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也谈中国的西方恐惧症

爱琴海

纪赟：也谈中国的西方恐惧症
纪赟
2015年0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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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碰撞
年初读了薛涌教授《亚洲是否应该抵制西方》，虽然对薛文已有文章提出商榷，但愚以为薛文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也非常应景。因为就在年前圣诞节之际，有报道中国某大学以“抵御西方文化扩张”为名，实施封校，并声言会处分那些擅自庆祝者。另据报道温州市教育局也有公开禁令，通知要求“不在校园内举行任何与圣诞有关的活动”。如果只是因为文化上的偏好，而实行的个人抗议，那本为个体意志表达的自由；但现在却是出自行政单位与政府机关的禁令，这本身就已经侵犯了个人的公民权。因为除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之外，公民有权利做其想要做的事；更何况是过某种节日，包括带有宗教色彩的节日。这都是宪法所赋予普通中国人的神圣宗教自由。
非常吊诡的是，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全球约60%的圣诞饰品都来自离颁发行政禁令之地不远的浙江义乌。在此地全年高速运转的工厂之中，每年到9月就完成了全年的圣诞节产品生产，然后就要转做复活节和情人节的礼物了——后两个节日依然还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中，享受着东西方交流所带来的贸易互惠，一方面现在却又想要号召抵制这种全球化的趋势。这实在是有点像武侠小说中左右手互搏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其实我并不认为西方的个人价值观乃至政治模式，具有终极的普世意义，并且也同样认为东方，包括亚洲文明拥有且也有权利保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我还看到了目前所谓的东方儒教—伊斯兰教文明，由于其经济实力的不断扩张，而正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政治治理等方面，与西方文明形成前所未有的张力。真正的解决之道也许依然缥缈，但冲突与对抗则无疑只会两败俱伤。因此也许东方古老文明中强调和谐与回归自然的思维方式，会给这个处在不断的文化震荡之中的地球带来一丝希望。但我还是强烈不认同抵制西方文化的行为与思想。
中国过去由于地理上的限制，可以关起门来自成一统。但自从鸦片战争被迫开放门户以后，整个华夏文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西化过程，即使是马列主义也绝对不是中国的土特产。提到节令，现在中国采用的西元系年，也同样存有基督教的背景，是否中国也应对之加以抵制，像日本一样换成具有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呢？另外诸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也都是来自西方。薛涌教授说得好：“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一大因素，就是主动进入西方所主宰的世界秩序。”反观中国过去伟大的王朝，也无一不是思想开放；闭关自守的义和团主义，则往往是积贫积弱后思想不自信的表现。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外关系中一个巨大的教训，就是不要为了短时间的政治需要而翻云覆雨、大起大落，要么将某国偶像化，要么就当成妖魔。像中国与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苏联都是前一天同志加兄弟，转眼间就成寇仇。现在与西方的关系也是如此，西方既非天堂，也并不是天天只想着要吞并中国而后快的魔鬼。西方国家既有数百年发展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也存在自己难以修正的重大原生性问题。这些都给正在高速发展中的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放眼未来，一个有着无限创造力，并有全球视野、思想上兼容并包的中国，将是解决这个世界所面临诸多重要问题的新生力量。中国越富裕、社会越开放、人民越自由，对世界才是一个福音；并非是一遇到问题，就想要关起门来，做自怨自艾又夜郎自大的天朝上国梦。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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