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2. 罗骞（Changyoucian):《 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海之涛

(86)罗骞（Changyoucian):《 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Changyoucian转载）马克思从现代性的基本定向到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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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罗骞《 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成长于一种浓厚的启蒙精神氛围之中，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人们对
    马克思与启蒙精神之间的联系也多有论证。但是，不同立场的人往往从不同角
    度来指认马克思与启蒙精神之间的这种关系。过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这种
    联系，是为了认同革命精神;今天，在后现代语境中，启蒙精神己经被理解为现
    代性的基本内涵，这一问题变得复杂了:一些人指认马克思思想与启蒙精神的同
    一性，将马克思思想作为“现代性理论”加以拒斥;而另一些人则通过揭示马克
    思与启蒙之间的基本差异，来为马克思的“后现代性”辩护，认为马克思至少意
    味着一种后现代的转向。实际上，马克思追随启蒙现代性的时间相当短暂。这一
    过程理论上的标志是博士论文以“自我意识”的方式对启蒙现代性进行哲学上的
    论证，以及《莱茵报》时期以“理性”、“自由”的名誉对当时德国专制制度的尖
    锐批判。由于《莱茵报》政论遭遇的困境而返回到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马
    克思非反思的现代性追求宣告结束，形成了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起点和特定的切入
    视角。考察马克思与现代性的关系必须坚持历史的观点。本章探讨马克思从现代
    性定向转向现代性批判这一早年的思想历程，并揭示这一转向的基本性质及其对
    于全面展开现代性批判的基本意义。
   
    一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启蒙立场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说，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
    完全是站在现代启蒙精神的立场上。“自我意识”表达的“主体性”就是启蒙运
    动的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因此，只有到了“现在”，理解自我意识哲学的时代
    才算到来了。所谓的“现在”，就是康德的“启蒙的时代”，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理
    性的时代”，“新时代”。如果像当今的现代性话语所指认的那样，启蒙精神是现
    代性的基本内涵，那么，可以毫无疑问地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具有“现代性”
    的基本定向。关于“自我意识”哲学与启蒙精神的内在关系，马克思后来批评德
    国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时曾经指出，这种“自我意识”原则不过是现代平等
    精神在哲学上的反映。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很快参与了《莱茵报》的撰稿和编辑，
    投入到现实的政治批判中。他的政治评论反映和贯彻了博士论文的基本立场。他颂扬启蒙
    精神和启蒙理性，在这里，“自我意识”的绝对原则极力现实化为启蒙思想的“自
    由”和“理性”，哲学的思辨立刻获得了现实的批判力量。这也可以看作是博士
    论文中所说的“心理学规律”的典型印证。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评论工作，
    马克思的政治评论的思想基础仍然是启蒙主义。马克思以启蒙精神的理性、自由、
    人权的名义批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等级代表制，捍卫人民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
    仍然坚持和推进一种非批判的启蒙现代性立场。
    总体上说，马克思对启蒙原则的认同是高度自觉的，马克思是以现代的自由、民主、
    平等立场批判落后的德国现实，专制德国与英法的对比成为其思想批判的历史背景，
    现代的自由解放原则是他基本上的理论支持和基本诉求，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现实理性
    化、人性化。1843年辞去《莱茵报》主编之后不久，5月上旬，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
    还说:“首先必须唤醒这些人心中的人的自信心，即自由。这种自信心已经同希腊人一同
    离开了世界，并同基督教一起消失在天国的苍茫云雾之中。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
    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
   
    二
    当然，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启蒙主义定向，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内部缺乏一
    种新的因素和自我否定的可能性，相反，马克思遇到了“难事”和“疑问”。马
    克思后来说:“1842一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
    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
    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
    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
    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一思想发展的回顾性报告至少说
    明，马克思《莱茵报》政论所依凭的思想基础被动摇了，在《莱茵报》的政论中，
    马克思并没有合理地解决他所面临的“难事”，正是这一难事推动他后来“从纯
    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因此，马克思对物质问题发表意见，并不能意会为
    所谓“唯物主义”的萌芽，恰恰相反，它表明马克思的思想遭遇到基本的困境。
    这一问题所具有的原则性，关键在于它在马克思那里所具有的性质，以及马克思
    独特的处理方式所带来的困难。
   
    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说，“维护林木所有者利益的法理感和
    公平感”是一项公认的原则，而这种法理感和公平感同维护另外一些人的利益的
    法理感和公平感正相对立。很显然，马克思意识到了原则的对立根源于“利益’
    的对立。他尖锐地指出，省议会将行政权、国家观念都“降低为私人利益的物质
    手段”，它根据自己的任务，维护了一定的特殊利益并把它作为最终目的。但是，
    马克思并没有提出理性的法和国家观念奠基于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物质关系基础
    之上，像在后来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那样，相反，马克思仍然在理性的法
    和理性国家的基础上批判“私人利益”的非法，批判林木盗窃法是“下流的唯物
    主义”，是“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它不是从政治，不是从整
    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来解决涉及物质利益的课题。十分显然，马克思批判的立
    场仍然是启蒙的“理性”和“人性”原则。
   
    马克思同时又明确地揭示出，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理性和人道绝对原则
    面临“物质利益”，已经摇摇欲坠了，“省议会不仅打断了法的手脚，而且还刺穿
    了它的心脏”，“法的利益只有当它是利益的法时才能说话，一旦它同这位圣者发
    生抵触，它就得闭上嘴巴””。问题虽然已经明朗地展现出来了，马克思仍然是
    用理性的“法的利益”来批判“利益的法”。这就涉及到了问题的根本，启蒙理
    性和人道的绝对原则如何面对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应该以理性的应当来批
    判“现实”的利益关系，还是应该从现实的具体关系出发来阐释理性的原则?具
    体到马克思遇到的间题就是:是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决定了法和国家，还是理性
    的法和理性的国家是现实物质利益关系的原则和本质?这涉及到思想的根本原
    则，而不是一个单纯形式的“物质利益”问题。正是这种思想的内在紧张，促使
    马克思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重新检视自己基本的哲学立场，并逐渐开始了
    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现代解放原则的历史定位，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现代”概
    念。
   
    1843年的手稿，是在经历了《莱茵报》的政治斗争和思想困惑之后，重新“退回书房”
    从事理论批判的结果，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指明了现
    代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不过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完成这一基本命题，抽象的
    政治公民与市民社会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之间内在同一性的揭示’，马克思己经开始意
    识到现代社会的局限，政治生活的抽象解放意味着市民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必然地被保留着。
    在此，马克思开始告别非反思的现代启蒙主义，预示了现代性批判的开端，是马克思思
    想转变的“枢纽”。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后来许多阐释者的充分重视，导致
    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倒是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醒目地指
    出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基本意义。
   
    前面我们说过，《莱茵报》遇到的“疑问”不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涉及到思想
    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以启蒙原则为基础批判宗教神学、专制主义国家和现存法律
    制度，希望建立合乎理性的、人性的现实生活。而问题在于，面临现实的、世俗
    的物质利益，理性的法不得不“闭上嘴巴”。启蒙的理性原则和人道原则是为了
    确立人们现实生活的自由、平等、博爱，但它本身却遭遇了现实生活的反讽。立
    足于理性的法和理性的国家的批判被质疑了。既然“利益的法”让“法的利益”
    哑口无言，“利益的原则取得了胜利”，岂不说明国家和法的基础不在于绝对的理
    性和自由，而在于尘世的现实关系?这一思想逻辑直接深入到黑格尔理性哲学的
    心脏马克思迈出了批判黑格尔的关键一步。
   
    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它的使命不在于“保证和保护所
    有权和个人自由”，否则，成为国家的成员就成为“任意的事”。黑格尔以“绝对
    理性”国家来克服大革命中“想象的理性”，以国家来克服市民社会的“形式的
    普遍性”，并且由此认为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182节)。在这里，马克
    思看到了《莱茵报》政论中遇到的难题。以理性的原则来批判现实的非理性，而
    非理性的现实恰好战胜了理性的原则。黑格尔由于看到了启蒙精神的“想象的理
    性”引出的“绝对否定性”，而提出“绝对的理性”，而绝对理性最后却不得承认
    “现实的都是合理”，从而导致“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导致理论上的“全部非批
    判性”。
   
    马克思在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冲突中看到了理性的法和理性国家的脆弱，因此才将市民
    社会同国家的关系作为批判的焦点，揭示黑格尔理性国家观念的神秘主义本质，它触及
    的不仅是老年黑格尔，而且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之基础，马克思的批判不是针对
    于黑格尔的某一支脉，而是黑格尔的原则本身。 理性的法和理性的国家原则面临现实
    利益的挑战就哑口无言，国家和法本身成了维护现实利益的特殊工具。
   
    三
    1843年10月底，为了同卢格编辑出版《德法年鉴》，马克思移居巴黎，形成
    了他一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其思想和政治立场上的转变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德
    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中。如果说，在《博士论文》和《莱茵报》的政论时期，马克思是以现代理
    性和人道的原则来批判专制的德国现实，《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从方法论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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