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2015中国:迅速进步中更需要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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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
2015年04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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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事
观海听风
邱震海
2014年11月初，我到古城西安演讲。接待单位的老总、一位中年女白领这样对我说：“邱老师，您别讲那些高深的理论。您就实实在在地告诉我，我手里的那几套房子，最近到底是卖还是不卖？”
2015年，太多的老百姓担心，中国的经济是否会出现断崖式的风险。2014年下半年，我走了中国很多地方，发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大家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中国经济走向。
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热词——新常态。所谓“新常态”，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过去35年导致中国经济成功的大部分因素都已消失；而那些过去没有的因素，未来则将日益凸显，必须成为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迅速发展带来的问题
2014年12月初，我回到我的故乡上海，周日晚上与一些朋友聚餐。
晚上8点刚过，一位从事投资的朋友就起身告辞：“不好意思，先走一步。晚上要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有大笔交易。”
这里的背景是：当时，中国央行刚宣布降息，随即股市大涨。他离席后，其他朋友告诉我，这位从事投资的朋友每天手中进出的资金不下数十亿人民币。显然，他的提早离席，是为了第二天更好地搏击股市。
然而，正好两周后，我们就收到了这位投资界朋友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的消息。微信朋友圈里，大家一片痛惜之声。有朋友私下说，如果没有每天那么大笔进出的交易，他或许不会走得这么早，这么突然。我不知如何作答，因为这是一个几乎富有哲学色彩的命题和思考。我想到的倒是：生命如此，激烈转型的中国经济和其他方方面面，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一切的一切，心态很重要。
这样来定义“新常态”，当然早已跨越了经济领域，而扩展到中国的方方面面。这方方面面中，也包括中国的对外关系。
2014年9月，我在美国加州度过了十几天的时间。在这十几天里，美国从上到下都在关注和议论一件事情：中国阿里巴巴赴美上市，获得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马云的魅力，包括他那流利的英语都征服了美国和中国的许多网民。
“15年前，我曾问我的太太：‘你喜欢我富有吗？’我的太太说：‘当然。’因为她当时根本不认为我有一天会富有。”马云的风趣逗乐了所有的人。马云如此，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15年前，有谁会想到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潜力？
从集体仰视到决战架势
然而，回到中国，我却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完全另外一幅景象。
甫下飞机，我就拿到一份报纸。这是让一份我久违而又感到十分亲切的报纸。将近30年前，我曾是这份创办不久的报纸的译者之一。我早期的一些译作，大都是在这份报纸上首先发表的。
那是中国如海绵般吸取西方先进经验的年代。虽然那个年代对西方的集体仰视，从今天看来有欠妥之处，但那却是一段全民族集体谦逊、埋头追赶的岁月。西方的管理经验、文学流派、哲学思潮、民间百态，就这样通过我们稚嫩的译笔，通过这份草创不久的报纸，为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城市白领和大中学生所喜闻乐见。因此，我见到这份报纸后的亲切之情，是难以言表的。
然而，这份亲切之情，很快就被震惊和失望所取代。那天报纸的头版通栏标题是“二炮增兵东南沿海防关岛美军”；头版其他文章的标题分别是“中国首款远程战机能在防区外对决美军”、“外媒：中国‘航母保镖’或优于美军”、“外媒：中国数字化装甲师世界一流”。
这已经不是我所认识的当年的那份报纸。透过纸背，一股战争的风云似乎正迎面滚滚扑来，一种与西方世界决战的架势正在慢慢摆开。
30年前，中国年轻人关心的西方管理经验、文学流派、哲学思潮、民间百态，都到哪里去了？
那时的中国，是那么的弱小，中国与世界的依存度很低，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却是那么的和谐、亲密；今天的中国，已经或即将跃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依存度很高，但我们与世界似乎怒目相视，剑拔弩张。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我们很穷，但我们的心灵却很开放；今天我们富裕了，但我们的心灵却封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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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河东，30年河西。中国的这句古话，用在今天的中国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30年前，中国很弱，所以自然与外部世界没有冲突，别人也从不把中国看成对手。那个时候，中国很谦虚，对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30年后，中国强了，有能力处理一些以前处理不了的问题了，冲突自然就来了。而现在，中国似乎不用很谦虚了，对外部世界也不再好奇了。
但其实，中国的内心茫然还很多，要不然就不会有本篇前言开头写的中年女白领的故事了。但这位女白领关心的还只是小问题。其实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还有一些更宏观的问题需要关注。
2015：中国转型进入分水岭
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从1979年到2049年的这70年，是中华民族崛起和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形态转型的最重要的70年。
这70年，中国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型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从一个封闭、封建的社会转型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
1873年，李鸿章曾说，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将在1979年至2049年的这70年里得以实现。
1979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不但把致富的金钥匙交到了民众手里，而且颠覆了中国千百年来“只会革命，不会改良”的定律。这35年中国的巨大进步，全世界都看到了。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届时中国的各种转型应渐入佳境，水到渠成。
而2014年至2015年，正好处于这70年的中段。如果说，过去35年对中国是“旧常态”，那么从现在起的未来35年，就是“新常态”。这种新旧常态的转换，要求中国的人们面对完全变化的客观环境，从机制、观念到心态，都有一种全方位、脱胎换骨式的转型。
在经济领域，当原有的要素性发展优势已不复存在，未来的创新之路又在何方？须知，千百年来，在中国谈创新，不但是一件沉重的事情，似乎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在对外关系领域，当中国已成为经济巨人，当冲突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选项，我们如何在冲突的“度”上有所把握？如何进退有据，收放适度，最大程度地服务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当我们已不必“仰视”国际社会的时候，是否意味着必然要“俯视”？虚心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是否即将成为一句空话？
在我们即将迈入“新常态”之际，这些问题都很考验我们的心智。
中国心态发生微妙变化
2015年的中国，已经到了战略研判的重要十字路口。如果说“新冷战”是个伪命题，那么世界似乎形成一种新的格局。中国正日益被世界需要，但世界似乎需要的只是中国的钱，中国的心却无法征服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人们似乎不再那么愿意虚心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当“海外势力”越来越多地被等同于“敌对势力”的时候，中国与世界的内在纽带也就越来越脆弱，直至最后一天也许会断裂或被人为剪短。这显然不是中华民族应有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2014年是“后冷战时代”的终结之年，那么“后冷战时代”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中国的崛起。如今，这个时代结束了，作为这个时代“新生儿”的中国，独步于国际舞台，又恰遇自身经济、外交和集体心理进入“新常态”，又该如何自处？
未来几年，是中国在方方面面经受“新常态”考验的时期，也是周边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剧升的时期，更是中国能否掌控风险，把握冲突的“度”的关键几年。
作者是香港的时政评论员。
本文是作者新著《迫在眉睫：
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前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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