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哲学的构思
张保中
哲学,是信仰的核心,是文化的基石,是民族的精神脊梁。中华一百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哲学认识的荒谬和浅薄,或者说,至今为止,中华哲学仍然是一片荒漠。所以,在对中华复兴、政治体制改革、自由民主等等的期盼中,首先应当清楚的是这一切是有哲学前提的。
当前,我国哲学界普遍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为唯一的真理,而且,这几乎成了全社会的信仰,还贯穿于大中小学的教科书中。
形成这种情况的根源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以陈伯达、艾思奇等为主掀起的所谓“新启蒙运动”。现在,他们都已经作古,而且已经可以盖棺定论,起码他们并非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更重要的是,过去以前苏联为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神圣的信仰,今天老师已经失败了、放弃了,我们还要抱残守缺吗?
我国经济上摆脱了前苏联模式之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继之将怎样,难道还要继续前苏联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吗?事实上,这样的模式在我国已经造成使世界震惊的腐败等令人不寒而栗的诸多社会危机,长此以往,前苏联和东欧诸国的下场就是鲜活的教训。而且,对于中国来说,甚至是要分土裂疆、腥风血雨、人头落地的。
其实,我国令人不寒而栗的诸多社会危机,此起彼伏的独立企图和令世界震惊的血腥暴乱,多处边疆的危机,……,这一切都并非硬实力的薄弱,而是由于软实力的自我隔绝于世界潮流之外引起的,其根源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和迷信。
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在新的哲学指引下进行的。
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既是因制八卦,其中蕴含有探天索地的哲学思想被尊的。老子,因他的《道德经》中深厚的哲学思想一直被尊重,甚至被奉为神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中,因为具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因而将世界大势向左扭转一个时代。
中华帝制统治两千多年,终于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个具有一点哲学内涵的新思想打倒。
中国,曾经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取得了革命胜利,用同样的哲学竟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荒唐的运动。 我们不能忘记,中华历史上数次改革运动,例如史可法、张居正的变法都悲惨的失败了,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改革者个人不能抗拒腐败的诱惑吗?……,人们列出了一大堆有根有据的原因,但都不能使人信服,因为都缺乏哲学的分析,这就是历次改革都没有深入到哲学的深度,所以也没有能影响众人的包括反对者的思想观念。而戊戌变法和三民主义虽然有了文化的内涵,但在哲学的深度上仍然不足。而且没有能像邓小平那样,切准了时代的民族的脉搏。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发起改革开放并且使其成为不可逆转的伟大事业,即在于它拥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这些属于实用主义哲学范畴的哲学思想,并且以此淡化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在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无论是坚持什么样哲学的国家或地区,都不能幸免,竟然没有一种哲学没有抵抗这种危机的免疫力。
在当代,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环境破坏、恐怖主义等成了全世界共同的敌人,难道没有一种哲学可以避免这些危机? 面对这些问题,哲学在沉默,全世界的哲学都面临着尴尬。哲学如果不能解释或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哲学还什么脸面充当人类活动的宗旨?
当今世界哲学的主流,是以康德为宗师的二元论哲学,它是继柏拉图之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而来的,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但是,西方的二元论哲学,用“存在”与“思维”这两个哲学元素解释这个世界是不妥当的,它的宗教色彩也是违背科学的。
当今世界文化的主流,是以康德哲学为根基的自由民主文化,这是在古希腊、基督教等文化基础上,经历了欧洲文艺复兴数百年无数天资超迈的文化巨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的结果,它一样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我国传统哲学的主体,是八卦、《易经》、《道德经》中所蕴含的二元论哲学,“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是它最简要地说明。其中没有神仙崇拜,没有不可知论,是世界上至今为止最清晰的二元论哲学。它将自然的存在分为抽象的具体存在(道理),和具体存在(现象),而人与人的思维都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二元论哲学,比西方哲学的二元划分更贴近自然。它应当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哲学思想,引领人类社会走向文明时代的思想。
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以以上二元论哲学为根基,以孔子即儒家的人学为基础,(儒家人学,虽然失去了人的个体本性必须的基础,但以“仁爱”为核心的人的社会本性实为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又融合百家文化所成就的大一统文化。它的核心是宽容、中庸、仁爱等。但是,在老子和孔子以后,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二元论哲学的真谛,没有人能发展孔子的人学,致使中华传统文化越来越衰败,直至“致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之后,中华进入了黑暗时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分支。其本质上是一种极端认识,是一种斗争哲学。所以,它的信奉者几乎无例外的都走上了极端和血腥。但它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就是它最彻底的站在贫苦大众的立场上,揭露了人类社会野蛮阶段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弊病,即阶级剥削和压迫及其形成的阶级斗争;还有与诸多社会主义幻想一样,主张社会公平,消除贫富差距等。这些,已经被西方社会汲取,由此化解了许多社会矛盾。
否定文化决定论,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又一表现,它视经济为社会的基础,同时无视文化的作用。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官场腐败、文化荒芜、道德颓废的根源也是如此。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了它的荒谬。我们再也不能重复这样的历史,即拥有世界领先的GDP,却饱受欺凌和耻辱。
如何让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平稳、健康地发展,并同时化解各种社会危机,是我国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让我中华回归到世界文化的主流中,是我中华及当代哲人智者的历史责任。
“稳定改革态势,开放理论研究。”既顾及了社会的稳定,又顾及了理论研究的慎重性,而且又兼顾了信仰和文化的转向需要广泛的深入人心的时间过程,也避免了暴力主义和幼稚的“拿来主义”,不愧是个好主意。
一百多年来,中华复兴的道路之所以曲折多难,一是因为太多人们崇尚暴力革命,其实那只不过是变幻大王旗的手段,只能招致血腥、混乱和倒退,与文化与社会进步无关;二是文化界和政界普遍崇尚的“拿来主义”或“全盘西化”等,从而忽视了理论的探索,使我国多年来的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一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至今仍然是一片荒原。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经济上的成就已经裴然,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许多方面还停留在前苏联极端落后的模式中。根本原因,即在于理论准备严重不足,没有可行性的实施方案。
中华应当能够以“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创大中华(地球村)之新文明。”的大智慧、大思想、大魄力、大跨越,“敢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造更加先进的哲学和文化,以及由此为基础的政治等等。
若如此,我巍巍中华定能走向世界文明的前列,为全人类早日步入文明时代作出重大贡献。唯如此,才有中华之振兴。
谨此,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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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