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 sumshine: 哲学普及帖:波普尔及其思想

海之涛

哲学普及帖:波普尔及其思想
   
   sum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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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波普尔（1902-1994），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Sir Karl Raimund Popper），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
   
    卡尔·波普尔出生于1902年7月28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28年，他获授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学任教。1937年，纳粹主义势力抬头，波普尔移民至新西兰。他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即基督堂市）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1946年迁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49年获得教授职衔。1965年，他经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获封爵位，1976年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1969年从教坛退休后，他仍活跃于知识界。1982年，波普尔获颁荣誉侍从勋章。1994年9月17日逝于英国伦敦。
   
    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又是可证伪的，因此应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征，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其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50年代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等。
   
    以下是学者刘擎对波普尔的介绍：
   
    波普尔的生平
   
    波普尔的一生是一个化绚烂于平淡的故事。这位犹太裔思想家于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10岁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17岁时曾为弗洛伊德的弟子、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工作过。早年崇拜的这些思想大师都成为波普尔后来怀疑与批判的对象，唯有爱因斯坦是一个例外。1919年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演讲对他的一生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波普尔1928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与著名的“维也纳小组”成员接触。1932年完成《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手稿在维也纳小组中传阅。1934年在石里克的推荐下，手稿的压缩版《研究的逻辑》以德文出版。后来两年中，波普尔访学英国，结识了哈耶克、罗素和伯林等学者，又到哥本哈根会见了物理学家波尔。在反犹太主义浪潮的压力下，波普尔计划离开奥地利。1936年末，他向英国学术资助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在英联邦地区的学术机构获得工作。他推荐人当中有爱因斯坦，波尔，李约瑟，罗素，卡尔纳普和摩尔。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在剑桥大学为他安排了一个临时教职，但波普尔同时获得了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一个永久职位。1938年到新西兰任教，开始写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发社会及其敌人》，前者在1944年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上发表，后者1945年在英国出版，使他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在哈耶克的帮助下，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授予波普尔高级讲师的职务。他 1946年初抵达英国就职，教授“逻辑与科学方法”。1950年应邀访问美国，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期间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会面讨论。1959年出版英文版《科学发现的逻辑》，这是25年前德文版著作的扩充。1963年出版《猜想与反驳》。1969年波普尔放弃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全职工作，专注于研究和写作。1972年发表《客观的知识》。1974年，由谢尔普（Schilpp）主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发表两卷本的“波普尔及其思想”（上卷为自传，后来以《无穷的探索》单独出版）。1977年发表与艾克里斯（John Eccles）合作出版《自我及其大脑》。1980年代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开放的宇宙》和《量子理论与物理学的分裂》。
   
    作为思想家的风格与意义
   
    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希腊哲学和现象学的外行敢于奢谈海德格尔，没有一个不曾潜心研读柏拉图、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学者敢于评论施特劳斯。但是，一个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基本无知的人却可以完全自信地评判波普尔的学术工作而毫无轻率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波普尔的主要思想建筑于他的知识论之上，而他在知识论方面的批评性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波普尔那样熟悉以至于介入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和密切的联系。他自己曾经坦言，他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只是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一种哲学表达。那么，为什么一个人文学者在理解和评价波普尔思想时似乎不需要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准备而不感到困难？
   
    在我看来，这多少是波普尔的“咎由自取”。正是他独特的学术风格——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因此，人们不需要研读他的著作，就能够方便地将其学说概括为一些简单的论点。这使他变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时也在流行中被简单化、通俗化进而被曲解。在这个意义上，麦吉（Bryan Magee）的评论是颇有见地的，他说波普尔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波普尔的学说在获得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过程中，流失了其复杂与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义被低估、被忽视以至被淡忘。而他自己也最终为世俗的声誉付出了世俗的代价。
   
    当然，“清晰”本身至多是一种优异的学术风格，绝不是所谓“一流工作”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其必要的条件。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仍然需要进一步辨析。
   
    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发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对于只注重波普尔某些结论要点的人来说，这个判断当然是无稽之谈。在挑战决定论的阵营中，波普尔绝不是第一个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斗士。西方思想史从前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悠久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的攻击。波普尔所谓“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何从谈起？我的观点主要依据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在波普尔之前，反决定论的批判声音几乎被科学洪流所吞没，完全无力抵御由“现代科学奇迹”所创造的真理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人文思想家难以进入现代科学的内部知识结构，无法对科学真理观做出知识论上的有力反驳，而只能从外围发出边缘性的异议，且主要针对的不是“科学真理”本身，而是科学与技术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负面后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 “硬核”（hard core）——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
   
    其次，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以“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天才性的逻辑洞见。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识讨论的能力，那么“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之类的论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成为一个笑柄，而根本无力对思想史发生任何影响。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爱因斯坦早在1935 年读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予以热情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而波普尔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梅达华（Peter Medawar，他称波普尔是“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薛定鄂（Erwin Schroedinger）、波尔、莫纳德（Jacques Monod）和艾克里斯，以及其他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Ernst Mayr，Alister Hardy，Konrad Lorenz，Alfred Landé，David Bohm，Jean-Pierre Vigier，John Bell，Herman Bondi，Percy Bridgman，和Dennis Gabor。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多是哲学圈子内部的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
   
    在学术界，我们习惯于敬畏晦涩的学说，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通过极为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复杂的思想谜团才变得清澈起来，一些被许多晦涩的文本反复讨论的问题才获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尔正是这样一类卓越的思想家。一个世纪前，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还是一个异端，而波普尔以他独特的风格（以及近乎偏执狂一般的雄辩热情），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使这种异端学说在今天甚至成为了常识。但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常识，而是改写了人们的科学观、历史观与社会演进观的意义重大的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sumshine
    进士
   
   
   
    作为哲学家的成就
    波普尔作为思想家的意义也许还比较容易澄清，但对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则有非常多的争议。虽然波普尔本人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哲学家，但在专业哲学领域中他的声誉是相当可疑的。许多人轻视他的工作，也有人根本不承认他的哲学家资格。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以下的分析将着重于指出，对波普尔哲学成就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与他的研究领域和个人风格的独特性有关。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这属于典型的知识论领域。他的证伪主义学说来自于对归纳方法作为知识成长逻辑基础的质疑，但这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发现。休谟早在200年前就提出“归纳问题”，罗素也曾以诙谐的方式重提（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而维特根斯坦（这位波普尔一生都耿耿于怀的论敌）在1921年出版的文体独特的《逻辑哲学论》中清晰地重述了这一点：“归纳过程在于此：即我们采取能与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6.363）。可是这个过程没有逻辑基础，而只有心理学的基础（6.3631）。”所以，就归纳问题的发现而言，前有休谟提出，后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再论，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可言。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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