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老百姓，一个能保护他们人身安全，不至于随时在街上被歹徒伤害或炸死的专制君主，比起一个无能的民主政府，不论从道德或功能的观点看，都要好得多。”
这是美国政治评论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 ）在去年3月发表的，一篇题为《我们不可强加民主于人》(We Can't Force Democracy)评论里的一句话。
眼看着伊拉克这个烂摊子，越来越血腥的趋势，他有感而发。
暴虐的萨达姆政权，作恶多端，当然应该被铲除。不过卡普兰认为，布什总统动手的时机，却是错误的。对大部分的伊拉克的民众以及其邻国来说，萨达姆虽然残酷专制，不过，他的政权却能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比起今日那近于内战、几乎是无政府状态的局面，确实是好得多。
卡普兰尤其不赞成美国把民主制度这“仙丹灵药”，强塞进他国的喉咙的做法。
他认为：“布什总统以为，美国的民主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同样急切可行。这固然有道理。不过，不可以忘记的是，美国的制度是继承自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传统。而这有将近230年经验的主要挑战，不是从零开始建立政治秩序，而是如何限制历史悠久的君主权势。
“对我们来说，社会秩序不是问题，我们并不担心国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可是，世界许多国家所面对的现实，与我们的却刚好相反，他们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一无所有的政治荒原上，创建合法有效的社会体制。”
换句话说，对许多国家而言，社会的秩序与安定，远比自由、民主权利有优先性，也重要得多。深受克林顿总统欣赏的卡普兰，提出这样的论调已有相当时日。早在1997年，他发表了哄动一时的《民主是过眼云烟吗？》(Was Democracy Just A Moment?) 。
文中指出，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包括美国），正朝向一种新的威权主义转型。 卡普兰并不反对民主制度。他发出这样的“危言”，是基于对二十世纪国际社会现实的冷静而深入的观察。同时，他的警告，也是出于一种对民主制度能否继持存在的焦虑。
他是一个国际通讯记者。三十年来，所驻的国家多达80余个，在枪林弹雨中报道了近年来在中东、东欧、非洲等地区的动乱，常被美国著名大学、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务院等机构请去发表演说，或举办培训课程。
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实验，往往以动乱收场。卡普兰认为，这是因为民主制度会暴露并恶化国家社会现存的弱点。他从而诊断，对于一些先天不足，体质虚弱的国家，如果强服民主制度这剂补药，常会导致健康的全面崩溃。
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智识水平低落，却要强行推行民主制度，可说是自找麻烦。
这样失败的例子实在多了。人民的识字率只有27%（妇女仅12%）的北非国家苏丹，就是一个。
卡普兰回忆道：“1985年4月，我身在苏丹一群情绪激昂的群众当中。他们刚推翻了一个军事政权。新成立的政府在次年举行自由而公正的大选。可是，这新兴的民主社会却立刻陷入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苏丹后殖民时代最残暴的军事政权上台：他们虐掠民众，迫害妇女，把非回教徒活活饿死，绑架儿童以索取200元赎金，而喀土穆( Khartoum，苏丹的首都)立刻取代了贝鲁特(Beirut,黎巴嫩的首都)成了阿拉伯世界恐怖活动的首都。”
同是非洲国家，成人识字率只有20.7%的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遭遇，也是一样。当1995年进驻的南非雇佣军撒退后，这个被某些人称道的模范民主，很快的就堕入军人混战的无政府状态。
一个国家如果经济疲弱，失业率高、骚乱频生，民主制度同样不宜。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与意大利：当时两国皆通货高度膨胀、失业率高居不下、民心思变，结果其民主制度相继被希特拉与墨索里尼拆除。
如果比较阿尔及利亚与其邻国突尼斯的经验，更可以看出民主制度恶化弱势国家的现象。这两国的失业率都超过25%。阿尔及利亚在1992年，第一次民主选举失败后，立刻引爆了社会动乱。突尼斯没有民主，社会却一路来相对安定。
库尔德斯坦(Kurdistan )与阿富汗这两个结构脆弱的部落社会，于九十年代，在美国的鼓励下，建立民主制度的企图，均以失败告终：萨达姆填补了库尔德斯坦的权力真空，而阿富汗则落入部落暴君的手中。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机制被民主制度弱化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在非洲民主实验失败的国家除上述的几外，还有马里（Mali）和刚果-巴热萨（Congo-Brazza）。
就算在第三世界中民主制度最成功的拉丁美洲，其纪录也同样令人丧气。
自1959年以来就有民选政府的委内瑞拉，社会动乱不息、政变不断，盗贼猖獗；精英们把大部分储蓄投资国外；其信用风险排在苏联与墨西科之后。民主哥伦比亚更是一个血流不止的国家；许多中产阶级莫不争先恐后想办法离国。原装的民主国家阿根廷，亦乏善可陈。
最悲惨的一个例子是非洲的卢旺达（Rwanda）。这里，西方鼓吹的议会制度，是造成了几十万吐特斯族人 (Tutsis)遭受胡图族 (Hutu)军人屠杀的因素之一。
1992年，在西方政府的压力下，卢旺达政权建立了多党制度，并转型为联合政府。那些新的政党遂成了有军事组织族群恶棍的门面，而新的联合政府不稳定性所带来的政治纷争，则导致了1994年的灭族大灾难。邪恶的政客当然难逃其咎，可是他们的种种操作之所以能得逞，却是得助于西方进口的，完全忽视该国政治社会现实的议会制度。
乌干达近年经济蒸蒸日上，自1986年执政至今的总统穆塞韦尼，曾经写道：“我不相信多党民主制度。尤其是在今日的非洲，更切切不可实行。如果在乌干达建立多党制度，任何一个想胜出的政党都必须想办法分化94%的选民（农民），那就麻烦了：部落、族群、宗教、区域各种议题都会成被政客炒作煽动，社会将永无宁日。”成功的民主制度需要一定的历史与社会条件：强大的中产阶级，西方启蒙传统、巩固的经济基建、健全的公民机制、普遍而高度的教育水平、低人口成长率等等。
卡普兰相信，当这些条件逐渐齐备时，其中产阶级自然会要求更大的政治权力，于焉促成民主制度。欧洲史显示，新兴庞大的中产阶级往往是长期稳定君主政制的产物。
没有稳定的社会就没有繁荣的经济，没有繁荣的经济就没有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历史的吊诡是，君主与贵族精英造就了中产阶级。当中产阶级羽翼长成后，却反过来拆君主的台脚。
台湾的政治发展过程，似乎也印证了卡普兰的说法。台湾的现代化经济基础，是专执时代的国民党政权建设的。而后来与国民党争权的，正是它所造就的中产阶级。
卡普兰认为，强制一些第三世界立即采取民主制度是不合理的。那就好像拿一把手枪压在第三世界民众的脑门上说：我要你们立刻改变行为，变得好像和经历过西方启蒙时代、识字率达95%、没有血腥的族群与区域冲突的欧洲人一样。
人身安全是最基本的人类自由。所以一个专制政权不一定就是不道德的。这是一些急于在中东强行民主制度的人，切切不可忘记的。
今日中东一些较繁荣稳定的国家，往往是由一些传统悠久的王族统治：如摩洛哥、约旦、以及诸海湾酋长国。他们虽然不是完美的统治者，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取代他们的执政者一定会是同样的稳定开明，那就太一厢情愿了。
那些在1979年看到伊朗国王被推翻而大声喝采的人，今天还能高兴得起来吗？除了这些沙地阿拉伯王族外，谁能掌控这些连地理国界都不很清楚的国家呢？
卡普兰严厉警告：叙利亚与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内都有互相仇恨的区域族群，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南斯拉夫那种悲惨的局面。那些希望推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新保守主义者，以及有意拉倒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自由派，同样的不知死活。
他主张，美国不应主动参与推翻中东地区现有政权的任何行动。如果能够任由这些国家的专制政体有机的演化，甚或自行消融，流的血就会少一些。 | 
发表于 2010-1-1 21: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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