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的‘大忌’与‘大益’

语境之外

    一位网友提出这样的观点：“古人云：‘功夫在诗外’。我的理解，哲学研究功夫亦在哲学之外”！

    在他看来，人的思维容易被各种哲学流派及其卖弄的名词、概念——制造的语言陷阱——所误导。如果按照这种路数“哲学研究”“研究哲学”，“一味在哲学的范畴讨生活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草根思者）。

    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它令我想到上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就是以某种朝拜意识（迷信、教条）为主导，随意搬用伟人针对特定事物曾经说过的某段话（语录），因应政治需要、各处引申，令其放之四海，精心构筑一种令其他思想无法撼动的精神‘文字狱’！

    从历史上说，但凡缺少技术和科学，没有生产方式变革做支撑的社会理念、人文精神，无论出于怎样严整的文化构想、如何科学的善意初衷，最终均难逃脱多劫厄运。

    所谓‘文字狱’：无论你运用怎样的智慧诠释文字、语言和概念，只要来在现实中——无法将改变社会历史进程的根本力量揭示出来，无法把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凸显于生产方式变革、科学技术进步的实践文化，进而将发展内涵植根其上，那么，无论你如何论证这种思想的道德基础、如何张扬民主自由与人权，到头来只有一个结果：走向自己希望的反面。因为，它们根本就是没有发展性因子的逻辑自闭，没有生命成长其中的恶性循环！反思中国社会目下的左左右右们，但凡纠缠于意识形态不依不饶者，但凡一味讨伐历史、不在新的发展现实中建构未来者——概莫除外。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生存其中的人类及其思想——无论多么‘自由’、‘解放’，出路只有一个：只能适合其上、无法逃脱其中。即便是给人们带来智慧和希望的哲学，也是在这个前提下不断完善、求得发展的。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既不是在感性良知、人伦大爱中自动求取，也不是在思维理性、逻辑自洽中随意斡旋。不错，这个规律的发现一点也离不开上述两种探索途径，但若将途径本身绝对化、形而上，‘文字狱’的厄运也就不远了！

    实际上，人类的博爱精神，总是和作为他们社会基础性构架的东西（文化开新与文明进步）紧密联系；人类的理性自洽，总是在他们社会同全球一体化进程交互作用的运行机制中科学达成。因此，任何试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观念、语言文字，未必因为充满博爱而更加合理，未必因为逻辑自洽而更加科学；而是从决定人类命运的那个基础性构架的方面（文化开新与文明进步），把全部的逻辑理性、生命良知贯通到自身社会同整个世界互动交往的实践文化之中。

    所以，研究哲学，特别是那种带给人类以希望的哲学，千万不要囚于狭义的学术规范、纯粹的理性约定；更不能远离时代，在同社会进程毫无关联的哲学命题下发展哲学。

    研究哲学，就不能制造湮没理性之光的‘文字狱’（大忌）；发展哲学，必须因循文化开新与文明进步的发展之路（大益）。

语境之外

以下是引用 草根思者 在2010-1-20 14:55:56的发言：

在我们被圈定的话语、语言系统内，许多关键名词大多被留名去实的偷换，这种前提被偷换导致后面所有逻辑演绎都失效，这个巨大的历史事实不止存在六十年，也不止九十年，而是甚至数以千年计。

        是的，我们无法摆脱自己发展历史构筑的文化心性和生存语境，就像我们无法扼住自己命运的咽喉。于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经历了大唐盛世之后，缺少以生产方式变革作支撑的后来历史——愈发变得闭不透风、生机沉闷，我们的儒学最后只剩下无法驾驭自己命运的空壳。以致，当着人类社会转型的历史契机真正来临，面对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分子，或是仰赖传统文化固有的词语，或是借用西方陈旧过时的观念，玩弄非左即右的把戏。

    这种看似荒唐、不分好坏对错的结局，从反面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必须顺应历史——改变观念方式；必须学会面向未来——改造我们社会的文化。

语境之外

   古老的文化语言是如何成为思维陷阱的？


    草根思者说“中国人由语言陷阱而构筑的精神思维陷阱”。。。。

    正邪君说：“在方块字基础上,法内儒外,武压文骗,读书人成了御用工具,所思做官,所媚皇上,所恶同僚,所欺百姓,所言鬼话,所理假理,基本没干啥好事,最后弄得文字什么也说不清可又怎么讲都有理...”

    我说：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经历了大唐盛世之后，缺少以生产方式变革作支撑的后来历史——愈发变得闭不透风、生机沉闷。

    ——所有这些，都同我们历史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有关。但这里并不是说超稳结构社会多么邪恶、多么不好，也不评价偌大超稳结构延续至今的文化魅力。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无论中国历史因循了怎样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发展理念，无论其社会结构较之其他国家发展历史如何超稳，都会在他们历史文脉、文化心性给定的那个逻辑闭环中走到它的尽头。以上所陈弊端种种，乃至更多无法尽言的问题显现，都是这个超稳结构走向自己反面的例证。

    比如，最被国人追捧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只是在人们的意识理念中确立的一条文化原则，而在人们日常的知行关系、社会交往、生产生活中，根本没有同这个原则生命相融的社会基础与制度保障（技术基础与科学保障）。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炎黄子孙不得不在除此（技术支撑和科学保障）以外的发展路径上寻求‘天人合一’的可能途径。于是便在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合、同个体认知局限相谐一的社会基础上形成了超稳文化构架。

    说到一个社会的文化结构，通常要从他们社会对人之为人的基本理念入手。历史地看，国人的个人理念从来不是理性独立的，而是生命相携的。一个‘仁’字——把两人之间生命相携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生动地呈现出来。

    西方社会倡导的人格自立，实际是把人的主体意识从人和世界的相互关系中独立出来，继而在人同对象世界的矛盾关系中面对自然宇宙/社会历史，正因如此，科学主义和逻辑实证最终成为拯救他们命运的社会启蒙与精神萌芽。而中国的两人关系，则在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依的人伦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中构成对自身存在关系的生命直观。因此人们在人身依附（三纲五常）基础上更加关注社会礼仪、等级和权利秩序，它使天人合一的文化准则，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中归为一人关系——‘天赋皇权’。尽管现代社会人们不再提什么天赋皇权，甚至对此倍加嘲弄，但在骨子里却依然故我。只是随着社会化的生产与分工，不同领域和部门中人与人的依附关系体现为官本位取向和权利独揽。

    显而易见，骨子里的东西是不易剔除的。处在历史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不可能在缺少新的替代机能前，仅仅因为政治制度改变迫使人身依附关系的文化性质发生改变。就是说，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依然是‘权利依附关系’相对朝前、‘个人创造理性’相对滞后。在这种发展态势中，很容易以新的借口把社会变革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局域在与之相关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去解决，其结果还会走向权力资本及其价值取向从中泛滥的尽头。

    反思变革中的现实社会，大量的社会腐败无一不是在人身依附的温床上滋生，无所不在的钱权交易大都是在两者间的利益置换达成。有趣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和权利构架中的产物。他们理性的独立与人身依附关系上的脆弱，成为他们无法产生突破性思想建树的最大盲点。其特点是，在社会创造上既不能理性独立，又无法与现行社会运行方式相协调，这就决定了他们彷徨在两边的局域性，和非左即右的摇摆性。

    足见，超稳结构与超稳文化理念之间，总是拥有某种莫名的心理契合。这就是中国古老文化语言令人们走入入思维陷阱的内在原因。

    当今世界的天人关系，早在现代人类文明进步基础上拓宽了它的丰富内涵。它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把人和自然的关系拓展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态势中，将从前的两人关系拓展为不同民族国家相互类属的关系；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生活中，为谋求自己国家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而把与之相关的文化构想与理性创造摆在尤为重要的战略位置。这就为究天道、言人事，注重天人关系开辟了新的历史道路。如果中国知识分子，不结合这种新的历史变化，重建人格意识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性之风，中华传统文化只能是缺少生命张力的空壳文化。

    更有甚者，在这种背景下，如若再让权力中心、官本位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横行当道，我们的改革就会没有尽期，人民对转型期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阵痛及其解除——将没有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