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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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改革历程——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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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4-17 10:24:12 | 显示全部楼层
我 曾说过,要加强和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行改革开放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当然是对的。问题是怎么加强?按照过去的路子会适得其反。虽 然我们原来政治思想工作有许多好东西,但1957年以后,差不多20年的时间,思想政治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工作, 实际上是把群众看成改造的对象,控制的对象。所以思想政治工作不讲什么道理,不做什么说服工作,基本上靠帽子压人。“阶级斗争为纲”对思想政治工作造成非 常坏的影响和习惯。同时政治工作官僚化、行政化非常严重,机构非常庞大,大量的脱产人员。   

我 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从根本上改掉这些年的做法,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传统,重新探索,重新塑造一种新型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重新探索 重造。我说出这个口号后,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老同志反对,各地党委的同志也反对,特别是工厂里搞思想政治工作的更反对,全国一大批靠政治思想工作吃饭的人 认为是要革他们的命。   

那 时我就感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经受困难,经受风险的承受能力很低,稍遇挫折就议论纷纷。至于政治体制改革那就更是寸步难行。因为政治体制改革 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改变过去党的执政方式,行使权力的方式,办事的方式。归根到底,就是要改变党对权力的看法和对权力的全面垄断,所以阻力很大。   

政 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党内及各级领导。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容易得到各路诸侯的拥护,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中很多人是消极的、抵制的。但当时我感到,政治 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很难深入下去。譬如选拔干部的标准,还是过去那一套,并不是把赞成和支持改革作为主要标准。中国的改革虽然搞了10年,但并 没有突出去解决各级领导掌握在改革派手里的问题,所以经不起风浪。有一些地方对改革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对他有利的就执行,对他不利的他就阻止,有利的方 面就加以扩大,不利的方面就加以缩小,加以限制。   

还 有腐败问题。1988年我在广东过春节,在接触许多情况后,我深深感到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是活跃起来了,但腐败问题也出现了。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 政府要廉洁”。政府就是指干部,指掌权的。后来我越来越感到廉洁是个大问题。在旧体制转变为新体制的转轨时期,如果没有监督,腐败就会滋长起来。权钱交 易、官倒、官商、贪污受贿。解决这类腐败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透明度,解决民主监督问题,包括新闻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如果司法不独立,法院不能独立办案,检察院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即使立了法也不能真正实行。这就涉及司法和党的关系问题。   

我 深感政治体制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地实行民主的、有监督的共产党执政制度。权力绝对不能垄断,权力必 须有监督,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要求,形势有这样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则上提出了这样的改革。但是,要真正着手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党内那些老同志几乎没有 人支持这种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人们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后政治改革没有什么行动,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人民的要求,特别是知识界的要求同党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   

由 于当时政治气氛还比较宽松,人们还是敢于讲话的,不像“六四”以后的高压,这种反差反过来使人们更加要求民主,以至出现了过激的主张和行动,激化了矛盾。 当时宣扬引进西方议会制的言论也出来了。一个叫陈军的在美留学生,回到国内串联知识界名人,要求释放魏京生【234】。在美国也有人发起一个签名活动,给 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香港也有动作。1989年人代会期间,香港有一个代表团进来,要求人权,要求释放魏京生。国内校园也十分活跃,各种各样的沙 龙、论坛,也有过激的言论。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识分子纷纷到大专院校发表煽动性讲话。方励之在国外还直接点名对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给借反自由化来反 对改革开放的人一个口实,拿这些事向老人们挑动,使邓和老人们神经更加紧张,认为政治方面不能有丝毫松动。   

1988 年以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在十三大以后出现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同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出现了紧张。1989年出现的那场政治风波不是偶 然的事情。邓小平不是说有国际和国内的大气候和小气候吗?我想如果讲国内小气候,就是我上面讲的这些。固然当时人民对物价是不满的。但更加不满的,尤其在 知识界和青年中,是经济改革停滞、全面收缩、全面复旧;他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前途发生了怀疑。而另外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动静,不见行动。人们对腐败 不满,也认为腐败问题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共产党的执政不受到监督,就无法解决。对这种状况人们感到没有希望,非常不满。“六四”学潮中间虽然不满情 绪多种多样,很复杂,但根本上,是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停滞,政治体制改革无望的现状的不满。所以学潮本质上是要求深化改革,反对保守势力。有个很能说明问 题的例子,当时社会议论的中心是物价问题,但学生们谨慎地避开了这一敏感点一一怕把行动引向反对改革一一而是反对不民主,反对“官倒”。
 楼主| 发表于 2010-4-17 10:24:29 | 显示全部楼层
李 先念在掀起倒赵风当中是非常卖力、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235】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后台。在1988年10月份十三届三中全会时,本来 要通过一个关于治理整顿的公报。这时王震突然发难,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殇》问题,要中央表态。当时我把他应付过去了。事后叶选宁告诉我,王震在他面前大骂 鲍彤,说鲍彤是个坏人,《河殇》就是他支持搞起来的,并且说,这是李先念告诉他的。这完全不是事实。鲍彤根本没有接触过《河殇》,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 《河殇》问题。看来王震讲话可能还有保留,李先念讲鲍彤问题实际上就是讲我,暗指《河殇》是我支持的。也可能王震本人对《河殇》就有看法,李先念借机把 《河殇》同我联系在一起,挑动王震对我的不满。从王震口中知道,说鲍彤支持《河殇》,李先念为了挑拨一些老同志对我不满,不惜造谣。“六四”以后,报纸上 公开对我批判时,《河殇》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东西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支持《河殇》,下令复制了多少录相带分发全国,还说我压制对《河殇》的批判等等, 完全不是事实,是造谣。   

1988 年秋,海南有个洋浦开发问题。本来这是件很好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名叫张维【236】的,大概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吧。他对此事有看法,认为出租土地使用权给 外商涉及国家主权。这当然不对。但人家提出一个看法可以讨论嘛。但李先念知道这虽然是田纪云在主持搞的,而是我支持的,就抓住这件事在一个文件上批判说, 这样做是丧权辱国,出卖主权。可见李先念不仅到处骂我,而且抓住一切机会攻击我,煽动别人反对我。王震同志过去和我没有什么矛盾,有些事同他说说,可以得 到支持。但1988年以后情况就变了,积极反对我。至于“六四”以后,更说我是反革命,是小舰队【237】后台。这恐怕同李先念的挑动与邓力群的影响有关 系。   

再 讲一个批租土地利用外资开发的问题。房地产市场固然有炒买炒卖出现过热的现象,把这个问题解决,开放土地市场,对我们改革开放、加快城市建设、改善投资环 境,具有很大的意义。在改革开放中,把土地作为一种商品,参与市场交易,形成房地产行业。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政策。多年来我们宪法上规定土地不能转 让,不能出租,所以这个问题长时期未能得到解决。改革开放后,只是在深圳曾划出一块土地给胡应湘【238】进行开发,这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论,说划给外商 的土地太多了,至于在其他地方,仍然不允许这样做。   

在 改革开放中,吸引外商到我们这儿投资开工厂、办企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行。而要搞基础设施,就要很大一笔投资。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事情 就卡住了。多年来搞开发区,首先就是把土地开放出来,使土地变成商品,在土地上搞“三通一平”【239】,搞基础设施,然后盖厂房,盖写字楼。当时计算 过,一平方公里面积这方面的费用就要一亿多元,现在恐怕要更多。所以开发区往往进展很慢,我们城市建设都是这种情况。市政建设修路没有钱,搞三通一平没有 钱,许多土地闲置在那里。   

记 得在1985年或1986年吧,我同霍英东【240】谈话时谈到,市政建设没有资金。他说你们有土地怎么会没有钱呢?当时我觉得奇怪:有土地是一回事,没 有资金又是一回事,二者联不在一起。他说,市政府有土地就可以批租出去,增加一批收入,让别人开发嘛!是啊,香港那个地方我也知道,一块土地很快就盖起大 楼,盖成一条街,很快就改变 了那一块地方的面貌,而我们就非常困难。霍英东当时这么讲,我觉得有道理,就建议他到上海去,把这个看法跟上海的市长、书记谈谈,后来不知道他去了没有。 他这个看法对我有启发。我们有土地没有钱,而香港政府每年批出一些土地,不仅政府有了收入,而且很快就把那块地方建设起来了。后来我到上海也有这个感觉。 上海浦东这个地方同上海市区就隔了一条江,发展上海如果把这个地方搞起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要开发这个地方首先要投入一大批资金,搞基础设施,再招来外 商。大约是1987年,上海介绍一位美籍华人林同炎【241】先生到北京来找我。林提出,可不可以把浦东这个地方租给给外商,只要有优惠政策,外商是愿意 的,但时间不能太短,要30年到50年。土地出租以后,要给他一个转让的权利,他们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我问他,出让这些土地后外商愿意来投资吗?需要什 么条件?他说,这容易办到,不需要特区那样的条件,只要像闵行经济区那样就行了。我当时想,条件比闵行更优惠一些,接近于特区的条件也可以考虑,所以很有 兴趣。因为这位美籍华人是汪道涵【242】同志介绍给我的,我就让汪道涵负责这件事。考虑到上海这个举动会各方瞩目,为了能疏通各个方面,我考虑除了汪道 涵,还要把陈国栋【243】拉进来。他与陈云有些来往,他的话陈云也容易听得进去。我知道陈国栋比较谨慎,对此可能有保留,那也没有什么,可以继续研究。 我知道这个事情很大,因为过去想在上海搞开放,陈云有顾虑。82年时他讲过对上海、江浙这些地方要谨慎,因为在那里搞资本主义,人们熟门熟路,滑下去很容 易。所以,上海改革开放所以推迟一是这个地方举足轻重,另外与陈云的态度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拖到后来。听说去年【244】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讲 到上海搞晚了,我想这是对的。如果当年早一点搞,情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楼主| 发表于 2010-4-17 10:24:44 | 显示全部楼层
浦东开发的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实际上86、87年就酝酿这个事,开发的方式也是批租。浦东的事,我曾向陈云谈过,他没有表态。这个事我也向邓做了宣传,他非常赞成,说这样好的事,要赶快搞。但我当时感到老人们意见不完全一致,继续研究酝酿吧。   

洋 浦的开发问题。洋浦在海南儋县,这个地方完全是一片不毛之地,又没有水,什么都不能种。我们要搞有困难。如果出租给外商,他们可以很快搞起来。当时许士杰 【245】、梁湘【246】按这个设想同外商熊谷组【247】接触,人家很有兴趣,愿意拿几十个亿来搞。但当时国内许多人对此没有想通。我国原来是帝国主 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压迫啊,租界啊,大家对主权问题非常敏感。当时张维他们去进行考察,写了个报告,说大批土地租给外国,成了国中之国,是出卖主 权。1989年人代会期间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引起一场风波。许士杰在会上作了解释,但那些人根本听不进去,反对的调子非常高,有无幕后原因我不知道。当 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群起相应,坚决要把这个计划撤消,而且要追究海南的责任。李先念知道这一情况后,给小平写了封信,说这种开发是丧权辱国,出卖主权,绝 不能这样搞。邓不了解情况,看到当时那么多人反对,就说此事暂不要搞。也是在这个前后,陈云也转一个材料给我,批示说此事要慎重。   

由 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主权问题,所以我叫特区办搞了一个详细材料,说明洋浦开发不涉及主权,我把这些材料转给了陈云,同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这些土地只包 给一家是不是好,还可以研究,但这决不涉及主权问题。陈云看了我的信后没有再说什么了。就在这个时期,我到邓那里去,他又问洋浦的事,我就说这件事实在是 一件不了解情况的误会。我说,洋浦这么一块荒地,你如果不包给外商,放在那儿再过十年二十年,仍然是块荒地。包给外商,他来开发,那里很快就成为繁荣的地 方,和港口配起套来。人家拿几十亿港币来投资都不怕,我们怕什么?说是涉及主权,完全是没有常识。邓听后说这是好事,原来我不清楚,我原来说的不对,还是 要搞。后来梁湘、许士杰直接给邓小平写信,详细汇报洋浦开发的打算。邓看后作了批示转我,说原来反映的情况不实,我说暂不搞,既然是这么回事,那应该搞, 积极地搞。王震这个人对政治经济改革是反对的(农垦系统的改革他就反对),但他对开放、对洋浦租给外商开发是支持的。原来我想找他出面讲讲话,但他看到各 方反对就不讲话了,还说要重新考虑。邓批示以后我告诉他,他也表示支持。   

现 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 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 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办 特区的时候,就有议论说会演变成殖民地,像澳门一样,澳门一开始是租给葡萄牙晒渔网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了殖民地。实际当时清朝是腐败无能,现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没有这个问题。只有外国人怕中国变,一天宣布什么都不算数了,甚至把外国资本没收了。哪有中国怕外国的道理?他把钱投到中国,中国还害怕吗?又如海上 石油勘探,吸收外资,在合同上要求很多,总怕自己吃亏,思想保守,算小账不算大帐。总之,一些人在对外开放上非常害怕,非常保守,生怕吃亏。中国多年搞闭 关自守,名为独立自主,实际上搞闭关自守。有人一听说引进,就觉得不光彩。这有什么不光彩,一切都要自己制造,什么都要从国内解决,这方面吃了很大的亏。 对外贸易也不是乞求人家,而是拿自己的东西同人家交换,这也是自力更生嘛。这种闭关自守的想法,不会利用自己的长处。李鹏趁各方议论纷纷之际,也卡洋浦。 他本来对洋浦开发一点不支持,他特别给特区办下文,说没有国务院的通知,洋浦开发区不能动。就这样把洋浦的事压下来了。本来这件事是副总理田纪云主持定下 来的,总之他是借治理整顿处处阻止改革开放。   

还 有件事,王纪宽【248】曾捎来一个信息,美国一家汽车公司想在广东惠阳地区搞一个年产30万辆的汽车厂,条件很好,全部外销。如果电力有问题,他们自己 搞电厂。而且有些零部件可以由中国来生产。这样可以带动三、四十家中国工厂来为它服务。这是独资来搞,也不要我们配套资金。我当时听了很高兴,认为很重 要,我曾就这件事给姚依林、李鹏写了封信,认为这是好事,而且当时许多外商怕中国政策变,不敢继续来投资,特别是独资。这件事如办起来也是开了一个好头。 但姚依林、李鹏对此很消极,他批给机械部,机械部总想自己搞不让外资进来搞汽车工业。姚依林赞成他们的意见,认为不能搞。李鹏马上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张不搞,把报告转给我,于是一件很好的事就这样放下来了。“六四”以后听说又想搞,是不是邓知道了干预了这件事,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发表于 2010-4-17 10:25:01 | 显示全部楼层
三、胡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下面讲讲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耀邦多次被邓指责为放纵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因此而被迫下台。国内国外也大都把胡看成开明派、民主派。胡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态度究竟如何呢?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是什么呢?   

耀 邦为人比较宽厚,比较宽容,也主张实行比较宽松的社会政策。尤其是对待知识界,一向比较体谅,比较宽容。几十年来在强调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不断的情况下, 他很少搞过火的事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秘书长期间,积极主张为打成右派的人平反,为地富摘帽,并且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 【249】。他不顾一些人的怀疑和抵触,提出不分时间限制,只要搞错了的案子一律平反昭雪。在他担任总书记之后,对于社会上出现的矛盾,包括一些人闹事, 一贯主张采取疏导的方针,不赞成用高压手段解决。即使对于流氓犯罪社会治安这类案件,他也积极倡导以综合治理的办法解决,不主张大量捕人、关人的所谓“严 打”。对于动辄用专政手段,他很不以为然。   

在 政治制度上,他虽没有具体明确表露过他的主张和设想,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能有更多的民主与自由;人民能够生活在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环境中,这是他追求的 理想。在他下台前不久,亲自主持制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 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主要的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扩大社会 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从 以上可以看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标是确定无疑的。我相信如果他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虽然他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高度民主并没有形成什么框架或模式,但随 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在世界民主潮流推动和影响下,他将会沿着国家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向前进。
 楼主| 发表于 2010-4-17 10:25:21 | 显示全部楼层
四、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下面说一下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完全没有注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虽然早在四川的时候,我就开始进行了扩大 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但是没有想到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办的问题。当然我也觉得对于文革中以至文革前,1957年后我们党内、社会上不正常的种种情况,我认为应 该拨乱反正。但对我们的基本政治体制,没有想到要作什么大的改变。记得那时陕西一个工人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他看了我的许多讲话,认为我是经济上的改革 派,但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这确实是符合我当时思想实际的。这种状况大概继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所以连小平1980年那篇《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 著名讲话都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当然更没有改变我对政治改革的态度。到了1985、1986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才有了一些变化。引起我重视政治 体制改革的原因固然与国际大气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问题有关系,但主要的是我从经济改革方面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那个时期我一直有个想法:在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不行,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太滞后也不行。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入,党内守旧势力的阻力就越大。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 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而且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比如在 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就是一个没有社会监督的大问题。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在我1987年代理和正式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接触政治 领域的事情多起来了。我深深感到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而离开知识界的政治参与,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   

当 然,我当时所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1989年,不是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我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要改变。当时总的想法是,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没有看过但我听说,戈 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讲,1989年他访问中国在与我会谈时,我曾暗示中国要搞多党制,搞议会政治。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意思。我当时与他讲 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执政党地位不改变,但要改变执政的方式;另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人治,也应该是法治国家,我有意识用了“治”而不是“制”, 也就是以法治理。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要有一套不同的法律系统,而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人治要搞法治。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 的观点。   

要 改变执政方式,怎么改变呢?当时也逐步有些设想。共产党是执政党,但怎样执政呢?应该尽量使执政方式现代化一些,赋予它一个现代的、文明的、开明的、开放 的色彩和形象。就是说共产党执政要增加它开明、开放的色彩。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回想起来,我总的想法实际上是想要改变过去长期形成和坚持的那种无产阶级 专政的执政方式和制度。这大体上包括下面一些内容:   

首先要增加党和国家决策的透明度。戈尔巴乔夫叫公开性,我们叫透明度。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和决策,应该向社会公开,让人民知道,改变长期以来的所谓“黑箱作业”,人民只知道决策的结果,一旦政府公布了就去执行,而不了解决策的过程和情况。这个很重要,让人民有知情权。   

其 次,要开辟各种对话渠道。要同社会各个方面,各种力量,各个利益集团对话。重大问题一定要和各个社会集团协商对话,不是只在共产党内作出决定,或者只是同 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协商一下。重大问题展开或决策之前、决策过程中间同各个社会集团对话。当然,这首先要有社会集团。没有社会集团怎么对话?这里有个很 重要的问题:要改变过去那种各种社会团体完全同党一个声音,工会、青年、妇女、工商界、青年团、社会各团体,不能是党的御用工具。它应该能够代表它所代表 的群众,这种对话才有意义。这就要发挥各社团的中间组织的作用,党不要事事包办,不要对他们干预太多,使他们有独立活动的空间。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同 各个社会集团对话协商,要使各个社会集团能够参与。
 楼主| 发表于 2010-4-17 10:25:40 | 显示全部楼层
再 一个就是要改变选举制度,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当时还设想,甚至包括共产党向人大提名领导人的时候,可以同时提出几个候选人,由人大 代表从中选择。我们现在的差额选举往往只有副职才有,而且中央高层一级就没有。我们虽然还一下做不到西方的选举办法,至少共产党向人大推荐提名应当多提几 位,包括主要的职务譬如委员长、政府总理,可以多提几个人,让大家去选嘛!   

充实和改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问题,要使民主党派能真正起到参政党和共同协商、互相监督的作用”我也曾设想过,在人大开会期间,民主党派可以有自己的党派活动,可以建立自己的党组。   

还 有就是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这非常重要。我在88、89年就有这个想法。我们的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但在保障公民权利上没有具体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所以 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能保障实现,落实不了。我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谈到这一点。我说很多东西我们宪法上都有规定,但实现不了。所以必须要有具体保障其实 现的法律。譬如说,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都应该有具体的法律。   

另 外就是要有领导、有限度地开放舆论。1989年我也和胡绩伟交谈过这个事,允许不允许独立办报?现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由党和国家垄断,这不是办法。当然那 时我也没有想完全放开,但有领导地放开一些会有好处。党和国家所控制的媒体不愿发表的东西,总还有别的媒体可以发表,那也好呀。蒋介石时代还有民办报纸 嘛!虽然不能说开放报禁,但舆论要适当放开。   

总之当时设想,在共产党继续保持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好地容纳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上各个方面,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我们虽不实行多党制,但要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   

这 些想法有的已见诸文字或谈话,更多地已经写进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当然有些不能写得那样明确,有些当时还不能写进去。这就是1986-1989那几年我对政 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 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   

1989 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 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纵 观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德、意的法西斯独裁,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裁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日益失去了 市场。虽然现在很落后的国家还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南美国家也常常发生军人政变,但它也慢慢变为这些国家逐步走向议会政治的短暂的插曲。二十世纪出现 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一一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 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当 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比较来讲,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地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 明。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 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当 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 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 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 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但话说回来,议会民主制度主要在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很早就 实行议会政治的,但并没有充分显示它的优越性,甚至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政府没有权威,社会不够稳定,一些军人发动政变就是以此为借口。这就说明,议会民 主政治制度这种现代的、先进的、文明的、成熟的政治制度,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不是不需要任何条件任何国家都可以采用并用得很好。   

总之,西方议会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民主形式,这是第一。
 楼主| 发表于 2010-4-17 10:25:5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 二,它是有条件的,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而逐步采用的政治制度。所以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 的政治制度。如果我们不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么中国市场经济畸形状态,不健康的市场经济,权力市场化、社会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等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法制 社会也不可能出现。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   

另 外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有很多情况值得我们重视。如台湾、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由原来那 种体制逐步转变为议会民主制度,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 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这 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 明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冒然地全部搬过来;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碍向这个目标前 进的倒行逆施。   

这 个过渡需要多长,那要看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 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 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 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但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民主政治。   

执 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但这一关必须过;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 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过去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确需要强调集中,强调纪律,但是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领导整个社会向着议会民主政治过渡,党内如 果不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那就是不可能的。这就要保留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合法存在。毛主席过去还讲要保护少数嘛!党内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甚至不同的派别 合法存在。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竞争,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党不从过去适合战争年代的状况,转变为适合于民主社会、民主国家的新情况,那是不行 的。这一关是一定要过的。   

当然,还有军队国家化,还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实行的司法独立等问题,都是必须解决的。   

我 们希望在相当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便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在稳定状态来完成这种过渡。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 开放,政治的开放,共产党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 断这个执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我想这终究是世界潮流,是不能违背的。我们自觉这样搞,对党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反之,那就对党没 有好处,对社会没有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但这是不可能阻挡的,适者生存。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 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楼主| 发表于 2010-4-17 10:26:15 | 显示全部楼层
233】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中共元老。1948-1964年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长;政务院秘书长。时任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234】魏京生(1950-):著名持不同政见者。1978年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批评邓小平独裁。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97年底“保外就医”。现旅居美国。   

【235】编者按:从这里起,到P289【一】,共12段,在录音带中虽然位于本处,属于第六部分第二节;但从内容推测,也许是P268【二】第五部分第七节的一部分。编者在整理过程中一仍其旧,未作任何改动。   

【236】张维(1913-2001):北京市人。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1980-1987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237】“小舰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政治衍语,意即以反对党的最高领导为目标的最危险的反革命组织。   

【238】胡应湘(1935-):Gordon Wu,香港企业家;香港“合和实业”创办人。   

【239】“三通”是指开发前的通电、通水和通路;“一平”是指平整地基。   

【240】霍英东(1923-2006):Henry Fok,香港企业家。1980年为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41】林同炎(1912-2003):华裔美国工程专家。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林同炎国际公司董事长。   

【242】汪道涵(1915-2005):1978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后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市长。   

【243】陈国栋(1911-2005):江西南昌人。197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85年至1992年任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   

【244】“邓小平南巡”是指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之间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根据“去年”二字可以推断,录音的底稿是在1993年写定的。   

【245】许士杰(1920-1991):广东澄海人。1988-1990年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海南省人大主任。   

【246】梁湘(1918-1998):1981-1985年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1988-1989年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长。   

【247】熊谷组是日本的建筑公司,成立于1898年。   

【248】王纪宽(1931-2007):江苏江阴人。时任香港永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咨询研究员。   

【249】据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的回忆:“在他(胡耀邦)的领导和推动下,到1982年底,全国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原载《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0日)
 楼主| 发表于 2010-4-17 10:26:46 | 显示全部楼层
代后记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   


编者按:本文是赵紫阳录音回忆的英文版《序》。译文录入中文版。
鲍朴 译。   

我 只见过赵紫阳一次,那是1979年6月,我走进他在伦敦下榻的酒店。他当时是四川省访英代表团的团长,房间里挤满了他的同事,他们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惊 讶。我知道,赵当时是四川省第一书记,率先进行农村改革,声望正在不断上升,这次国外之行是为了汲取经验。但当时我研究的兴趣比较侧重于历史。我问,如果 我到四川,能否请他谈谈1960年代在广东省主政的经验?他说他很乐意。我向他的助手递了一张名片,就离开了。   

那次短暂的接触,使我形成了一个肤浅但又坚实的印象:这位共产党的老干部,开放,诙谐,有生气。遗憾的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机缘进一步加深这些印象。当我下一次到中国进行学术之旅的时候,赵紫阳已经是国家总理了,我知道,试图通过北京层层官卡(去见他)是徒劳的。   

这 本书的内容,是赵本人作为总理,之后作为总书记,直到最后被软禁的经历。这些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北京高层风云险恶的特写镜头,在那一段时间里,总书记胡耀邦 和总理赵紫阳,作为邓小平的佐助,正在为他的改革事业努力奋斗。虽然很多事件已有西方学者着文论及,但赵紫阳的记录使我们有可能对扑朔迷离的内部斗争有所 认识。   


赵 显然非常喜欢他的总理生涯,其中涵盖着探索和思考,失误与失望,以及中国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喜悦。在元老中,他有对头,陈云和李先念。1950年代,每当毛 泽东出轨的时候,陈云总在经济方面发出理智的声音,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央集权的五年计划制度是个好东西,只要改掉毛主席的错误就行了,毕竟是计划经济把苏 联搞成了超级大国。所以陈云建议中国回归正统。他提出了“鸟笼经济”的模式:就是说,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笼中之鸟。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就不会失 控。赵很尊敬陈云——(除了邓)陈是此书中唯一被赵称之为“同志”的元老,赵总是去访问他,同他讨论新的政策,希望赢得他的支持。即使达不到目的,好在后 面还有邓小平去制约陈云。   

李 先念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赵似乎从来不大喜欢此人。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唯一同周恩来共事(没有被打倒过)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华国锋在毛的黄昏岁 月中崛起之时,李成了华在经济上的最高顾问。如果华继续担任领袖,李一定能大权在握。李对此念念不忘,也没有忘记是赵取代了他的位置。李经常念叨自己在华 的短暂过渡期间的成绩,认为应该被承认为当前进步的起点。“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其实华的“洋跃 进”——大量购买外国生产线——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因为李是元老,没有人直接反驳他,赵当然也不会。所以李继续念叨,说赵喜欢而且学了太多 的“外国的东西”,亚洲四小龙的东西,甚至西方的东西等等。后来得到国家主席这个安抚性席位的李,是改革最著名的反对派。如赵所说:“李先念之所以对我仇 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除了他与李先念的问题以外,赵其实比较幸运,因为在邓的上述两员 大将中,是胡耀邦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击。如赵所说,这是因为胡是总书记,主管政治与理论工作,而保守派们发现胡对他们心爱的东西毫无兴趣。赵 在写到胡的时候,流露褒扬之意,他认为,部分原因是胡同情知识分子,不愿意像文革时那样整他们。胡心直口快,不计较影响。实际上,胡与赵之间主要的分歧之 一在于,胡有鞭策经济快速发展的倾向,而赵主张宁可慢些,但要稳些。两人都有将市场经济带入中国的决心,但看起来胡还没有忘掉毛式的依靠运动发展经济的方 式。1983年,邓召集二人开会,直截了当告诉胡,不要干预政府的经济工作。赵认为,在1986年学生示威事件爆发以前,邓就已经对胡失去了信心。学生示 威只是(给邓)提供了搞掉胡总书记职位的机会罢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胡能够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已经很不容易了。
 楼主| 发表于 2010-4-17 10:2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除 此之外,胡还有一个赵所不能比的优越条件。那就是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机关度过的,也就是说,他有人脉,有老关系。正因为如此,赵告诉我们,胡被他 的很多敌人指责扶植团派,因为胡自1950年代就领导这个组织。相形之下,赵一直在不同地区的省级机关工作,只在1980年才调到北京,没有什么老关系, 或者,像他自己所说:“渠道不多,消息比较闭塞”。除此以外,赵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邓小平。当然,那是一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即使是邓,面对元 老们的强烈反对,他也必须左顾右盼,权衡折冲。因此,每当邓表示隐退之意,赵就坚持请留。据赵所知,直到1989年4月份——离他政治生涯最后被毁只有一 个月——邓还在向赵重申,他已经取得了陈云和李先念的同意,让赵做两届总书记。(总书记这个职位,是赵1987年1月从胡耀邦下台后接过来的)但是,在讲 到赵的悲剧之前,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改革当中所起的作用。   

人 们常把邓看成改革的设计师。当然,没有他当初对改革和开放的强有力的推动,就不会有改革。后来,在中共诸老中他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随时准备临阵督战, 或者抵挡反对者从四面八方发出的进攻。但读了赵关于他苦心探索改革这篇朴实无华的报告之后,事实就明朗了——改革的设计师,实际上不是邓,而是赵。是赵, 在进行了无数次的基层调研之后,才最终认识到邓1978年12月复出以后仍在坚持的农业的集体化已经过时。是赵,支持了全国范围的农户包产责任制,用以发 展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诚如赵所叙述,没有邓的支持,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成功。但邓自己并没有做出概念上的突破,作出这一突破的,是赵,不是邓。   

也 是赵,制定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沿海发展战略。这和改革早期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不同,这是动员全部沿海省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努力:进口大量原材料,加工生 产,然后再同样大规模地出口所得产品。赵要应付很多不同的反对意见,但是,一旦他取得邓的支持,事情就比较顺利了。赵在1987-88年制定的政策,在他 政治生涯结束后继续存在,只是在那以后,沿海发展战略同赵联系太紧密,因而这个名称被弃置不用,不再把成绩归功于他罢了。   

对 失败,赵也承担了责任。1980年代后期的大事之一是价格改革,但在后来的讨论中,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势,赵同意暂停。那是很罕见的:他居然同他的两个主要 对头李鹏和姚依林取得一致。但是李鹏和姚依林利用了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排挤赵。邓的态度很明朗,赵在担任总书记之后必须继续主管经济工作,但李和姚越来越不 理会赵的意见。作为中国政治体制里的老手,他们很快就感觉到了赵的权力在减弱。   


赵 的成绩是很可观的。更可贵的是,在他的级别上,他几乎总是孤军奋战;他拥有一批忠实的拥护改革的官员为他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至今仍被软禁的助手鲍彤。 但是,是赵,需要在第一线去说服或同元老们展开周旋;也是赵,必须自己去防备身后气急败坏的“同事们”李鹏和姚依林等人的冷箭;还是赵,必须说服中央或省 里的官僚们,而这些人的思路,可能还是文化革命以前的那一套,他们念念不忘保卫固有的领地,坚持老一套的管理方法。但是,赵,在整个1980年代,直到他 离开政治舞台,都在为下一步如何工作,而思考,而探索,而调研,而讨论,而争辩。在选择赵作为他的改革的设计师上,邓表现出极佳的判断。   

赵从来没有想当总书记。他喜欢做事,不愿意卷入争论,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理论方面的。如果邓有总书记的其他人选的话,赵会非常乐意继续做总理。但是唯一的人选来自耍阴谋诡计的保守派,赵天真地信以为真,邓却看破了他们。赵只好勉为其难,他也因此被迫处于困境。
 楼主| 发表于 2010-4-17 10:27:14 | 显示全部楼层
他 很快就认识到,前些年有胡耀邦在前面护航是多么幸运。赵现在接收了两个主要敌手,胡乔木和邓力群(“小邓”,但同邓小平没有亲戚关系)。胡乔木是笔杆子大 王,以前曾是毛的秘书和得宠的捉刀人。邓小平已经同此人几年不打交道了。邓力群长期以来是左派理论家,同保守元老们密切联络。他掌控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以 制造反对改革的观点和评论为业。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小邓”非常倔,像头“湖南骡子”。但是他的支持者们无疑认为,他是在光荣地为真理而斗争。   

赵 以前对胡耀邦和胡乔木与“小邓”之间的思想理论斗争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也认为,赵态度中立,只关心别让思想理论问题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当胡耀邦被迫下台 以后,他们原以为可以大张旗鼓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却遇到了赵的反对。在很短的时间里,赵做成了胡没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瓦解了“小邓”的权力基础,关闭了《红旗》杂志等左派刊物。   

作 为补偿,赵建议“小邓”在下一次党代会担任政治局委员,给他一个说话的地方。这些都是经过同意了的,当走到程序的第一步时——选举中央委员,然后从中选出 政治局委员——小邓没有被选上。邓本来曾经表示同意提升小邓入政治局,但邓现在主张维持选举结果。支持小邓的元老们对此十分恼怒,从此把赵看成了比胡耀邦 更大的敌人。   

但 是赵还是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他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贯穿整个改革年代的挥之不去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在1950年代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现在反而采 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法呢?他决定使用一个现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赋予它以全新的理论地位。这样,既不至于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又可以使中 国从社会主义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还试图使所有的人满意,因而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这是邓1979年强调的,即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 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赵把1978年使邓恢复权力的那次中央全会解释为,实际上既包含了四项原则,也包含了改革开放,二者同等重要,它 们是两个要点,共同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这一论述,被鲍彤及其同事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头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之敬礼,但邓小平 喜欢,因而就成立了。这一论述,构成了赵在1987年秋天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理论基石。   

当 我们说到1989年4至6月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悼念4月15日逝世的胡耀邦时,也可能西方读者接触到的材料比赵紫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还要多。这是因为有 一本在海外发表的共产党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文件,也许赵从来没有接触到,特别是元老们决定赵下台以及选择接班人的会议记录。赵在这里提供的,是他对学生运 动的分析,以及他对之采取的政策。   

赵 因为对学生运动持宽容态度,使李鹏等保守派同事恼羞成怒。赵认为在初期的抗议活动以后,使用说服的手段可以使学生回到校园。李鹏曾保证根据赵的意思去做, 赵就启程前往北韩,进行早已安排好的访问。对赵不幸的是,李鹏找到了机会,背弃了他(向赵做出)的保证。赵一离开,李鹏赶紧召集北京市委的干部,先向政治 局常委,然后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报告惊心动魄,预言如果不立即控制形势,将会有全国性的动乱。邓的脑子里有文革时儿子被斗残废的记忆,这样的报告肯定会 使邓小平深受感触。他将事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赵在朝鲜,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在无奈中,只有同意邓的说法。李鹏做出安排,把邓的语言和情感 立即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在4月26日发表。出乎李鹏预料的是,社论不仅没有使学生们屈服,反而激怒了他们,因为他们的爱国行动被诬陷了。27日,学生 们冲破了警察的拦阻,再次到广场游行。在邓的帮助下,李鹏促成了学潮再次升级。
 楼主| 发表于 2010-4-17 10:27:29 | 显示全部楼层
赵 回来以后,他看到,不管如何化解,除非把社论里面那些刺激性的言论收回,学生运动就不可能平息。但是他通过咨询得到的结论,同他已经感觉到的情况,是一样 的:邓根本不愿意否定社论。李鹏最大的胜利在于他终于找到了一件可以离间邓与赵的事情。赵试了其他方法向学生显示善意,但到了五月中旬,他已经没有选择, 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抵制戒严归于失败。赵的时代结束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参加中央会议,接受被废黜。   

逝 世于2005年的赵,在软禁当中度过的时间比主持改革的时间还要长。在这个期间,他只偶尔被允许出行到经过谨慎选择的地点,偶尔打打高尔夫球,偶尔会晤被 仔细筛选过的来访者。赵的许多时间只能用来抗议那些使他身陷囹圄的无聊的禁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党的官员,他向他的监视者援引宪法和党规。看来他真的相信 ——也许出于天真——在他义正词严的压力下,某一天,他的敌人就会退却。然而,不然。在处理赵紫阳一案中,合法与否根本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有权力和 稳定。也许,赵从乡下来到北京,不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根本没有法律的地位?不过,也许,如果他出现在街头,如果被发现后在人群中引起骚动,如果领导集 团因此发生出自内心的恐惧,也许他能从中得到某种安慰?   

在 幽禁中,赵想过政治改革,想到邓的想法,胡耀邦的想法和他自己的。他认为邓其实并不相信什么政治改革,只是想收紧国家管理的机制而已。胡还没有一个全面的 想法,但是根据他在政治运动中温和的态度,和他坚持平反以往运动中的全部冤假错案,使赵认为,如果胡能继续执政,他一定会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化。   

赵 承认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他是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逐渐体会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会遇到灾难:比如大规模的腐败就会不断 蔓延。到了1989年,他已经可以告诉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中共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执政方式必须改变:法治必须取代人治。他想提高透明度,建 立同社会各方面力量对话沟通的渠道。他认为,各种社会力量应该有权组织自己,而不是从属于党国领导之下的机构。赵希望,纵使选择有限,在全国代表选举中也 应该有选择的余地。   

之 后,赵的观点又进了一步:“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现代化,包括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中 国,这意味着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这需要共产党做出两个突破:允许不同政党的竞争和新闻自由。而且,党内也要民主。法制改革和司法独立也要先行。在简短的 分析后,赵根据他的经验,讲了推行这样的改革在中国会是多么的艰难。   

赵 紫阳被囚禁的故事引发了(我的)两个想法:一个热爱国家的官员,如果只有在多年赋闲全力反思的条件下,才得出了中国需要民主的结论,那么对于日理万机的官 员来说,又有什么休闲时间,或者有什么(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在当朝当政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来呢?如果他终于能够得出这种结论,他又如何能在 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党内反对力量之下,来实现这个结论呢?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斯大林式的经济模式,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动摇了这种模式。中国不需要再 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想去实现赵紫阳最后遗言中的结论,这个党就必须从根本上有所变革。   

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一一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是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教授;前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Roderick MacFarquhar is Leroy B. William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formerly Director of the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楼主| 发表于 2010-4-17 10:28:02 | 显示全部楼层
赵紫阳年表   

   

1919年10月17日诞生于河南省滑县桑村乡赵庄。   

1927-1933年(8-14岁)在县立第十七小学(初级小学,在桑村)和县立第一小学(高级小学,在县城,原欧阳书院)读书。   

1932年(13岁)6月在原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14岁)8月考入河南省立开封第一初中。1935年(16岁)12月在开封参加声援北平“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示威游行和卧轨请愿斗争。   

1936年(17岁)8月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今武汉第14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辍学返乡,从事抗日活动。   

1938年(19岁)2月在滑县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10日赴中共北方局党校(山西省黎城县寺底村)学习,8月底结业。9月由中共直南特委任命为滑县工委书记。1939年1月中共滑县工委改称县委,赵任县委书记。   

1939年(20岁)年初兼任中共豫北地委组织部副部长。6月任豫北地委宣传部长。   

1940年(21岁)4月任中共冀鲁豫边区二地委书记。1941年7月二地委改称六地委。   

1942年(23岁)12月因精兵简政,五、六地委合并,称四地委,赵改任四地委宣传部长。   

1943年(24岁)5月赴位于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的中共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0月结业。11月任中共冀鲁豫四地委副书记。   

1944年(25岁)5月四地委改称九地委。冬,与冀鲁豫边区妇女委员会委员梁伯琪结婚   

1945年(26岁)10月九地委改称四地委,任四地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四分区政委。   

1947年(28岁)12月任中共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   

1949年(30岁)3月任中共河南省南阳地委书记。   

1951年(32岁)4月奉命南下赴广东工作。5月任中共华南分局秘书长;6月被增选为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方方)。   

1953年(34岁)7月任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   

1954年(35岁)10月兼任中共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5年(36岁)华南分局撤销,改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1956年(37岁)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9月赴北京参加中共八大。   

1960年(41岁)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兼广东省军区政委。   

1962年(43岁)1至2月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年初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1965年(46岁)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陶铸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政委;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6年(47岁)“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夺权。   

1967年(48岁)5月5日被广州市警备区司令部关押在广州沙河梅花园监护。   

1968年(49岁)以战备名义被转移至韶关。   

1969年(50岁)被羁押在广州市警备司令部。   

1970年(51岁)7月化名赵明到湖南省涟源县湘中机械厂当钳工,下放劳动。   

1971年(52岁)4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   

1972年(53岁)3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革委副主任。   

1973年(54岁)   

1974年(55岁)8月赴北京参加中共十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   

1975年(56岁)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1977年(58岁)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30多个县市进行农村调查,开始在全川调整经济政策,进行扩大农民自主权试点和推广工作。   

1978年(59岁)主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主持制订四川省“农村经济政策十二条”。由于四川粮食连年增产,“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谚流传开来。   

1978年(59岁)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2月参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任西南组组长。   

1979年(60岁)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61岁)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3月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4月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9月10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赵为国务院总理。
 楼主| 发表于 2010-4-17 10:28:17 | 显示全部楼层
1981年(62岁)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1月,向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1982年(63岁)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富选为政治局常委。和胡耀邦、万里一起主持制订第一个关于农村政策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在全国全面推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兼任新成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1984年(65岁)作为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10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并主持实施。   

1985年(66岁)同胡耀邦一起主持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推进到社会各个领域。   

1986年(67岁)10月中央决定成立以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为成员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赵紫阳为组长,主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   

1987 年(68岁)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共代理总书记,开始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本年秋到次年1月,提出沿海发展战略。10月,在中共十 三大上,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以建设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 案。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1988年(69岁)3月王持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并代表政治局作工作报告,阐述社会协商对话问题。   

1989 年(70岁)6月3-4日发生“天安门事件”。6月,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 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 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1989年(70岁)6月至2005年(85岁),被软禁于北京住所。   

2005年(85岁)1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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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录   

安志文(1919-)An Zhiwen
陕西子州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赵紫阳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阿尔希波夫(1907-1998)Ivan V. Arkhipov
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在中国工作八年,对中共第一个五年计划有重大影响。1984年12月,他再次访问中国。   

鲍彤(1932-)Bao Tong
浙 江海宁人。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7年前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鲍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国家经济 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鲍彤反对邓小平用军队镇压学生,被非法关入秦城监狱。199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薄一波(1908-2007)Bo Yibo
山西定襄人。1979-1982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主任是邓小平)。是当时党内极具影响的元老之一。   

陈国栋(1911-2005)Chen Guodong
江西南昌人。197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85年至1992年任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   

陈俊生(1927-2002)Chen Junsheng
黑龙江桦南人。1978年起先后担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书记。1984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85年起任国务院秘书长,1988年任国务委员;1998年任政协副主席。   

陈希同(1930-)Chen Xitong
四 川安岳人。时任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领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六四”镇压之后,代表国务 院发表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6年。   

陈野革(1915-1994)Chen Yege
四川冕宁人。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任中顾委委员。   

陈一咨(1940-)Chen Yizi
陕 西三原人。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1989年“六四”事件中,陈一咨在5月19日组织发表了署名“三 所一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反对暴力镇压,事后被迫流 亡美国。   

陈云(1905-1995)Chen Yun
江 苏青浦人。陈云是当时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邓小平的党内元老。1978-1987是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87年后任中 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主张实事求是,但不主张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陈云在经济上接受“市场调节”但坚持计 划经济,提出所谓“鸟笼经济”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党内反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代表人物。陈云的经济思想同他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吻合的。   

邓力群(1915-)Deng Liqun
湖南桂东人。文革前是《红旗》杂志副总编,1982年任中宣部部长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中委选举中落选,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邓小平(1904-1997)Deng Xiaoping
四 川广安人。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年至1990年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当时在中国拥有最高权力的中共元老(所渭“党的 第二代核心")。邓小平在经济方面,是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为赵紫阳等党内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在政治方面,他坚守一党专制的底线,是改革年 代历次“反自由化”的发动者;从1979年镇压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镇压,都是他亲自作出的决策。邓小平个人的倾向对毛泽东身后的 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具有深远影响。   

丁关根(1929-)Ding Guangen
江苏无锡人。邓小平的牌友,中央政治局候朴委员。曾任铁道部部长,因责任事故离职;改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90-1992年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丁石孙(1927-)Ding Shisun
江苏镇江人。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杜导正(1923-)Du Daozheng
山西省人。原《光明日报》总编辑,1987-1989年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后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杜润生(1913-)Du Runsheng
山西太谷人。有威望的农村改革家。中顾委委员。1983-1989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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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1936-)Fang Lizhi
浙江杭州人。天体物理学教授,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1987年因同情学潮中大学生的民主诉求被撤职和开除党籍。   

费孝通(1910-2005)Fei Xiaotong
苏州吴江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7-1996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弗里德曼(1912-2006)Milton Friedman
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极具影响力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对1980年代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极大影响。1988年赵紫阳于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弗里德曼。弗称赵是他所见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   

高扬(1909-)Gaoyang
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戈尔巴乔夫(1931-)Mikhail Segeyevich Gorbachev
苏联政治家。1985-1991年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职时期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谷牧(1914-)Gu Mu
山东荣成人。1975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1985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79年起,兼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主管对外经济事宜。   

郭罗基(1932-)Guo Luoji
江苏无锡人,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1979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文,被认为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引起邓小平的不快。   

郝建秀(1935-)Hao Jianxiu
山东青岛人。劳动模范。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199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何东昌(1923-)He Dongchang
浙江诸暨人。1978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时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对促成武力镇压学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贺亦然(1918-)He Yiran
河北满城人。1979-1983年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许嘉鹏(1937-)Xu Jiapeng
江苏淮安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87-1994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胡绩伟(1916-)Hu Jiwei
四川威远人。中共党内倡导新闻自由的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绩伟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被撤销一切职务。   

胡乔木(1912-1992)Hu Qiaomu
江苏省盐城人。1941-1966年长期任毛泽东的秘书。198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胡启立(1929-)Hu Qili
陕西榆林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启中立,不支持武力镇压学生员。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职务,保留中央委员。   

胡耀邦(1915-1989)Hu Yaobang
湖 南浏阳人。1980-198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胡耀邦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 会环境。在邓小平以及其他党内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和事过于宽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后,胡实际上已经无法工作;1987年1月被 迫辞去总书记职务。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几乎有全体北京大学生参加,并且得到全国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广泛支持的大学潮,持续了整整50 天,最后在六月四日遭受邓小平调集的几十万军队血腥镇压。   

胡应湘(1935-) Hu Yingxiang
香港企业家;香港“合和实业”创办人。   

华国锋(1921-2008)Hua Guofeng
山西交城人。1976年毛泽东死后与“四人帮”权力斗争的胜利者。1976-1980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成为“第二代核心”,华逐渐失去了一切权力。   

霍英东(1923-2006)Henry Fok
香港企业家。1980年为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江流(1922-)Jiang Liu
山东栖霞人。1977-1987年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教育长、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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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硕杰(1918-1993)Jiang Shuojie
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1982年)的华人经济学家,倡导自由贸易,采取汇率与利率自由化等政策。1981年出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   

江泽民(1926-)Jiang Zemin
江苏扬州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受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选,接替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   

金明(1913-1998)Jin Min
山东省青州市人。曾任中共河北、湖南省委书记。   

金日成(1912-1994)Kim Il-sung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的创建人。1948-1994年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   

康世恩(1915-1995)Kang Shieng
河北怀安人。1975年任石油和化学工业部部长,1978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   

雷洁琼(1905-)Lei Jieqiong
广东广州人。北京大学教授。1987-1997年任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李尔重(1914-)Li Erzhong
河北丰润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   

李鹏(1928-)Li Peng
李 硕勋之子。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苏联,电力工程人员,文革后任水电部副部长。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 记;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李在政治上听从党内保守元老;经济上听从姚依林。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李鹏力主 并促成了武力镇压。   

李锐(1917-)Li Rui
时任中顾委委员。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被开除党籍,“文革”期间被关押。1979年平反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82-1984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是改革开放的积极的支持者。   

李瑞环(1934-)Li Ruihuan
1982-1989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树桥(1944-)Li Shuqiao
河南内黄人。1986-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   

李铁映(1936-)Li Tieying
湖南长沙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3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李维汉(1896-1984)Li Weihan
湖南长沙人。中共元老。1948-1964年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长;政务院秘书长。时任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李先念(1909-1992)Li Xiannian
湖 北黄安人。1954-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前是陈云的助手之一,文革中陈云靠边站,就由他继续负责财政、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工作。 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后任全国政协主席;是当时党内有影响的元老之一。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 都反对进行改革。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李锡铭(1926-)Li Ximing
河北束鹿人。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一氓(1903-1990)Li Yimang
四川彭州人。1974-1982年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78-1982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任中顾委常委。   

李勇(1948-)Li Yong
1985-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后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党组书记。   

李政道(1926-)Tsung-Dao Lee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李正亭(1918-)Li Zhengting
陕西神木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梁步庭(1921-)Liang Buting
山东微山人。曾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1983-1988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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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湘(1918-1998)Liang Xiang
1981-1985年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1988-1989年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长。   

廖汉生(1911-2006)Liao Hansheng
湖南桑植人。解放军将领;1983-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廖志高(1913-2000)Liao Zhigao
四川省冕宁人。1974年至1982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林同炎(1912-2003)Lin Tongyan
华裔美国工程专家。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林同炎国际公司董事长。   

刘宾雁(1905-2005)Liu Binyan
吉林长春人。《人民日报》名记者。其1979-1987年间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使他成为1980年代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作家及记者。1989年以后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流亡美国。   

刘少奇(1898-1969)Liu Shaoqi
湖 南宁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前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拥戴毛泽东,而成为毛指定的 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对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持不同意见,毛泽东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迫害致死。1980年后获平反并恢复名誉。   

刘正文(1912-)Liu Zhengwen
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安徽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陆定一(1906-1996)Lu Dingyi
江苏无锡人。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长。文革后转变,有自由主义思想。1980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同,1982年任中央顾同委员金常各委员。   

陆铿(1919-2008)Lu Keng
云南昆明人。著名报人,时任香港《百姓》杂志社长,《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陆铿《胡耀邦访问记》引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猜忌与不满。   

卢之超(1933-)Lu Zhichao
江苏宝应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   

马文瑞(1912-2004)Ma Wenrui
陕西省子洲人。1979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84年至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毛毛 / 邓榕(1950-)Mao Mao / Deng Rong
毛毛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的小名。后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   

中曾根康弘(1918-)Nakasone Yasuhiro
日本自由民主党政治家。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间与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聂荣臻(1899-1992)Nie Rongzhen
四川江津人。元帅。曾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长期掌管中国的国防科学工业。   

彭定康(1944-)Christopher Patten
英国政治家。1992-1997年是英国第28任即最后一任香港总督。2000年至2004年出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   

彭冲(1915-)Peng Chong
福建漳州人。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彭德怀(1898-1978)Peng Dehuai
湖 南湘潭人。元帅。中共建国后长期担任国防部长。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直言,批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的问题,指出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 各部门。被毛泽东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和里通外国,毛泽东由此萌发七年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彭德怀一案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冤案。   

彭真(1902-1997)Peng Zhen
山西曲沃人。中共元老。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文革中下台。1979年复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钱李仁(1924-)Qian Liren
浙江嘉兴人。1983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5-1989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乔石(1924-)Qiao Shi
浙江定海人。198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1986年,兼任国务院副总理。1987年任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态度中立。   

钦本立(1918-1991)Qin Benli
浙江长兴人。著名报人。曾任中共《文汇报》党委书记,时任《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1989年4月因坚持在《导报》上发表纪念胡耀邦文章,被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整肃停职。“钦本立事件”成为江泽民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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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1914-2005)Ren Zhongyi
河北威县人。1980至1985年,中共中央委员,继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任期中领导了全国先行的广东省的改革开放。   

阮崇武(1933-)Ruan Chongwu
河北怀安人。1985年任公安部部长。1987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89年7月任劳动部部长。   

芮杏文(1927-2005)Rui Xingwen
江苏涟水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7-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宋平(1917-)Song Ping
山东莒县人。198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升主任,任国务委员;1987年任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还有江泽民和李瑞环,填补了赵紫阳、胡启立的空缺。   

宋任穷(1909-2005)Song Renqiong
湖南浏阳人。1978-1983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   

苏绍智(1923-)Su Shaozhi
北京市人。政治理论家;1982-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孙长江(1934-)Sun Changjiang
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也是《解放军报》同一主题的重要社论的作者。   

孙起孟(1911-)Sun Qimeng
安徽休宁人。民主建国会的早期组织者发起者。1983-1987年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田纪云(1929-)Tian Jiyun
山东肥城人。曾任四川省省财政局局长。1983-199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万里(1916-)Wan Li
山东东平人。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取得极大成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领导者。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王大明(1929-)Wang Daming
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政协北京市第八届委员会主席。   

汪道涵(1915-2005)Wang Daohan
1978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后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市长。   

王鹤寿(1909-1999)Wang Heshou
河北唐县人。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陈云兼)。   

王建(1954-)Wang Jian
北京市人。时为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文的作者。曾获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   

王纪宽(1931-2007)Wang Jikuan
江苏江阴人。时任香港永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咨询研究员。   

王蒙(1934-)Wang Meng
河北南皮人。文学家。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1986-1989年任文化部长。   

王全国(1919-)Wang Quanguo
1975-1979年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82-1983年任湖北省委常务书记。   

王忍之(1933-)Wang Renzhi
江苏无锡人。1982年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王任重(1917-1992)Wang Renzhong
河北景县人。1978年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瑞林(1930-)Wang Ruilin
山东招远人。自1952年起长期担任邓小平秘书;1978年任邓小平办公室主任。1983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5年任中央军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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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1926-2002)Wang Ruoshui
上海市人。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理论家。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异化”的文章。是中国当代知名的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   

王若望(1918-2001)Wang Ruowang
江苏省武进人。曾任《文艺月报》副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狱14个月。   

王维澄(1929-)Wang Weicheng
浙江桐庐人。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震(1908-1993)Wang Zhen
湖南省浏阳人。1982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85年为中共中央顾间委员会副主任;1988-1993任国家副主席;是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党内有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中,王震主张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尉健行(1931-)Wei Jianxing
浙江新昌人。1985-1987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87-1992年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   

魏京生(1950-)Wei Jingsheng
著名持不同政见者。1978年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批评邓小平独裁。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97年底“保外就医”。现旅居美国。   

温家宝(1942-)Wen Jiabao
天津市人。1986-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伍修权(1908-1997)Wu Xiuquan
湖北武汉人。1958-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任中顾委常委。   

吴学谦(1921-2008)Wu Xueqian
上海嘉定人。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任政协副主席。   

吴祖光(1917-2003)Wu Zuguang
江苏常州人。著名剧作家、导演。写有《风雪夜归人》、《武则天》、《凤求凰》、《三打陶三春》以及《闯江湖》等剧目。   

项南(1918-1997)Xiang Nan
福建省龙岩市人。1980年代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萧洪达(1918-2005)Xiao Hongda
广东潮阳人。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1987-1992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熊复(1915-1995)Xiong Fu
四川邻水人。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1978-1988年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许家屯(1916-)Xu Jiatun
江苏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满中共武力镇压,出走美国。   

许士杰(1920-1991)Xu Shijie
广东澄海人。1988-1990年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海南省人大主任。   

徐向前(1901-1990)Xu Xiangqian
元老,元帅。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1981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严家其(1942-)Yan Jiaqi
江苏常州人。政治学学者。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六四”事件以后被迫流亡,曾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现居美国。   

阎明复(1931-)Yan Mingfu
1985-1990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因在“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镇压被撤职。   

杨尚昆(1907-1998)Yang Shangkun
重庆潼南人。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当时中共党内极具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学潮中,杨尚昆开始支持赵紫阳的方针,最后转而选择拥护邓小平的武力镇压决策。   

杨易辰(1914-1997)Yang Yichen
辽宁省法库县人。1977年至1983年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中共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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