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哲理

标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遭遇了什么？ [打印本页]

作者: 语境之外 时间: 2011-7-7 14:36
标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遭遇了什么？
本帖最后由语境之外于 2015-12-25 21:44 编辑

关键词：执政方式测不准原理整体攸关文化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民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将自身发展置身前所未有的艰难困境。

一个不争的发展现实：作为指导改革开放、经历社会转型、并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的政党，他所持有的社会发展观、他们在社会历史转型期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实践文化，已经与从前的执政理念、国家意识、发展战略大相迳庭。具体来说，见于这类社会转型，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时时关联性和功能互动性，它所具有的社会意味（政治意味）与文化性质，已然同推进这一社会进程的领导者最初执政理念——根本相悖！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的改革便会陷于乏术无门。

显而易见，在一个对外开放、充满市场化气息的政治氛围内，它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要求，迥异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执政党一旦有过多的不当干预，权力资本便乘机与之结伴而行。就仿佛遭遇政治上的“测不准原理”，你愈是自以为是、干预过多，权力资本愈是以更加缜密的经济运行模式侵袭整个社会机体；你愈是在公有私有、国进民退上反复拉锯，国家社会的宏观治理愈是远离科学、整体失效。不仅如此，从这种情况连续存在的时效看，历史给人类历史最大政党的机会已经不多！这种情况的客观性，是由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决定的。无论任何政党，只要它没有发展勇气顺应历史，科学面对、果断行事，便无法把最初的发展势头——以全新面貌保持下去！

如果我们固执我行，不洞穿时空大局、不改变观念方式、不做出重新部署，我们的党就要从胡锦涛主席所说的经受“四种考验”、抵御“四个危险”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四种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个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需要知道，这不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也是关系整个中华民族能否涉险过关、突破危亡的重要时刻。

省思世界变化，反观人类自身——不难发现，在人和他们生存其中的对象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十分鬼魅的蹊跷：世界在变，人类生存在其中的文化场景在变，而驾驭世界的主体、通解世界的思想理论及其逻辑约定始终未变。时至今日，国内、国外以冷战思维的基调面对世界还是主流。无论世界发生怎样巨大改变，‘思考世界’的主体依然是把自身与他者区隔开来的理性主体，而不是参与在全球经济生活之中的社会践行主体、命运攸关的文化共同体——这就注定了人的理念同变化世界间的不可相融性。

难道不是吗？——无论世界变得怎样丰富、具象，我们认知世界的思维理念依然是抽象的、僵化的、呆板的；无论全球市场如何将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国家纳入全球一体，我们预期未来的发展逻辑依然是各自为战的、彼此无涉的、文化冲突的。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中国——试图把市场经济变成以不同文化类群作为其载体和主体的可控经济。但这需要个前提：在他们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的过程中，首先要在国内放弃冷战意识，在政治取向上将人民利益视为命运攸关，在发展道路上谋求不同社会阶层间良性互动、和谐发展；对外，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市场互构、利益一致、文化兼容，谋求与多种文明社会构建深层互利的战略发展关系，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肩负起与自身发展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

但是，相对这样一种文化构想与社会预期，无论在观念方式上，还是在变革本身的实践文化上，都还存在难以破解的发展难题：

一、在中华民族利益攸关的类群整体内，倘不以适合培育本国市场社会自组织的有序方式——确定新型社会主体，就无法缓解由于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所积压的各种社会矛盾，就无法化解被国内外反复炒作的冷战意识、冲突与斗争；倘不通过这些新型主体，重新确定类群整体间协调互动的利益范畴与分配机制，继而重新约定新型社会主体之间的全新的发展理念、文化信仰与实践文化，我们关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美好期冀，就无法在日常生活中成为渗透所有知域范畴、学科领域的生命场景与政治现实。

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视域内，则面对如何把利益攸关、文化异质的市场竞争者——视为命运交关的人类同好？如何在尊重其他国家（文化类群）自主发展、全面治理的前提下，为其提供方便、创造便利、营造适合他们社会转型的外部社会条件？

这样，不仅是中国，连同整个世界都在一体化的历史转型期面临同一文化难题：
世界各国，如何运用有利的外部条件，在自己文化类群中根除冷战意识、化解传统矛盾；当今世界承接历史面向未来的所有国家，如何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成为天然的市场载体-文化主体，继而成熟为驾驭全球一体化进程的真正主体？这两个问题倘若解决不好，破裤子缠腿可就要上身了！

作者: 语境之外 时间: 2011-8-2 10:40
本帖最后由语境之外于 2014-10-8 08:07 编辑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历史链条上，东方与西方成为最矛盾、最纠结、最无法在自身发展中忽略对方的两极；到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审视人类未来命运的关口，这种情况就变得更加突出。即便西方文化价值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被普遍看好，面对这样的转折关口，面对西方国家治下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依然会做出更能符合自己文化精神的价值选择。这选择是否和未来相接、于发展有益？能否实现文化双赢、优势互补？那就看有着五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国社会，在和世界接轨的历史转型中基于怎样的文化理念和哲学。本文正是在中国社会历史转折的特殊当口，从她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探究这种文化理念和哲学的。

从目下可知的文明进程看，人类社会大致分为原始和农业社会、工业和后工业社会，以及所有民族-国家可以期指的把自身纳入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世界社会。既然是一个文明进程，人类发展向世界社会的历史迈进，也是传统国家发生蜕变、转型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自然要在国家社会中传统分工的类群文化整体之间，国际社会的分工体系之间重新构建起崭新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不但以彼此互根性的市场-文化运作方式，存在于所有公民之间、人民和政府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公民和企业之间；还以他们/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类群文化整体，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国际社会与国际机构和组织之间，和不同类群文化整体之间。

人类欲进入这个社会，需要一个社会必要条件：他们/它们的生产生活必须是互为对象的、彼此开放的、相互类属的、市场化运作的。这就是说，人类需要通过市场化运作培育一种崭新的类生活——全球经济生活；有着自己发展历史和文化精神的所有民族-国家，是实现这个生活的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他们/它们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实践文化），将是通往未来社会的组织方式与进化途径。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存在很大的历史落差。这个落差不仅表现为历史进化上的社会不足，更表现在进化理念上的文化悬殊。经过工业革命和后工业社会的洗礼，西方国家一方面确立了以个人、理性、知识、精英的核心地位，另方面在强化智能技术、知识管理的同时，强调对于创新、变革实行有效的社会控制。这种发展理念，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仁者爱人”的文化理念大相径庭。以至刚从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进入工业社会发展初期的中国社会，依然在通往未来的路口上举棋不定、观望徘徊。

除了西方国家业已选定的发展道路，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化竟然无路可走吗？非也！让我们从分析中国社会相较西方社会的差距入手。个人以为，相较有着三百多年市场经济发展历史的西方社会，中国社会的差距主要是对市场经济这种社会运行方式的不了解、不成熟；它直接导致我们国家在文化运作上的整体失序。

今天的市场经济，不再是一种制度化的经济运营模式，而是所有国家、所有社会形态在发展中须臾不可分离的基本运行方式。它是全球化历史进程的重要标致，也是在世界社会中发掘不同市场之间的类属关系和文化多样性的逻辑线索。

今天的全球市场，不只是可供理性分析的对象；供人们谋取最大利润的对象；可供各种知识、技术、信息、智能无限切入、社会改造的对象；和把自己国家的市场结构地位扩张的最大、将其他国家的市场结构地位压制的最小的对象。然而，根据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和从两人关系（“仁”）中看待世界的发展理念，全球市场还在属人关系上成为把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社会主体性关系媾和一起的对象；成为人们按照自己文化类群发展需要，和全球一体化进程对人类社会的客观历史要求，把各种知识、技术、信息、智能有序整合在人类变换自然活动之中的对象；成为所有民族-国家、所有文化类群拓展自己生存空间、发展空间的社会生命对象；更是成为人类实践地、理论地把自身以类属的流变结构与功能载体。这样，全球市场就为所有文化形态从中立足、知识整合、价值通约提供了研究对象，亦为所有科学技术、艺术设计、文化构想、价值预设提供了操作平台，更为人类哲学的发展构建出新的时空维度。

这样，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说，人类历史上形成的所有国家、所有文化类群，他们/它们的生产生活必须是互为对象的、彼此开放的、相互类属的、市场化运作的。同样，以这种社会运行方式所展开的全球经济生活，是把人的存在关系、发展关系和社会主体性关系媾和一起的类生活；通过这个生活，历史上形成的所有国家、所有文化类群，可以把彼此社会占有的资源（物质、信息和能）给予定向吸收、有序释放；而这些民族-国家、文化类群，既是是承载这些功能的市场载体，也是彰显他们生命意义和文化精神的文化主体——他们/它们在人类变换自然的活动中，原本就是一个族类存在！

基于这种文化视角，中国社会相较西方社会的差距就表现为：一、我们的类生活（中国文化类群与全球经济全面接轨的生产与生活），在市场化的运行方式上不自觉，在社会化的运行体制上不适应，在思想文化上不配套。二、这个生活对类群个体和类群整体所要求的（作为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的）行为约定、法律机制、实践文化、价值体系远未形成。公民个体的自我意识、文化理性，尚处在无所约归、无所适从的无规则状态。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弥补以往发展上的弱势、社会存在上的不足。毋庸置疑，这也是十分特殊、关乎人类未来命运和发展走向的重大哲学问题。

中国社会以往的发展教训是，在社会舆论上、思想启蒙上、阶级斗争上、价值追求上、意识形态上、文化比较和反思上——说得太多太多，而最为根本的东西：推进社会发展、弥补存在性的不足——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从类群整体发展的角度看，过激的自我意识、盲目的民主追求，难免造成观念意识的混乱、社会发展无序，和个人行为的在类群整体中的生态跃位。

从哲学反思的角度说，（这时）人们的认知原点、观念自洽，依然是以理性个体为中心、外部世界为对象。仿佛世界的全貌，总要依托个人的从其局部知识结构来理解的那种狭义理性去支配。殊不知，世界变化的由己性、可说性，完全蕴涵在理性个体及其同类相互一道的生产生活及其运行方式之中。但，这样的生产生活（类生活）却不在他们可以驾驭的自我意识和观念理性之中。它的最为直接的社会后果是，人们的认知理性同社会历史进程间的社会脱离与逻辑悖谬。这种情况的严重性给出人们不愿接受的结果：人的理性缺少存在性支撑，类群个体不足以操控市场、改变世界。

那么，怎样才能推进社会发展、弥补存在性的不足？仅凭思维理性、优秀的指导思想和普世价值吗？显然不是！因为这些缺少社会发展做支撑的东东，更多情况下只会产生“内讧”、“内耗”等“折腾机制”。

从长远上说，最能缩小东、西社会差距的，最能推进社会发展、弥补存在性不足的，决不是口若悬河的说教、造势和舆论，更不是左左右右们稻草人似的政治博弈与纠结，而是以自己文化类群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为根基，凭籍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轨的开放（发展）理念，和适合自己国情的（邓小平“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这就要求我们看待世界的认知原点和观念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理性个体必须依托自己文化类群的文化精神与实践文化弥补发展性不足。

不仅如此，在具体的社会实施上，更要敢于面对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在错误中反思，在践行中发展——这样，不仅使我们的人民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市场-文化运作中），变得对公共意识愈发理性、自觉，变得对腐败、对权力资本愈发缺少忍耐，变得愈想承担更大社会责任、愈想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与社会职能。而广大观众，从这种理性自觉发展为主体承担，直到作为一种社会机能社会形成的过程，也正是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从中培育、成熟发展的过程。

不要小看这样的实践文化。当着它的基本方向、发展道路确定后，“在错误中反思，在践行中发展”，可以弥补以往任何‘完美理性’在逻辑上的欠缺和发展中的不足。

在这个过程中：加速了社会公众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在人们眼里，社会体制和思想文化不再是缺少发展意味和文化内涵的概念逻辑，而是拥有了具体指涉、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生命共识与社会存在。

在这个过程中：缔结着类群个体和类群文化整体间的市场信用，构建着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间的社会契约关系，亦为法治的健全与实施提供了坚实社会支撑。

在这个过程中：还将动摇权力资本的社会基础，促进服务型政府社会职能的完善与社会体制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以往的思维抽象演变成丰富多彩的文化具象，以往基于存在上的发展不足进化为人的社会主体性意识的全面觉醒。

反思中华民族风风雨雨的社会变革与实践，不就是寻找当下发展与未来走向之间逻辑上的各种欠缺，不就是运用东西方文化上的互补、市场载体间的互构弥补自身社会的不足吗？

故而，当我们在这个思维进路上探究哲学、面对发展中的流变世界：“怎样缩小东西方社会间发展进化上的差距？”“怎样才能推进社会发展、弥补存在性的不足？”，我们的发展理念就会变得愈发清晰。那便是：凭籍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轨的开放（发展）理念，和适合自己国情的战略构想，还有中华民族在这个发展方向和具体步骤上锲而不舍的实践文化。

试想，除了把中华民族发展命运寄宿其中的战略构想与实践文化，还会有什么能比这更适合中国国情，还有什么更能发挥如此深刻、如此靠近未来的社会变革之功效？

不错，在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初期，本就不存在什么净土；但没有净土的地方，并不意味人们没有崇高的社会追求。恰恰相反，当权力资本和腐败把脏手伸到关乎国计民生的所有领域，人民的理性认知亦将因此得到锻炼，政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也将因此发生改变。

问题是，我们的政党、政府和智囊，如何提高他们以类群文化整体为根基的开放意识、科学意识、前瞻意识、民主意识、服务意识和管理意识，从而减少不必要的错误和误判。

作者: 语境之外 时间: 2011-8-7 15:05
本帖最后由语境之外于 2011-8-7 15:06 编辑

在著名的“囚犯悖论”博弈里，两个囚犯都知道互相信任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他们仍然选择“不合作”策略，即纳什均衡。每个人的推理过程都是无限性的：假如我选择“合作”策略，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必定是我要相信他也选择合作，但他又怎么知道并根据我的合作来采取合作态度呢？于是，两人的博弈就停留在一个低水平的均衡状态。

博奕中最困难的不是重复说多少次“我知道我知道”，而是重复推演“我知道他知道”。也就是现象学创立人胡塞尔说的“主体间性”：指称一件知识当我认为真确时，是否别人也认为真确。我们经常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就是从自己的理解去揣测他人的想法和意图，譬如，根据自己知道的信息，想当然的误以为他人也知道；或者根据自己从事的局部工作去对他人谈论的总体问题做出偏向性的断章取义。

整个环节需要甲和乙共同拥有的“公共知识”，否则推理就会在某个环节中断。那么，“公共知识”从何而来呢？

———— 广东保利置业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监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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