统将它们并列。要求这种哲学家按照他们自己的哲学的指引去生活根本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的哲学是为了「知」而不是为了「行」，至少，不是直接地为了「行」。如果说过这些哲学家在思想上是无险不探、无奇不揽、无难不上、无界不越的话，那么他们在行为上则一般都是十分规矩的。当笛卡尔提出「怀疑一切」的大胆命题时，他给自己立下了要严格信守国家法律的规条，那主要并非出于胆小或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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