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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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陈波(小天火) : 深入地思考,做出原创性贡献 ——威廉姆森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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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21 18:09: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9) 陈波(小天火) : 深入地思考,做出原创性贡献 ——威廉姆森教授访谈录
   
   (小天火转)
   
    导语:应该如何从事哲学研究工作?英国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威廉姆森也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参照和榜样,那就是:坚持独立且深入地思考,力求做出原创性贡献。在《模糊性》(1994)一书中,他提出一种初看起来十分反直观的观点:从本体论上说,像“秃头”、“谷堆”这样的模糊事物,本来有确切分明的界限,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些界限在哪里而已!也就是说,模糊性源自于我们对事物本身的存在状况的无知。这种观点被叫做“关于模糊性的认知主义”。在《知识及其限度》(2000)一书中,他一反西方哲学中根据信念、真、证成(justification)等等来分析“知识”概念的传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知识是第一位的”,应该根据知识去分析信念、断定、保证(warrant)等概念,而不是相反。在其新著《哲学的哲学》(2007)中,他指出,上个世纪西方哲学中所发生的“语言转向”和“概念转向”是错误的,哲学并不只是研究语词和概念,语词和概念具有关涉性(aboutness),它们是关于、指涉这个世界的;哲学也是人类理解这个世界的整体理智努力的一部分,在题材、目标、方法论、评价标准诸方面与其他科学没有实质性差别,哲学例外论是错误的。威廉姆森的许多观点初听起来非常大胆甚至称得上怪异,但在仔细检视之下,却难以反驳,其中有些观点逐渐被接受为相关论题上的主流观点。哲学号称“爱智慧”之学,我们中国哲学家如何在其工作中体现出“爱智慧”的特点,力求做出一些原创性贡献,从而使读者从其作品中感受到“智慧”的闪光和“智慧”的魅力,这一点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省和竭力追求吗?!
    威廉姆森教授简介: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英国牛津大学威克汉姆逻辑学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和语言哲学。其专著有《同一和分辨》(Identity and Discrimination, Blackwell 1990),《模糊性》(Vagueness,Routledge 1994),《知识及其限度》(Knowledge and its Limits,Oxford 2000),和《哲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Blackwell 2007);已发表120多篇论文。
    访谈时间:2008年7月10—11日。
    访谈地点:牛津大学新学院,蒂莫西•威廉姆森教授办公室
   
    陈波 [以下简称“陈”]: 蒂莫西•威廉姆森教授,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对你作访谈。中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对你个人以及你的学术工作所知甚少,你能够向中国读者简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吗?例如,你的教育背景,你的学术经历,你的主要研究领域,以及某些业余爱好,诸如此类。
   威:虽然我是英国人,但我出生在瑞典(1955年),因为我的父母在那里教英语。他们俩人后来继续在牛津大学讲授英国文学,所以我在一种学术氛围中长大。我也是牛津的一名学生。我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和哲学方面的。我后来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卡尔•波普的似真度观念,根据这一观念,科学理论能够越来越好地逼近真理,但从不会完全为真。此后,从1980年至1988年,我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教哲学;1988—1994年,我在牛津大学教哲学。然后,我转任爱丁堡大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直至我回到牛津大学任现职。我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任访问教授或研究人员。如果我不得不在我的研究中挑选出一个中心论题的话,我会说,那就是真的东西与可知的东西之间的空隙。这导致我研究了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既有逻辑学中的技术性问题,也有宽泛的哲学问题,例如知识的性质。至于我的非学术生活,我的妻子是安娜•姆拉德诺维奇(Ana Mladenovic),一位来自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钢琴家。我的前妻是一位意大利人。我有一位15岁的女儿,以及两个年龄为11岁和3岁的儿子。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使我相当忙。我一度经常在山中旅行,但这些日子以来,唉,我很难再找到时间去做这件事,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我所喜爱的诗歌、小说和电影。我的哲学使我有机会访问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以一位旅游者的眼光去打量它们,而是从其内部,通过作为我的主人的那些哲学家的睿智的眼睛去观察它们。
    陈:你的学术背景是数学和哲学,你也是一位逻辑学家,在进入大学之前,你曾作为一名计算机程序员在一个原子能研究站工作过。我想知道,所有这些背景和训练对你的哲学生涯有何贡献?
   威:计算机程序设计提供了有用的训练,即如何把一个原来模糊的观念澄清到这样的地步,它们能够变得在形式上是精确的。它也使我具体理解了把心灵(mind)视为计算机这一模型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数学那里,我懂得了思考问题的抽象结构以及凭借一种雅致的合适概念框架去识别这种结构的重要性。我所学到的某些数学,例如概率论,直接与哲学相关联。在我的本科生哲学训练中,非常强调逻辑学,因为它在数学和哲学之间架设了一座最宽敞和最自然的桥梁。我的哲学训练肯定属于分析哲学传统。于是,下面一点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在我的大多数哲学工作中,都有一个形式的方面,尽管其中绝大多数并不是纯粹形式的。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形式方法包括:对某些形式表达的前提给出非形式的论证,然后从这些前提出发,通过形式论证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结构化的思维方式可以用于比许多哲学家所意识到的更多的方面。例如,它们使得更容易去发现哲学理论的反例,因为人们能够提前构想出它们必定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我所受训练的质量而言,我是幸运的。作为一名本科生,我每周与我的哲学导师见面一次,一次一小时,或者我单独与他见面,或者与另外一名学生一道。每次见面前我必须写一篇文章,导师对它做评论。类似地,一名研究生会因其文字作品受到长时间的个别指导。这里无处可藏:他知道他所写的每一个句子必须能够经得起仔细的检查。除了我的老师,我的许多同学也是非常能干的,我从与他们的哲学交谈中获益良多。通过跟踪正在世界的一个哲学中心展现的原创性观念,在这里,我的许多老师具有国际性声誉,并且正在我的眼前做出新的贡献,我也获得了自信心。当我作为学生时,牛津哲学和逻辑领域的领袖人物包括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A. J. 艾耶尔(A. J. Ayer)、丹纳•司科特(Dana Scott)、格雷司•埃文斯(Gareth Evans)、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acDowell)、约翰•麦凯(John Mackie)、R. M. 黑尔(R. M. Hare)、德雷克•巴菲特(Derek Parfit)以及克瑞斯宾•赖特(Crispin Wright)。我认为,我也能够做到像他们那样。
   陈:当你在牛津念书时,遭遇到所谓的“戴维森爆红”。你在2005年说过,“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实施戴维森纲领的那种过分夸张的方式是对于形式化的滥用。”这一陈述相当大胆、直率和令人印象深刻。我想知道,你目前对戴维森哲学做何评论?
   威:唐纳德•戴维森对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60年代,他在激活更具建设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并且对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哲学的某些不良影响起到了矫正作用。在心灵哲学中,戴维森强调了根据主体的信念和欲求对行动做因果解释的重要性。在语言哲学中,他奠定了真值条件语义学的纲领,根据这一纲领,该语言的所有语句的真值条件可以从其构成短语的语义贡献中推出,这一纲领要求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该语言做系统性研究。他还在一些特殊性论题上作出了很有影响的贡献:例如,他关于自我欺骗的说明,他的副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大多数句子是在隐含地谈论事件。就其否定的方面而言,他的风格过于隐晦和简略,以致于常常弄不清楚他的断言或论证究竟是什么。在回答质疑或异议时,他是防御型的,自我保护,很少去更为明确地澄清他的观念。不幸地是,许多人把他当作精神领袖,允许他这样做。在戴维森传统中,还存在一种倾向,以一种独断的而不是实验的精神去规定形式限制,而没有适当地解释对这些限制的证成,而是用这些限制去驱除合法的理论选择。更无助益的是,其中某些人对逻辑学拥有相当外行的知识(“仅知道一点点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有这些在朝着拒绝开放辩论的科学精神方面走得太远了,从而妨害了进步。幸运的是,对戴维森的这种准宗教式态度已经远不像过去那样常见了。
   陈:现在让我们来谈论你的第一本书——《同一和分辨》(1990)。你能够概述一下你在这本书中所阐述的最重要的观念吗?
   威:我当时对这样的情形感兴趣:人们要求给出适用于某类对象的特殊的同一性标准,但该标准本身并不具有合适的逻辑性质。例如,你可能要说,两组动物属于同一个物种,当且仅当它们能够成功地相互交配。但这并不管用,因为有这样的情形:X组能够成功地与Y组交配,并且Y组能够成功地与Z组交配,但X组不能成功地与Z组交配——几个小的遗传变异加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的遗传变异。相比之下,同一性不能有这种结构;它必须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传递的:如果U与V是同一的,V与W是同一的,那么可以逻辑地推出:U与W是同一的。根据集合论推理,我证明:对于原标准来说,总是存在“最好的近似”,它与原标准不同,确实具有同一性所要求的那些逻辑性质。所以,人们能够重新回到“下一个最好的东西”。我特别对这一问题的下述情形感兴趣:其中成问题的原标准是不可分辨性(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不是纯逻辑意义上的)之一。例如,你可能要说,两个对象有明显同样的颜色,当且仅当,主体不能分辨出它们之间在颜色上的任何差异。这并不管用,因为有这样的情形:其中主体不能分辨出A和B之间在颜色上的任何差异,也不能分辨出B和C之间在颜色上的任何差异,却能够分辨出A和C之间在颜色上的差异——几个不可见的差异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可见的差异。还有,真正的同一性不能具有那种非传递的结构。我把同样的结构式探究应用于那些情形,但我也变得对不可分辨性本身的性质感兴趣。我论证说,两个事物的不可分辨性是属于(认知)主体的问题,该主体不能知道它们不是同一的。我表明了如何把该观念形式化,并且在认知逻辑的背景中严格地探索其逻辑后果。尽管就论证的质量而言,《同一和分辨》与我后来的著作相类似,但它并没有得出像后来的著作中所得出的那类清晰而简单的结论。其结果是,它并没有造成像后来的著作所造成的那种影响,虽然近来对它有关不可分辨性的说明的兴趣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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