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哲理

2019年01月18日  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热搜: 活动 交友 discuz
楼主: 美式民主

转贴:改革历程——赵紫阳

[复制链接]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17:40:31 | 显示全部楼层
八、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      

第八个问题。关于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问题。      

1981 年实行进一步经济调整,当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下降到了4%,从1982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升,走上了正常发展轨道。1983、1984两年经济发 展很好,既有比较快的速度,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也比较适应,各种比例关系日趋协调,经济效益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当时的情况应该说是好的。      

但 是从1984年的第四季度起,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发放过猛、过多,基建规模也过大,随之物价也上涨得比较多。这些过热现象一出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 国务院就在1985年初提出了加强宏观控制,收紧信贷,控制基建规模,压缩过热的空气。但由于当时银行体制尚未进行改革,控制信贷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即自 上而下地规定信贷指标。加上一下子收缩过猛,多方面反映强烈,对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一些困难。当时有这样一些问题:信贷指标是国务院通过中央银行下达给各 地省行,结果各地把发的指标,首先用在地方和部门需要搞的那些事情,特别是建设项目,而留下缺口给那些非办不可的事,最后中央不得不另外增发指标。如粮食 收购,一控制信贷,很多地方就说农副产品收购没有钱,他把下达的银行信贷指标用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样就发生一控制紧了,经济运行就不灵了。因此一度收紧的 银根又不得不很快放松,所以1985年仍然是超高速的增长,虽然年初就提出宏观控制,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经济过热有增无减。1983、1984年刚刚趋 向宽松的经济环境,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面 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有两种考虑:一是继续采取过去的老办法,在1981年调整之后,再来一次调整,紧急剎车,对基建项目大砍大压。另一种采取逐步缓解的 办法,当时我用了“软着陆”这么一个词。采用第一种办法,各方面损失较大,当时整个形势也不允许这样做,因为1981年刚刚调整以后,许多基建项目下马。 现在又要压,国内国际上影响很大。所以我决定采取“软着陆”的方针,也就是说,不是通过一年,而是通过今后几年逐步调整过来。当时确定,今后两年内继续实 行较紧的信贷和财政政策,基建规模停止在1985年的水平上踏步,具体基建项目的快慢先后,进行些调整。这样经过两年原地踏步就能缓解。实行这个方 针,1986年总的情况是好的。      

继 续贯彻这个方针,情况也是好的。1987年的各项经济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国民收入也增长10%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以上,农业增 长将近6%,零售物价指数上涨7.3%,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基建规模基本上也是好的。虽然预算外基建规模没有控制住,但预算内基建投资基本上控制住了,增 长不是很多。总的看经过两年“软着陆”,情况有所改善,整个经济环境不再那么紧张,比之1985年以前有所改善。当时中央和国务院在年终总结时指出,看来 不采取大的调整措施,而以一定的时间,比如两三年时间来自觉地、逐步地调整,把存在的矛盾缓解下来,这种“软着陆”的办法是行得通的。      

对 1988年的方针,原来也还是继续执行“软着陆”的方针。在1987年9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讨论1988年计划时,我代表中央讲了一篇话。指出1988年 要进一步贯彻稳定经济的方针,突出的是稳定物价,财政、信贷都要从紧,进一步缩小基建规模,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同时要保证生产的稳步增长。1988年经 济工作总的方针是两句话,经济要进一步稳定,改革要进一步深入。方针是这样定了,为什么1988年突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 18.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此各方面议论纷纷。一般来讲原因是复杂的,也不是偶然的,是多种原因。但是我当时这样说,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更直接、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1988年在物价改革的问题上措施不当,出了问题。      

物 价改革问题,逐步理顺价格的问题,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从来都认为,价格不能理顺,价格改革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的问题就不能说解决了。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考虑到经过1986、1987年两年“软着陆”后的经济形势,1988年在物价改革上迈出更大一些步子,是必 要的,也是有条件的。但是,当时提出的全面物价改革,所谓闯物价这个难关,即“闯物价关”,无论在指导思想上,在思路上,以及随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上,都 是不正确的,造成了一次很大的失误,使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      

事 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前面已说过,本来1988年仍然要继续贯彻前两年的“软着陆”方针,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映比较强烈,加上实行价格 双轨制的负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现象非常不满意。另一方面,当时也感到几年来实行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物价改革方针,即调放结合的 方针,物价虽然年年在上涨,但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并没有多少大的改变。再加上那个时期小平一再督促我们,要我们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认为这一关迟早是要 过的,“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便产生了一种想法,与其采取这样小步前进的办法,物价虽然上升,但并未改变价格不合理的状 况,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整。在一个时期内,譬如说两三年的时间,准备一定的物价上涨指数,譬如说准备上涨30-50%。以此为代价,在 这样的幅度内来全面地调整一次价格,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初步搞得合理些,把它基本上理顺,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      

我提出的这个想法在1988年春天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原则通过后,就责成姚依林负责,由国家计委具体研究实施方案。到1988年夏季在北戴河【149】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姚依林和国家计委提出的方案进行反复讨论以后通过了,准备在1988年第四季度或1989年初开始实施。上述这个物价改革方案虽然后来由 于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宣布停止实行,实际上并没有出台。但是设计这样一个方案,提出用这种办法进行物价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在思路上是不正确的。      

前 面说过,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物价改革上采取的是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方针。有些物价是政府自上而下进行调整,另一些商品可以放开。同一种商品,计划 内的一部分由政府调价,另一部分也可以放开,即实行价格双轨制。这就是说,总的是面向市场,走逐步放开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的道路。而这次提出的价格改革方 案,就不是这样逐步放开,由市场决定价格,而是由政府大幅度调整价格,达到理顺价格的目的。这既反映了当时在价格改革上急于求成的思想,也反映企图以政府 的力量来改变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制,达到双轨并轨,或者缩小计划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这种思路根本上违背了价格改革的正确方向。因为它不是使价格逐 步由市场决定,而是通过计划调整来决定价格,实际上走的还是计划决定价格的老路子。多年来教训告诉我们,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调整价格是不可能理顺价格的,是 不可能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这一改革方案(即使)得以出台和实施,(也)是决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搞得不 好,物价改革会有走回老路的危险。      

引 起1988年严重通货膨胀的更直接原因是,在物价方案刚刚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具体的实施方案尚未制订出来,何时出台还没有最后确定,媒体就大肆宣 扬起来。一时间,“物价涨一半,工资翻一番”的流言,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开来。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恐慌,大大助长了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心 理预期”这个东西,当时我们不懂,而在所有治理通货膨胀、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不要造成人们过大的心理预期。而我们 不但不设法缓解它,反而助长它、刺激它。结果什么事情还没有做,人们就认为今后物价必然会大涨特涨。而我们又没有对人们作出承诺,就是说,随着物价的上 涨,一定要提高银行储蓄的利息,也就是说向人民作出一种承诺,银行储蓄利息一定要高于物价上涨指数,或者实行保值储蓄。一方面人们的心理预期是今后物价将 会大涨特涨,另一方面对银行储蓄利息又没有一个说法,人们自然会担心在物价上涨以后自己多年积蓄放在银行的存款会大幅贬值。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 节衣缩食,在银行储蓄了上千亿的存款,他们耽心多年苦心积蓄会泡汤,因而纷纷到银行提取存款,购物保值。1988年夏季以来频频发生的挤兑抢购风就是由此 而来。      

在 我们国家发生抢购某种物资的现象,过去是常有的,不是奇怪的事。但这一次与过去性质不同。过去是由于物资匮乏,担心将来买不到这些东西,如抢购肥皂、食 盐、面粉,过去都发生过。但这次不是为了抢购来马上用,而是为了储物保值,情况比过去普遍得多,严重得多。有些商店、企业也乘机纷纷涨价,银行储蓄大量下 降,比原来预计减少400亿元。银行为了应付支付困难,不得不大量印票子。这就使社会货币流通量大大增加。      

本 来在发生挤兑抢购风以后,如果能够及时果断地采取提高银行存款利息,或实行保值储蓄措施,情况会好一些,损失会小一些。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曾向国务院 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李鹏和姚依林担心银行储蓄利息提高了,银行给企业贷款的利息也要相应提高,这样企业就负担不了,会影响生产,因此没有立即采纳。使本来 可以避免的一些损失也未能避免。到后来他们也不得不同意实行保值储蓄。在宣布保值储蓄之后,银行储蓄很快就稳定下来,并且逐步有所回升。这证明了对于大量 地挤兑抢购,如果我们事先作出这种承诺,那么这种损失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会大大减少,绝不会这么严重。      

1988 年出现的物价上涨18.5%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既不出在信贷的失控,也不是出在基建规模过大,这两项都没有超过原“软着陆”方针下所规定的指标。主要问 题是出在储蓄存款大量下降,这就是由于上述物价改革中一系列失误造成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不采取上述的思路和做法,而是继续实行调放结合的方针, 如果说感到过去步子太小了,可以把物价放开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同时借鉴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使银行利息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实行保值储蓄,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      

1988 年的通货膨胀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由于加快物价改革就必然会出现的,而主要是由于我们物价改革的思路不对头,指导思想不对头,措施不得当。面对严重的通 货膨胀,人们挤兑抢购等严重情况,为了迅速把局势稳定下来,便宣布物价改革方案停止执行,整个经济工作转入以治理整顿为中心。这些虽然是我主动提出的,并 且经过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通过,但现在看来,宣布物价改革方案停止实行是对的,但把原来的“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改为治理整顿为中心,这是不恰当 的。主要是对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没有看清楚,同时也把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了。      

提 出治理整顿虽然对迅速稳定经济起了作用,但却使我们的改革又受到一次挫折。首先为了制止物价上涨,为了兑现我们下一年的物价指数不高于1988年的承诺, 几乎全部恢复了用行政控制物价的办法。并且各级政府层层负责,层层包干。使经过多年改革把物价搞活,又完全回到老路上去了。当时李鹏他们主持国务院工作, 在治理整顿的名义下,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回来,把过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一切都向着与改革开放相反的方向扭转,使已经改革了的经济体制, 又大大地倒退了一步。正因为这样,不到一年的功夫就发生了经济萎缩、市场疲软等严重的情况,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才改变。      

总之,1988年围绕物价改革问题,可以说是一错再错,我在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1989年春天,我派安志文【150】等几位同志到香港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到会的有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151】等六位经济学家,他们都是台湾中研院院士。尤其是蒋硕杰,他在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在台湾经济界有较大的影响。      

在 座谈中,他们针对1988年通货膨胀问题,谈了一些我认为很值得重视的意见。第一,他们认为,大陆十年来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现在还有些问题, 但从经济角度来说并不严重,包括物价指数上涨18.5%。只要采取适当措施,问题是能够解决的。第二,对于物价改革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当今无论在什么样 的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都必须尊重市场的原则。他们说,大陆在前几年改革中把许多产品的价格放开了,对有些产品实行双轨价格,使市场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成绩是显著的。由于去年通货膨胀加剧,听说要放慢价格改革的步伐,并对一些价格实行管制。作为临时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时间绝不能太长。有人强调价格改革 要找时机,实际上不合理的价格不改革,经济不能连续运转,是永远找不到人们想象的时机的。他说,总之价格必须走这样一条路,就是由市场决定。根本的出路, 要解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下决心把货币管住。在此前提下,把大多数的价格放开,由市场竞争。少数的像公共事业可以由政府按一定的利润率进行控制。他们 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必须市场化——市场决定价格,不然价格不可能合理。      

再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对通涨的对策。他们认为,大陆通货膨胀的原因是财政赤字和金融赤字的问题,主要是金融赤字。解决金融赤字,关键是使银行利率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并且随着市场资金供求自由升降,以利于增加居民的储蓄,又抑制贷款的规模。从亚洲四小龙【152】的 经验看,很好运用利率手段,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聚集建设资金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举例说,台湾五十年代初通货膨胀很严重,超过了100%。1956年 6月,大幅度提高利率,有一段甚至提高到125%,结果货币大量回笼,三位数的通货膨胀很快被抑制住了。五十年代末下降到15%以下,1961年下降到两 位数以内。而居民储蓄增长率五十年代几乎是零,1973年上升到35%。韩国停战以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通货膨胀率很高,经济也不稳定。1965年9 月,他们借鉴台湾的经验,把储蓄利率提高到34.5%,明显高于通货膨胀率的30%,使储蓄增长率从1965年的1.9%,迅速上升到1966年的 7%,1969年的15%,1977年的22%。不仅平息了高通货膨胀,而且积聚了大量资金,加快了经济发展。香港和新加坡也都有类似的经验。      

他们讲的价格必须走市场决定的道路,解决金融赤字必须使银行储蓄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这两条我认为对我们很有针对性,对我很有启发。      

自 从我看了蒋硕杰他们的意见后,在1989年春天我就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虽然我们1988年想加快价格改革的想法是必要的、应该的,但是思路不对。当时我 们的思路不是走放开的方针一一逐步地、进一步地放,而是通过国家调整价格的办法理顺价格,这样价格还是由政府决定而不是市场决定,这样还是很难解决物价扭 曲的问题。而且政府定的价格也很难和市场一致,这样根本达不到目的。那时应该是继续前进,实行调放结合,以放为主,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方针。随着改革的深 入,经济的发展,这个步子要加大。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出现物价上涨,那就要一是同时对工资进行调整,二是实行储蓄保值或提高储蓄利率使人民的储蓄不会贬 值。我更加看清了1988年的物价改革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使我对物价改革增加了信心。只要我们坚持贯彻“软着陆”方针,把信贷规模、基建规模控制住, 同时使银行利率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实行保值储蓄政策,就可以把放开物价的步子走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使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政府定价过渡到由市场形成,从 根本上解决商品价格的严重扭曲,并大大减少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消极作用。      

我于1989年3月25日看了蒋硕杰博士等人的意见后,就把大意告诉了小平同志,并责成国家体改委组织有关方面对此进行讨论。我本来准备根据上述看法重新研究整个经济工作的方针和物价改革的问题,但是由于发生了学潮,这件事就搁下来了。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17:40:55 | 显示全部楼层
九、扬长避短发展外贸      

第九个问题。我国多年来经济建设效果不好,费力大,收效小。除经济体制的原因外,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国内平衡,把自力更生精神绝对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拿农业来讲,农业如果效益好的话,首先一条原则,就是因地制宜。这块土地上适合于种什么就种什么。但长期以来,我们不能这样做。      

有 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是1978年的事,当时我还在四川工作,带了一个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去了英国、法国,回来路过希腊,还到了瑞士。我首先到法国南部地 中海沿岸,这是世界有名的、经济很发达的地方。但这里气候很干旱,而且夏季不下雨。这种情况按我们的思维方式,为了种粮首先要改天换地,大兴水利。但他们 没有这样做,而是种葡萄和其他耐旱的各种作物,在此基础上就酿造成了享誉世界的法国葡萄酒,农民相当富裕。又如在英国,看到东海岸小麦长得很好,而西海岸 全是种的草。那时我们第一次出国,感到很奇怪。一问才知道,东海岸日光充足,适合种小麦;而西海岸阴雨绵绵很少见到太阳,种草却非常好。他们就在这里发展 畜牧业,养牛、搞牛奶加工。回来的路上到了希腊,使馆的同志陪我们到丘陵地区看了一下,这里很干旱,而且夏季没有雨。如果按我们的思维方式,农业生产条件 很艰苦,就要学大寨【153】,搞大寨田、海绵田、梯田,要大修水利。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漫山遍野地种橄榄,榨橄榄油,农民生活水平还很高。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是封闭的,靠对外贸易,发挥自己的优势,他们的东西出口,需要的东西就进口。      

1981年我已经到了北京,有次去兰考县【154】与农民座谈。那里是沙土地,非常适合种花生,而且产量很高。但由于“以粮为纲”【155】, 粮食要自给,不允许种花生,只好种玉米,而产量却非常低,农民对此意见大得很。再说山东的鲁西北,主要是盐碱地,这种盐碱地除少数严重的地区外,很适合种 棉花,其产量还不很低。但多年来不允许他们种棉花,只能种粮食。结果越是强调种粮食,粮食产量越低,农民越没饭吃;越没饭吃越强调种粮,恶性循环。      

1983 年我和山东的同志谈过,鲁西北是不是可以种棉花?他们说,那当然好,问题就是没有粮食。后来和他们商定,鲁西北改种棉花,把棉花卖给国家(当时国家大量进 口棉花),由国家供给他们粮食。结果仅仅过了一、两年,那里就翻了身,棉花大幅度增产。有一段,大概是1985年吧,棉花多得成了“灾”,卖不出去了。那 里农民收入很快提高,农村情况也大为改观。因为种棉花就有了棉籽,棉籽榨油后又是很好的肥料。那些非盐碱种小麦的地,因为有了肥料,产量也大为提高,两头 都好。当地那时有一首民谣:一亩小麦吃饱饭,半亩棉花做贡献。过去一亩半地种小麦还吃不饱,现在一亩就够了,而且还把棉花卖给国家。      

山 东、兰考之所以能做到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开放政策,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粮食。那几年每年进口千万吨。农业只要做到适于种什么就种什么,什 么效益好就种什么,农业就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不开放,什么都自给自足,把自力更生绝对化,这一切也就谈不上了,这种情况全国比比皆是。多年来农业费力大, 一直上不去,一是吃大锅饭,再一条恐怕就是自我封闭,不能因地制宜,结果事倍功半。多年来把那些不适合种粮食的土地硬要种粮食,因此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 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是需要的,水利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能够因地制宜,就不需要统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了。而已经修了的水利设施也可以用在十分必需的地 方,水利效益也会大为提高。      

再 说工业。别的不讲了,只讲这么一个例子。多年来我们搞工业都强调“不搞无米之炊”,所以一切都得从原料、从头搞起。比如办钢铁,首先就要找矿、选矿,还要 搞焦煤,再修铁路,然后炼铁、炼钢、轧钢,再造各种机器设备。但我们是个贫矿国家,矿石含铁量不高,用很多矿石才能炼一吨铁。我们的铁矿、煤矿主要在西 部,因此要从很远的地方运送原料。这样,我们搞一个炼钢厂周期要多长?建设规模要多大?投资周期要多长?资金回收率多慢?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聪明了,矿石 干脆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这些国家都是富矿,价格也便宜,而且用船运要比国内的火车便宜省事多了。还有沿海的一些城市干脆从后面搞起,先搞轧钢,钢锭 从哪里来?进口。一轧钢马上就有了效益,可以销售,资金很快收回来,然后再往前搞炼钢,没有生铁也是从国外进口。这样建设周期短、资金回收快,条件就是要 开放,要进行国际贸易,进行交流。过去我们这方面确实是费了老大的劲,但是经济效益实在是差。后几年为什么发展这样快?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化 纤也是个问题。过去要搞化纤,就得先搞石油,搞炼油,然后搞出化纤的原料,然后再抽丝。后来有些化纤厂,干脆从抽丝开始搞,由后向前搞。1981年大调整 时,我们进口了一套石油化纤设备,从原料到抽丝,后来下马了,当恢复重新上马的时候,我们聪明了,先从抽丝开始搞,从最终成品开始搞。江苏仪征化纤厂就是 这样搞起来的,很快搞起来,很快就有了收益,然后再接上去。      

所 有这些都说明,有了开放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己之长通过贸易来补己之短。所谓扬长避短,必须搞贸易,融入国际市场进行交换。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民 族,总有他的长处。穷也有他的优势,劳动力便宜,这就是很大的优势。劳动力便宜,国际竞争力就强。进行国际贸易,就可以拿我的长处来补我的短处。如果闭关 自守,万事不求人,结果就不是扬长避短。过去我们吃这个亏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如果闭关自守,不融入国际市场;如果不通过国际贸易 扬长避短,这个国家必定落后,根本不可能现代化。      

自 从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在开放的问题上对引进国外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国外经验讲得比较多,因为这些年我们得益很大,但是对通过贸易来扬长避短,通过 贸易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似乎讲得没有那么多,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关系极大。十多年来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这个方面是太大太大了。如果没有进出口贸易的扩 大,我们的建设是不可能这样快的。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17:41:19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农村包产到户     

第十个问题,关于农村包产到户的问题。      

首 先,谁也没有料到,包产到户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会引起那么大的变化。原来谁也没有打算在全国农村,或者在大部分农村都搞包产到户。这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 的,认识也是一步步加深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修改和通过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在经营管理这一条中,仍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1979年9月中央四中全会通过的“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写上了“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或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居独户以 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由原本“不许”,改为“不要”,这是根据我的意见写的。总的说对包产到户仍是不赞同的态度,只是口气稍微松动了一些。      

包 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先在贫穷地区由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记得首先搞起来的是安徽、四川两省。允许在贫穷地方搞包产到户,当时争论并不大。因为一是在六十年 代经济困难时期,曾希圣【156】曾经在安徽搞了责任田,我也在广东搞了联产责任制,河南搞了借地,河北张家口搞了包产到组,还有其他地方有各种形式搞了 包产到组、到户。所有这样搞的地方,结果都增了产,缓解了当时的严重灾荒。因此不少人知道,包产到组、到户可以增产,可以缓解暂时的困难。另外由于“文化 大革命”结束,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人们顾虑少了,敢于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      

当 时我曾设想全国农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地区,但这个想法没有正式地在会上讲过。一是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生产、生活水平比较高,集体家当比较大,或社队企业比 较发达的地方;二是中间状态;三是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群众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的地方。我认为第三种地方群众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是迅速改变这些地方饥 饿和半饥饿状态的最有效办法。1980年我到中央工作以后,在一次会议上我提出首先在大约一亿人口的农村贫困社队实行包产到户,这是安定农村、关系农民休 养生息的一项大政策。当时还得到了姚依林的支持。对第二种地区,是否搞包产到户,我认为还可以看一看。至于第一种地区,我当时也不认为他们有包产到户的要 求。      

党 内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是由第三种地区向第二种地区扩展时趋于明显化的。反对的人认为这是方向问题。胡乔木就要我注意这个问题,他说安徽的包产到户已由淮 北扩展到淮南,连鱼米之乡的芜湖也搞了包产到户。他明确表示反对态度。李先念有一次从江苏回来,借反映江苏省委的意见,反对安徽包产到户。王任重一直是反 对包产到户的,他曾任中央农委主任,早在1979年就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所谓洛阳来信,批判包产到户、包产到组。陕西反对放宽农村政策,反对安徽、 四川的农村改革政策更早,1978、1979年他们就在报纸上连篇累续地发表批判文章。      

当时华国锋【157】也不赞成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他认为农村,尤其是南方,秋收时一方面割稻,一方面打谷、晒场、运送,没有集体劳动流水作业不行。      

陈 云没有直接表示过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有一次他派人问我,说南方收获季节往往遇上阴雨,如果不及时翻晒,谷子容易发霉,包产到户以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 题?我了解一下以后告诉他,包产到户以后这样的事比以前更好办了。他没有再说什么。在各省市主要领导人中,杨易辰【158】是一直坚持反对包产到户的,在 中央召开的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当不少省的领导人表示赞成包产到户的时候,他讲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意思是你们 即使都搞了包产到户,我黑龙江也不搞。福建的廖志高【159】也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他与项南【160】分歧很大。还有陕西的马文瑞【161】,他不准关 中地区搞包产到户。河北的金明【162】、李尔重【163】,也不赞成包产到户。李尔重调河北省以前在陕西省工作时,当全国不少地方在放宽农村政策的时 候,他却搞什么由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升级”。      

包 产到户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开,与邓小平的支持分不开。在中央领导层中推广包产到户之所以没有形成很大的阻力,与邓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他虽然就这个问题直接讲 话不多,但对我和耀邦、万里的意见一直是支持的。对包产到户以后发生的变化,他听后表示非常高兴。1981年山东东明的一些灾区农民联名给邓小平写信表示 感谢,说包产到户的政策使他们有了饭吃。邓把这封信批转给中央各位领导人。邓还对我说过,他对徐帅反对包产到户不以为然。      

1981 年1月初,我去河南兰考和山东东明【164】等贫困地区,亲自看到了和听到了这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发生的变化。当地干部、群众对此的热烈反映,给我留 一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干部反映说,群众要求让他们再搞三年包产到户,我当即表示可以答应。虽然我当时没有改变过去把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的看法,但我 内心感到对这个问题要重新加以认识。回京以后,我把这次所见所闻告诉了邓小平和胡耀邦以及中央其他一些人。包产到户有利于恢复生产,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 尤其是在那些贫困地区或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 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经济能否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持续发展,却是一个不能不令人怀疑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在那些生产比较稳定,农民生活也过得去,且年 年有所提高,特别是已经有了相当数量集体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地方,如果也搞包产到户,会不会连原来的水平也维持不了?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就更难说了。这样的 疑问是有的。但各地包产到户以后所显现出来的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却不能不令人深思。所以我逐渐考虑应该把包产到户的优点引用到贫困地区以外的中间地区 和富裕地区。      

全 面推广包产到户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分户承包的积极性和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和规模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使它不致成为分散的小农经济。对这个问题我也曾有 过一些设想。我曾非常重视个体专业承包的形式,这个问题最终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摸索中解决的。这就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个体承包与双重经营【165】相 结合的体制。      

另 外,农村个人专业户的兴起,也是个重要方面。早在1978年我去西欧考察的时候就看到,西欧许多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并不大,不少是很小的农场主。他们解决 不了的问题,通过参加某种合作组织去解决,效果同样很好。特别是在瑞士这样一些地方,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始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农业就要规模大的认 识。因此我相信农村实行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走回头路——回到小农自然经济。我非常重视从农业和农业种植业分离出来的农村专业户的形式,因为它既体 现了分工分业,又具有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与一定的规模经营,不同于过去农村的家庭副业。早在四川工作时,我就提倡过、推广过经济作物、鱼塘、花卉、药材等作 物,承包给有技术有经营能力的人。后来我又到全国很多地方访问过这种养鸡、养褚、养奶牛和农产品加工以及缝纫等专业户。1981年一次去山西考察时我就说 过,农村的个体专业户是农村商品经济的萌芽。      

把 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166】改变为农户的联产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是一场大的变动,大的革命,前后不到三年就顺利完成了。我感到这是我国过去 所有进行过的大运动、大变动中,最为顺利、最为健康的一次。而且是在大多数领导人、大多数干部持怀疑甚至不赞成的情况下开始的。但整个过程并没有因此处理 过一个人,也没有公开批评过一个领导干部。当然到了后期,即两年以后,某些省仍然派人下去强行纠正群众搞包产到户,这受到了制止。      

随 着自下而上的包产到户范围越来越大,其显示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除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领导人和干部都逐渐放弃了原来的立场,由反对转为赞成。这也是这 场大变动中非常大的特点,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经验。在这场大变动中,中央采取一条不搞一刀切,不由中央统一下命令的方针,搞还是不搞,怎么搞,允许各地自 己去选择,既允许走阳关道,也允许走独木桥。但各地领导对群众自发搞包产到户的,不要去压制,不要去纠正。同时,中央以很大的关注,对包产到户进行总结指 导。采取这样的方针,事后证明好处很大,它并没有阻止这场变动的速度。由于给了各地领导和干部一个选择的时间,一个从不自愿到自愿的时间,使这场大变动建 立在充分自愿的基础上,大大减少了摩擦和不必要的负作用。这证明有了一个选择的时间,有了一个认识包产到户这种形式优越性的时间,也就为各地提供了寻找把 包产到户这种制度和各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的时间。所以整个变动由贫困地区到一般地区,再到富裕地区的发展过程,就是包产到户这种新生事物由不 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所以我一直认为,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央对农村那场生产关系大变动的指导,是有许多经验值得重视的。      

前 面讲到我非常重视专业承包到户、到组这种形式。我的这一想法充分反映在1980年9月省市委第一书记座谈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会议纪要上。这个纪要中央已在 1980年9月29日转发全国。这个纪要指出,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就是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擅长农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耕地, 擅长林牧副渔工商各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各业,各业包产分别到组到人到户。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既要充分发挥个人承包的积极性,又不致回到小而全的一 家一户的小农自然经济。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脱离了实际。因为当时农村商品经济尚未得到发展,多种经营、工商各业刚刚开展,分工分业还不明显。加上人们 多年的习惯、观念,因此除了出现一些从事多种经营的专业户或少量种粮大户以外,农村耕地大部分还是按户按人平均承包的。当时这样做还是适合农村经济发展水 平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造成障碍,相反还是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当 然,这种家庭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也不能长期下去,那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效率低下的状况。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村 劳动力的分工分业和劳动力的转移,土地的规模经营,必然要历史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其形式当然不是回到过去五十年代那种合作化的模式,很可能更适合的形式是 家庭农场主那样一种形式。适应这种需要,应当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租赁,并允许继承,使农村最重要的生产数据——土地——进入市场,并给予法律的保障。这 恐怕是农业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17:41:55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一、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关 于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是1987年秋天到1988年1月初,我经过对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地较长时间的考察,同当地县、市、地、省干部座谈,又同中央 有关部门充分交换意见,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主要内容是:沿海将近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在战略上应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 会,加快沿海经济发展。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沿海地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品。      

(二)要两头在外【167】,大进大出,资金、设备和产品销售放到国际市场上,即从国际上进口设备、原料、材料,引进资金,在国内加工生产,然后销售到国际市场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随进随出。      

(三)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要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作用,使之成为生力军甚至主力军。这就是说,充分强调乡镇企业的作用,通过乡镇企业这种形式,走出一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把沿海地区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入外向型经济,转向国际市场。      

(四)为适应这种转变,必须改革外贸体制中的统一收购、统一出口的做法。凡能从事外向型生产的单位和企业,或从事进口、出口的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      

总之一句话,就是把沿海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这里的生产,这里的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      

提 出这么一个战略,使沿海地区自觉实行这样的转变,实行这样一个新的方针,首先是有国际的机遇。因为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仍在继续。随着一些工业国家,或者新 兴工业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劳动费用也提高了。他们逐步把劳动密集的这一部分生产转移到劳动费用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去。这一过程其实很早就开始 了。二次大战以来,就是这样滚动式的转移。从亚太地区来说,首先是美国把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制造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利用这种机遇发展起来了。然后美 国、日本又把这一部分生产、制造业转移到四小龙那里去。随着四小龙经济的发展,日本、四小龙正在把这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 从世界范围也好,从亚太地区也好,是不会终止的。这种经济结构滚动式的转移对不发达国家确是一种机遇。过去由于我们闭关自守,不开放,又实行僵化的高度集 中的体制,信息也不灵通,所以好多次机会都错过了。现在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      

同 时,我们沿海地区又确实具有利用这种机遇的条件:靠近口岸,交通方便,而且基础设施一般来讲比内地好,中国劳动力充足,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即文化技 术方面也比较好。沿海地区接近国际市场,而且总的讲这里有发展商品经济的传统,对国际市场容易适应,既有机遇又有条件。只要我们清除思想上、规章制度上的 障碍,有适当的政策去引导,沿海一定会很快发展起来。如果不走这条路,那么沿海地区将愈来愈陷于困难的境地。因为沿海搞外向型经济比内地有优越条件,但是 如果还按过去的路子走,沿海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最主要的是缺乏资源。虽然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没有资源。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靠国家 投资发展西部资源,再远途运输到沿海加工,这条路再也走不通了。现在内地省份再不愿把资源廉价卖给沿海省份去加工,内地和沿海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所以今 天沿海地区是不是实行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性问题。实行这样一个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或大或小、或快或迟地带动内地经济 的发展。沿海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技术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它也要不断地进行结构调整,逐步把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内地,使自己登上一个新台阶,也给内地 经济一个机会。沿海经济发展了,内地人还可以去就业。沿海发展战略不仅会大大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然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 是从经济上说,从政治上讲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多年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机会均等,使沿海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内地经济快不了,沿海也快不 了。上海解放前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高的大都市,高于香港,更不要说新加坡、台湾。但是几十年以后,上海破旧了,大大落后于香港,落后于新加坡、台 湾。这就给人们带来一个问号,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尽管我们内地的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整个比香港、新加坡、台湾都相差甚远。如果中国有一块地 方,特别是上亿人口的地方,经济能像他们那样快速发展,那情况就大为改变,人家就不会说社会主义制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政治上考虑,将来对收回香港,收 回澳门,对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都会减少那里人们的怀疑和顾虑,增加那里人民对回归祖国的热情。      


总 之外贸潜力很大。过去我在广东工作期间就想过,如果允许一个企业,一个地方,他们自己进口原料加工出口,这真是一本万利,至少是一本几利。国内有些地方之 所以不能生产出口产品,常常是因为没有好的原料,产品出不去或者档次上不去。如果能进口原料,进口材料,企业机器开动了,产品可以出口,除了可以换回它所 需要的东西之外,手头还赚了外汇。这种情况最早在广东实行,叫做周转外汇,那时只是给地方,没有给企业。如给广州市若干外汇作为周转,它可以进口原料再加 工出口,即以进养出。这样一年可周转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一美元当五美元来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过去有诸多限制。六十年代我曾给中央写过报告,提 出把外贸搞活,以进养出。我们在广东就试着采用这个办法。在外贸部长叶季壮【168】同意下,实行外贸包干,即进口多少东西,再出口多少东西,赚来的外 汇,地方分成。六十年代初广东经济恢复比较快,除其他原因外,这样做起了很大作用。那时我深深感到,沿海在外贸方面有很大潜力。关键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把 它卡死了。不是没有机遇,不是没有机会,不是没有可能,而是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1981 年我到天津一些企业考察,也遇到这种情况。天津有许多轻纺工厂,就是缺乏原料,缺乏材料,设备也没法更新,很难进行生产。那时正是调整时期,许多工厂被迫 停产。我和他们商量,可不可以进口原料,加工出口?他们认为当然好。当时我就想沿海能不能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此事就放下了。      

提出改革开放以后,从1981年到1984年,广东开始发展起“三来一补”【169】,进口原料加工出口,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等等,都是利用国内的设备和劳力,来样加工,来料加工,然后产品出口。虽然当时是比较低级的,但水平很快就 提高了。广东这个地方,特别是东莞、南海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他们发展得很快,开始就得益于此,是用这种办法起步的。开始,香港商人到那里,就试行三来一 补,逐步逐步就把生产设备转移到国内,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内。广东搞了以后,福建、山东、浙江、江苏也都这样搞起来,效果都是好的。所有这些都一再证明, 沿海地区的有一个优势有待我们去认识,去发挥。当然,改革开放几年来沿海地区实际上都在这样做,但从整体上作为一种战略,使沿海地区更自觉地向这个方向发 展,就必须提高到战略上来认识,来部署。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提出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长期观察、思索、研究得出的 认识,是改革开放十年经验的启示,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沿海经济的需要。      

这 里有一个问题,我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是不是和一位叫王建【170】的同志在1987年提出的“国际大循环”观点相同?有人以为我是受这篇文章的影响提出来 的,国外有报刊说我是主张“国际大循环”的。王建同志当时写的是文章还是建议,我不记得了。内容我看过,还批给计委和有关部门去研究。王建同志的“国际大 循环”观点和我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些地方是一致的,都要更多的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但这两者出发点不一样,思路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他主张中国发展轻纺 商品出口,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用以出口,换取资金,换取设备,也即进行资金积累,然后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等基础工业。他这个设想我没有详 细研究过,可以说是一种思路吧!我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17:42:23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二、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几种不同意见      

再 谈一下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这也是对外开放问题。1987年冬天,我经过对沿海地区一个时期的考察以后,在1988年1月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在考察 中我觉得根据当时国际市场的情况,沿海地区完全有条件发展得更快一些。因为国际市场的规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总是向着劳动资源多而费用低的地区转 移。一些发达国家相应地进行产品调整,转向更多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产品。这样就给发展中国家一个机会,这几乎是一种趋势,而且也是一种规律。 日本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以及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是走的这条路,而且非常成功。四小龙的经济就是这样起飞的。      

我 们沿海地区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这些地方不但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也好,比那些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好。这里交通方便,信息灵通,人们国际竞争、市场竞争的 意识也比内地强,反应灵敏。而且这里基础设施也比较好,轻纺工业生产能力比较大。过去四小龙走过的路,我们沿海地区完全有条件走。这样做将大大加快沿海地 区的经济发展。当时提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就是要把沿海地区一亿到两亿人口推向国际市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流和竞争,发展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 出。两头在外,即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同时从国际市场取得原料和生产资料。因为我们沿海地区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缺乏原料。如果生产出口商品而挤占国内的 原料,这会引起国内紧张,东、南部与中、西部地区发生争夺原材料问题,使全国经济发生不稳定。      

只要我们进一步开放,在政策上破除那些不利于大进大出,不利于沿海地区向国际交流的清规戒律,就完全可以做到。      

沿海发展战略提出后,小平非常支持,给予高度评价,几次讲,要我们抓紧时机,坚决地干,大胆地干,不要贻误时机。一些沿海地区也很拥护,非常积极,他们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但 也有不同意见,姚依林、李鹏他们有顾虑。因为那时全国还在继续解决经济过热,实行软着陆的问题。如果沿海提出加快速度,会不会重新热起来?其实这个顾虑是 没有必要的。所谓经济过热,不是简单的速度快和慢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可以承受的能力。主要的就是投入多,回收晚,或者投入多、回收少,再加上 消费基金过于膨胀,因而造成货币流通量过大。沿海按上述战略发展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首先他们不需要大量投资;其次他们的产品会很快销售出去;第三是从国 外进原料。四小龙的经济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正是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时候,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同时进口原料,大大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 连续起飞好多年。同时通货膨胀也降下来了,经济越来越稳定。中国地方很大,各地情况不一样,我当时考虑,过去我们往往从全国一盘棋考虑问题,而忽视了地区 的优势和特点。譬如沿海地区经济本来可以发展快而又不存在过热的问题,但由于我们全国强调快而造成经济发展过热的问题,因为要控制过热就限制沿海地区的发 展,使沿海丧失了时机。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这个样子,要热全国一齐热。一强调稳定,一强调调整,所有地区都冷下来。沿海就是这样多次失去了发展的机会。所以 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正是由于沿海有特殊的好条件。因而我们实行与全国有区别的发展战略,才能发挥它的优势。从全国来说,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种优势,其他地 区就不能实行像沿海这样的战略。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正是接受过去的历史教训。      

第 二种意见,是来自几位老人的担心,如陈云就有这种担心。他说:“你讲这个如果能做到当然好,两头在外当然好,但不容易啊。”我理解他的意思,进口原料大家 都赞成,也容易,问题是进来以后能不能出得去,出不去外汇怎么平衡?这种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四小龙可以做到我们怎么就做不到? 我们怎么就不能去竞争呢?我认为这里主要有两个障碍,一是外贸体制问题,一是国有企业体制问题。实行沿海发展战略,首先必须改革外贸体制。一定要让外贸自 负盈亏,要给外贸企业进出口很大方便。我当时的说法是,能够大进大出,随时进出。如果像过去官僚主义层层审批,层层限制,许多产品就不能及时出去。外贸体 制要为大进大出,随时进出开路,扫清障碍。再一个就是企业体制问题,也就是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的问题。“大锅饭”、“负盈不负亏”,改起来不那么容易。所以 我当时首先强调发展沿海的乡镇企业。沿海乡镇企业机制灵活,好伺候。我调查过许多出口的乡镇企业,他们交货非常及时,又注重质量,很有信用。      

第 三种意见,主要来自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和计划、外贸等经济主管部门。他们认为四小龙地方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人这么多,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卖出去?这 个问题应该这样看:国际市场是在不断调整的、竞争的关系中变化的。只要你产品质量好,费用低,就能扩大自己的份颔。这不是凝固不动的,相互所占份额是会变 动的,要靠竞争。所以发达国家就不搞劳动密集的产品了,进行产业调整。新兴国家经济起飞以后,劳动费用也一天天提高了,他们这方面的优势也就失去了。如日 本就把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到四小龙,现在四小龙在这方面也不占什么优势了。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劳动资源优势非常大。至于将来也不用怕,你走了第一步,第二 步、第三步就好办了。只要先从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有了资金积累,技术也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在资金或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进行国际竞争。那是今后的发展问 题,顾虑是不必要的。现在是刚刚起步,何必杞人忧天?何况也不是一下子两亿人马上跑到国际市场上去。这有个发展过程,我们现在才开始嘛。      

还 有一种意见,属于大国的架子放不下。过去我们因此在经济上吃过许多亏。这种意见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强调搞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怎 么靠乡镇企业出口?我们应该组织大企业集团,搞高精尖的产品出口。这完全是不从实际出发,离开了我国的现实。我们现在出口的是什么东西?有劳动密集的轻工 产品,但主要是农副产品,很多是原料,连产品都谈不上。我们强调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靠乡镇企业出口,并不影响骨干企业搞高精尖。但我们终究是发展中国 家,你再强调高精尖,也不可能搞得很多很多,不可能解决沿海劳动力出路问题。我们先搞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经济搞活以后,反过来更有利于促进我们国家 出口高精尖产品、出口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当然他们的意见也有点道理,我也一直强调这个问题:我们沿海地区科技力量虽然不如发达国家,但比一般发展中国家 强,这是我国的特点。所以强调沿海地区的科技部门要和乡镇企业结合,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样,乡镇企业劳动费用低,机制比较灵活,再尽可能增加产品的科技含 量,生产出劳动密集和科技含量相结合的产品,这当然更好了。      

还 有一种意见,主要是来自中西部的一些同志和国家的一些搞平衡、搞宏观经济计划的同志。他们认为,沿海已经发展比较好了,差的是内地。为什么还要大力发展沿 海,是不是会扩大不平衡?内地有的同志说,发展沿海是锦上添花,为什么不雪中送炭?其实加快沿海地区发展,不仅对沿海有利,也肯定会带动、推动全国经济, 包括内地经济的发展。很明显,没有沿海的发展,内地怎么能有那么多人到沿海就业。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了,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经济规律,势必在中国在滚 动,逐渐向劳动费用更低的地方转移。沿海地区劳动费用逐渐高起来,它也要进行产业调整。不能齐头发展,只能互相推动促进。齐头,谁都快不了。沿海是中国的 一块地方,他们优势发挥了,对全中国、对中部西部地区都有利。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首先发展沿海地区的优势是必要的。      

虽 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发展沿海地区战略提出后,政治局还是通过了,并且在全国实施。虽然“六四”以后就不再提了,但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实上沿海地区在继 续走这条路。沿海地区所以经济继续发展,国家在短短几年内大量出口,外汇年年增长,总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外汇储备,不就是按这条路子走出来的吗?当然,“ 六四”以后不再提了,所以更自觉、更有力地推行这一战略终究受些影响。各个地区情况也不尽相同,凡是仍然自觉推行这一战略的,发展就快,效果就好;凡是不 那么自觉或者有点犹豫的,就差一些。      

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会见台湾长荣集团董事长张荣发 【171】先 生。在谈话中我问他,你们台湾不简单,地方那么小,外汇储备就有几百亿?他说,这不难,你们只要按现在的政策搞下去,改革开放,发展对外贸易,不用很久你 们就会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台湾能做到,大陆也一定能做到。他讲得很乐观、很肯定。那时我对他这么乐观的估计,还有点半信半疑,会那么容易吗?现在看来确实 是这样,也不那么难嘛!关键是要实行开放,我前面讲了那么多,就是说明一点,只要改革开放,我们经济就能够很快发展。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17:42:52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三、探索反腐败的道路      

关 于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这是1988年形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把反腐败、廉政建设的问题作为一个契机,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 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为借口恢复旧体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1988年春节我在广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不少权钱交易这 类事。不能说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同经济转型时的环境有关系,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认为解决腐败问 题非常重要,不注意会给反对改革的人一种口实,人民群众也不满意,后果很严重。鉴于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老办法。首先要研究清楚产生这 些问题的原因,才能有效解决问题。比如香港这个地方,六十年代以前腐败非常严重,执法部门很腐败。七十年代搞了一个廉政公署,有个电视片叫《廉政风暴》。 这以后腐败的情况就好多了。这是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发生的,后来文官、警察素质提高了,相应的工资待遇也提高了,情况就变了,现在的香港警察同过去大 不相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就会出现钱权交易。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健全,民主制度的建立,情况就好了。东盟国家就有类似情 况。      

我 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腐败问题上应该搞得好些。现在搞市场经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干净,但无论如何不能使腐败泛滥。这个基本的想法要着手研究。1989 年1月,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试析大陆的腐败》。这篇文章倒是对大陆的腐败作了一些系统的研究。我专门把它转给鲍彤,并写了几句 话,说这是一篇专门研究腐败的文章,我觉得我们很需要组织一个小组专门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剖析,提出自己的对策,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这反映了我当时的 思想,认为这个问题要系统研究,把它弄清楚,才能提出解决的办法。用老的办法是不行的。如果为了防止腐败放弃改革开放,因噎废食,再回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行。像解放初三反五反的办法,用杀几个人来解决问题,也不行。      

这 种腐败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方面过去旧体制削弱了、破碎了,但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就产生了这个问题。所以要真正解决这个问 题,根本上是必须进一步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譬如权钱交易,现在经济搞活了,有了商品经济,有了市场,许多企业、单位要参与市场竞争,但权力却仍然垄 断在政府部门手里。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转轨,还保留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如果能得到掌权机关的照顾,就能以不平等的 条件与别人竞争而获取暴利。又譬如通过一些主管部门把计划内物资变为计划外物资,即用计划价格从物资部门取得商品,以市场价格出售,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 润。再如谁如果能得到批件,出口某些产品或进口某些商品,他们利用这个差价就能获得暴利。在上述情况下,官商勾结,金钱权利交易,使一些部门、单位以不平 等竞争牟取暴利,它就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进行贿赂。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深入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府能下放、应下放的权力尽量下放,进一步解决权力垄断和 权力集中问题。这样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的土壤就减少了。这类的问题根本上要从改革中解决。      

还 有制度化问题。商品经济需要有相应的制度。税务所、公安派出所、银行营业所等等,各种各样的基层执法单位,如果办事规则公开,办事结果公布,提高办事透明 度,使人民知道,那么徇私舞弊的现象就会减少。譬如说黑龙江有个地方,那里银行的农业贷款每年公布,贷给谁,收回多少,大家都知道。这样就得到人民的监 督,让人民参与。办事愈不公开,愈容易作弊。反腐败应该在制度方面建设。当时北京市东城区在这方面有些措施我很有兴趣。还有河北的一个县,也很受人民拥 护。      

反 腐败从根本上说,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贪污盛行。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另方面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官员行为得不到监督。没 有舆论监督,执政党没有监督,官员很容易腐败。随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多元化,广大人民的参与,实行舆论监督,情况会逐步得到改变。像东盟一些国家情况 就是这样,台湾地区也类似。随着经济基础变化,上层建筑也相应改革,政治建设要跟上去,主要是解决透明度和人民监督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归根 结底是一个司法独立的问题、法治的问题。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必须是法治化的,法律保证的,法律规范的。如果法律不健全,或者执法不能独立,各种干扰不能排 除,那也很难办。这里有个法制建设的问题,有个司法独立的问题,党政不能随便干预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的书记处会议上我都提到了。      

以 上就是我当时对反腐败问题的考虑。中心意思一是要重视,二是不能用老办法来解决,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我在1988年3月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对反腐 败有过详细论述。“六四”以后李鹏他们在批判我的时候,说我讲改革开放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说我对腐败采取放任态度。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 词。事实是1988年反腐败在我脑子里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88年3月十三届二中全会、6月政治局会议,我都讲了反腐败问题。在 这期间我还开过多次座谈会,专门听取基层的经验。我是在积极探索反腐败的问题,想找到一条真正解决腐败问题的道路。我说过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初期往 往发生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在解决腐败问题上比他们做得好。李鹏他们断章取义作为我的一条罪状,真是毫无道理。      

现 在看来,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对这个问题做科学的分析,弄清产生的原因,正确认识它,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央。我还是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 问题,和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是连在一起的。包括法制建设、干部制度、公务员制度等等都是不可分开的。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17:43:2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 (3)

【111】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国家计委革委会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1987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1987年任总政治部主任。      

【112】 “四人帮”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党内最忠实地贯彻毛泽东政治主张的势力。其成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其中江青为毛泽东之妻,其他三人均由毛泽 东亲自委以重任。毛泽东死后,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通过中央警卫部队逮捕了“四人帮”及其支持者。1981年,在实际最高领 导人邓小平的领导下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 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跋重灾难的内乱。”这一论断为毛泽东开脱了亲手发动以至始终领导文革的责任,使“四人帮”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      

【113】“翻番”就是倍增。邓小平在1979年底提出,到2000年底,人均国民收入要实现翻两番,就是要增加为四倍。“提前翻番”就是要提前达到这个目标。      

【114】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受到毛泽东赏识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批判“右倾保守”,主张“生产战贱上”“大的跃进”。把“大跃进”作力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迫使各行业纷纷制定不 现实的增长指标,普遍虚报各种产量特别是根食产量,直接导致把农民的口粮作为“余粮”的大规模的掠夺式的“征购”。1959-1961三年饿死的人数(主 要是农民)历来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一般估计,当在3000万-4000万人之间。“大跃进”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走向大灾难的里程 碑。      

【115】 刘少奇(1898-1969):湖南宇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前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 代力主拥戴毛泽东,而成为毛指定的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对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持不同意见,毛泽东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迫害致死。 1980年后获平反并恢复名誉。      

【116】 周恩来(1989-1976):江苏淮安人。是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为国务院(1954年以前称为政务院)总理。 文革前他倾向于温和政策,文革后尽力紧跟毛泽东,但由于三十年代的个人恩怨,毛对他并不信任。毛临死前发动的“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批周恩来。1976年周 恩来的去世引发了“四五事件”。      

【117】正式的名称是“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于1979年3月。1980年撤销后,由以赵紫阳为组长的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取代。      

【118】指赵紫阳1978年2月尚在四川袒任省委第一卡记,尚未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总理)之前。      

【119】 1980年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取代了1979年3月14日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是中共中央实际领导经济工作的机构。赵紫阳任组长,成员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 赵紫阳(组长)、李鹏、姚依林、田纪云、张劲夫、杜润生、安志文,秘书长张劲夫,顾问吕东、杜星垣、李东冶、周健南。      

【120】康世恩(1915-1995):河北杯安人。1975年任石油和化学工业部部长,1978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      

【121】“马鞍形”,本义指下降以后又上升。但在中国当代政治词汇中,“马鞍形”是个贬义词,意即经济建设中的右倾机会主义。1958年,毛泽东用“马鞍形”一词来打击坚持计划指标文须切合实际的周恩来和陈云。      

【122】 “剪刀差”主要是苏联式经济发展模式中从农村转移财富用以秋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手段。在中国,政府从农村以统购统销的价格(低价)购入农产品,然后将工业 产品以国家规定的价格(高价)销到农村,其结果,就是制造了“剪刀差”。“剪刀差”是政府对农村歧视政策的结果,也是中国城乡差别的根源之一。      

【123】“统购”和“派购”都是国家以低价“收购”农产品的指令性计划指针。“统购”是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这三种最重要的农产品而言;“派购”是对生褚、烤姻、黄麻等次重要的产品而言。      

【124】 但实际上,“耕者有其田”的同题直到今天并没有解决。“耕者有其田”的本意是土地农户私有,是对中国农民具有极大号召力的政策。一般认为“耕者有其田”是 孙中山1924年首先提出的土地政策,国共双方都曾经表示过赞成。中国政协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曾提倡 “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也是国民党政府后来在台湾所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之一。在中国大陆,不久被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化所取代。      

【125】 “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的否定。搞了包产到户,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就名存实亡了。因为根据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必须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劳动,集体分配。而 包产到户则是以农户为单位劳动,以农户为单位收获。本来,“分田单干”是更明确的名词,但在当时普遍保留人民公社的名词尚未取消的情况下,“包产到户”是 更容易被党的领导层接受的一种说法。必须指出,“包产到户”并没有恢复到土地私有制,没有破除中国土地的全面公有制(所谓国有制和集休所有制)。      

【126】 公粮是指农民铃须以粮食作为向国家无偿上交的农业税。这就迫使农民,除经政府特殊批准者外,非以相当数额的土地投入粮食作物不可,不管自己的土地是否更适 合于种植其他作物。余粮,是指农民当年收获的粮食,在无偿缴纳农业税后,凡属超出家人口粮的部分,一律铃须以低价卖给国家。必须指出,第一,农民的口粮标 准由政府核定,实际上往往是免于饿死的最低标准;第二,在不存在粮食市场的大前提下,农民只能把仅有的粮食全部以低价“卖”给国家,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127】所谓“一刀切”、“剃平头”,就是在“压缩指标”时,把压缩的任务按照同样的比例,分配给各地区各行业,大家按照同祥的比例压缩。这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期间每逢需要减速(或加速)时,编制计划确定指标的基本方法。      

【128】邓力群(1915-):湖南桂东人。文革前是《红旗》杂志副总编,1982年任中宣部部长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中委选举中落选,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29】“租界”是指鸦片战争以后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在中国的领土上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免除中国本地法律司法权)的外国租借地。      

【130】谷牧(1914-):山东荣成人。1975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1985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79年起,兼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主管对外经济事宜。      

【131】指一些外国政府专门为了扶植本国工业而提供的低息贷款,条件是铃须用于购买该国出口的设备,不得移作他用。      

【132】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最后的腐朽阶段,其中一个特点是为不断重新瓜分市场而友生世界大找,因此也是革命和战争的阶段。      

【133】例如,外汇的融通、物资的交换、价格的浮动,奖金的发放,科研人员到工尸兼取,状事第二职亚等等。      

【134】胡乔木(1912-1992):江苏省盐城人。1941-1966年长期任毛泽东的秘书。198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35】任仲夷(1914-2005):河北威县人。1980至1985年,中共中央委员,继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任期中领导了全国先行的广东省的改革开放。      

【136】中共十二大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胡耀邦报告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37】“保四争五”意思是保证增长4%,争取增长5%。      

【138】团拜会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例行春节集会。      

【139】 “四化”即衣亚、工亚、国防和科孛技木的现代化。1964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四令现代化。邓小平时代初期“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度成为“新时期的主 要任各”,但逐渐被“翻两番”和“小康”所代替。虽然不现实的“四化”目标是出于中共领导人急切希望发展经济的愿望,但也同时表现出“文革”动荡之后的中 共领袖对经济发展的铃要过程缺乏常识性的了解。      

【140】不熟悉经济事务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希望主管经济的人经常给他提供信息,即“下毛毛雨”。如果向他系统地汇报情况和提出建议,他就指责别人向他下“倾盆大雨”,认为自己处在强迫签字的被动境地。      

【141】郝建秀(1935-):山东青岛人。劳动模范。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199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42】指胡耀邦和赵紫阳。      

【143】阿尔希波夫(1907-1998):Ivan V. Arkhipov,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在中国工作八年,对中共第一个五年计划有重大影响。1984年12月,他再次访同中国。      

【144】徐向前(1901-1990):元老,元帅。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1981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45】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中共推行的一项农村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关键性改革;其实质就是“包产到户”,取消集休劳功和集休分配的制度,改力以衣 户力自负盈兮的经营单位,从根本上瓦解了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制度,也是中国农村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没有涉及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      

【146】“小商品”是中国计划经济的专用名词,指无关国计民生大局的小杂品。      

【147】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赵紫阳报告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48】作者记忆有误。信中这一句的原文是:“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见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十二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第535页)      

【149】“北戴河会议”是中共的一种约定俗成的非制度性的会议。起源于毛泽东在每年七、八月之际,从北京迁居避暑胜地北戴河;以后北戴河成为中共领导人夏天聚会的重要场所。      

【150】安志文(1919-):陕西子州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赵紫阳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151】蒋硕杰(1918-1993):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1982年)的华人经济学家,倡导自由贸易,采取汇率与利率自由化等政策。1981年出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      

【152】 四小龙,指的是台湾、南韩、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地区在20世纪60-70年代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资和技卫,利 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经济上取得了迅速发展。由于这些地区的“中华文化”背景,这种发展模式比较容易得到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153】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山村。农业合作化后,大寨以开山凿坡,修造梯田的方式贯彻“以粮为纲”的政策。毛泽东于1963年指示“农业学大寨”,作为全国 农村统一实行的模式和政策。“农业学大寨”迫使许多地方政府追求形式,追求粮食产量,强迫农民种植不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耗费农村劳动力兴建效益低的改 造自然工程等等。      

【154】兰考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      

【155】“以粮为纲”是计划经济时期农业方面的标识性口号;是毛泽东亲自提出的中国农业政策的基本思路。在这个政策下,全国农村倾其所有力量去抓粮食生产,釆取了许多毁林开荒,填海造田等破坏生态环境和低效益的做法。      

【156】 曾希圣(1904-1968):湖南兴宁(今资兴)人。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在1959-1961推行大跃进导致大饥荒 后,1962年他改而提出“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量记工分”的“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以缓解农民的口粮危机。1962年被指责为“单干”, 受到批判和撤职。      

【157】华国锋(1921-2008):山西交城人。1976年毛泽东死后与“四人帮”权力斗争的胜利者。1976-1980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成为“第二代核心”,华逐渐失去了一切权力。      

【158】杨易辰(1914-1997):辽宁省法库县人。1977年至1983年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中共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      

【159】廖志高(1913-2000):四川省冕宁人。1974年至1982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60】项南(1918-1997):福建省龙岩市人。1980年代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161】马文瑞(1912-2004):陕西省子洲人。1979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84年至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62】金明(1913-1998):山东省青州市人。曾任中共河北、湖南省委书记。      

【163】李尔重(1914-):河北丰润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      

【164】山东省东明县位于鲁西南平原黄河南岸,是黄河入鲁的第一县。      

【165】双重经营是指个体经营和集体经营互相结合。即,一部分财产和生产过程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另一部分财产和生产过程实行个体所有个体经营。      

【166】“三级所有制”是中共1962年起在中国农村施行的一种极端的公有制度形式,即:全部农业生产资料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1982年随人民公社的解体而消亡。      

【167】这里所说的“两头在外”指原料在外,市场在外。即:进口原材料,加工以后的成品出口。      

【168】叶季壮(1893-1967):广东新兴人。1949年起长期担任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      

【169】“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      

【170】王建(1954-):北京市人。时为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关于经济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文的作者。曾获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      

【171】张荣发(1927-):台湾澎湖人。长荣集团总裁。
发表于 2010-4-16 22:21:40 | 显示全部楼层
请继续。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22:46:2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下面谈一下耀邦辞职的问题。  

胡 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这个问题外面有不少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邓受其他老人的压力不得不弃胡保赵。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在邓、胡之间拨弄是 非的人是有的,在邓小平面前讲胡的坏话,这样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主要的 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最后对胡不信任了。长一点来说,从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问题 上,邓越来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1980年以来,邓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 问题,差不多都是听了胡乔木、邓力群向他反映的问题而引起的。邓和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这确实是事实。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不一致,主要不 是邓的偏听偏信,或缺乏判断力而来的。即使没有人在中间拨弄是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也是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个结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那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邓在理论务虚会【172】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73】的 报告。从那个时候开始,胡和邓对自由化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后几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1981年7月,邓小平提出思想理论战线涣散、软弱,并讲 了一次话;1983年10月,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实际上这些讲话都是由于他感到在知识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大。而他 认为胡耀邦是要负责任的,因为这些领域是胡耀邦管的。这些问题胡耀邦没有提出过,甚至没有向邓反映过。而是邓自己觉察到了,或者听了胡乔木、邓力群的信 息,以至自己出面提出解决这个问题。这自然包含着对胡的不满和批评。  

我 想特别讲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我觉得耀邦处理这个问题,大大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甚至我觉得这对邓最后决定和胡分手,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十二届二 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传达了邓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一时反对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大,确实极左思潮乘机卷土重来。不仅在文化思想领域、经济领域。甚至人们日 常生活领域,如女同志的发式、服装,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围之内,俨然像是一场文化大革命要来的样子。当时不仅国内知识界,而且国际舆论,都反映非常激 烈。这年冬天我在美国访问,不得不到处回答人们的提问,解除人们的种种顾虑。那一阵风大有波及经济领域、冲击改革开放政策之势。那时我和万里宣布,经济领 域和农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扰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提出不能搞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这对压缩空气起了一点作用。由于这场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 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剎车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邓自己也感到那样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本来这场清除精神污 染运动,时间不长也就过去了。  

耀 邦对这场清除精神污染本来就有保留,有怀疑。搞起来后,国内国际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为了平息知识界的怨气,消除国际舆论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 年2月和上海市书记们的谈话中,以及随后他会见日本外宾的谈话中,都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合适,引起了扩大化,以后不用这个提法了。这个问题当时是非 常敏感的。这些话一传开,自然就会使人们,特别在知识界给人一种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错了。虽然耀邦当时专门说了,小平原来说的是反对精神污染,最后宣传 时走了样,变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扩大化。意思是错不在邓,而是执行的问题。但实际上,根据邓的讲话开展的这场运动,报纸上的宣传也好,领导人的讲话 也好,都多次采用了“清除”的提法,谁都知道这场运动是根据邓的讲话发动的。所以耀邦的这一说法,在人们心目中并不能因此而减轻邓的责任。  

邓对耀邦这一讲话当然是不高兴的。邓小平虽然当时没有马上说什么话,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并没有后退半步。1987年1月15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174】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175】、胡绩伟【176】、王若望【177】等 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邓没有直接找耀邦谈,而是要胡启立转 告他,并且话说得很重,把对待自由化软弱作为总书记的根本缺点。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耀邦在这方面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不是还适合作总书记?后来 胡启立把小平这个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耀邦,耀邦却没引起注意,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 年7月,邓小平又找了胡启立、乔石谈话,再次说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这个问题。邓还说,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励耀邦,打着耀邦的 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你们告诉耀邦,要他多讲讲反对自由化的问题。启立和乔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别作了汇报(1984年的那次,胡 启立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生活会上知道的)。我当时认为,既然邓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书记处应该开会认真讨论一下,对邓也好有个交待,我向耀邦提出这一建议。 当启立向耀邦请示何时开会时,耀邦却说他要去新疆,后来也确实去了新疆,当然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当时他应当把这件事办完再去新疆,但他没有重视这件事。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22:46:48 | 显示全部楼层
小 平1985年为什么又讲这个话呢?我看大约与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这次大会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国内外议论都不好的情况下召开 的。当时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致辞,没有提及反精神污染,没有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讨论致辞时,耀邦还说要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 慢慢消失。对作协的人事安排,也决定组织部不要干预,选上谁就是谁;同时还强调创作充分自由,这些无疑都是对的。问题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气氛下,在清除精神 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会在这种会议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对那些积极反对精神污染的人,讲了一些偏激、过头的话。在人事问题上,那些思想较左、清污 积极的人,几乎全部落选。这当然使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感到难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满。这些都会给邓小平一个印象:这是文艺界一些人在耀邦纵容下,对邓的 清污不满情绪的一次发泄。因之他又要启立、乔石向耀邦传话,要他多讲反自由化。话讲的非常重,说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意思就是打着胡的旗 子反对邓小平。但耀邦也没有认真对待。这种事在过去,按规矩应在书记处认真讨论一下,耀邦应有一个表态,然后到邓那里谈一次。因为那时总的情况是,你不可 能在邓以外唱一个反调,当然有些意见可以向邓谈。当时耀邦为什么不引起重视,为什么那么不认真,这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问号。可能他认为邓的搞法不合适,自 己没有错,不愿改;找邓谈也说不清楚,邓也不会接受他的意见,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  

总 而言之,这些事会使邓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与他距离越来越远的印象。从1983年10月邓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到1985年7月邓说国内外有些人打着耀邦的 旗子搞自由化,这个时期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清污的问题,他们之间分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也可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后一次争论反自由化问题,是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时,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精神文明决议【178】时爆发的。决议初稿是耀邦主持写的,稿子上原来没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在北戴河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主张加上反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也赞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协,加上了。但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分组讨论时,陆定一【179】和其他几个人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内容。在决议提交全会通过的时候,陆定一即席作了一个发言,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整人时用过的提法,不宜采用。陆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一些掌声。王震、薄一波【180】发言主张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声。耀邦作了模棱两可的表态。我当时也简单作了一个表态,意思是稿子讨论了多次,大多数人主张保留,我也赞成不作改动了。  



接着,邓小平极其严肃地讲了一席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也最坚持,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么时候用过,谁用过,无关重要。这样就一锤定音了,随即全会举手通过了这个决议。  

显 然,会议是耀邦主持的,他是总书记,他在这个会上表态模棱两可。最后邓出来讲话,这自然是对耀邦不满。后来在如何传达会议精神时,耀邦布置只传达会议通过 的决议,没有传达讨论的情况和邓的讲话,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厉害,责问为什么不传达邓的讲话?这次会议上的争论,邓表面上是对陆定一的批 评,实际是对耀邦不满。因为邓清楚,陆的观点就是耀邦的观点。耀邦多次说过,自由化这个概念不很准确。所以邓的这个讲话也是对着耀邦的。  

不 过我要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这场争论,对于邓对胡的态度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下面我要讲。因为在这之前,邓已经作出决断,把耀邦拿下来。不过当时打 算采取平稳过渡,不是后来采取的方式,而是通过十三大来换人。所以这次会上邓虽然对胡不满,但对邓要不要胡继续做总书记,已经无关重要了。总之,主要是在 自由化问题上,邓对胡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信任。  

除 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邓对胡也有些批评。比如说邓认为胡处事不持重(在当总书记前邓就认为他有这个弱点)。在外事上,处理与朝鲜的关系过热,随意答应朝方 的要求。他一回到北京,邓就把它否定了。又如对日本,他去访日本时,事先没有讨论就主动邀请日本三千青年访华,邓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但胡作为总书记已经邀 请了人家,也不好改了。耀邦同日本中曾根【181】以 个人名义书信来往,还举行家宴,邓也不以为然,并批评说,中国从不搞个人外交,看来我们一些人和中曾根打交道还缺乏本领。这也是批评耀邦的。但我认为所有 这一些,对邓与胡的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邓对胡的优点很清楚,缺点也很清楚,像这些事不算什么。他批评胡,不影响对胡的信任,不影响对胡的基本看 法。  

除自由化外,在邓与胡的关系上起的作用比较大的,还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与陆铿【182】的 谈话。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那次谈话就指出,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象样子,陆铿借恭维耀邦的手法,攻击我们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 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这件事当时没有告诉我,我忙于其他的事也没有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邓小平对杨尚昆说,耀邦和一个记者的谈话你知道不知 道,要他找记录看看。尚昆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邓小平认为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邓看了非常生气。后来尚昆让中办送了一份给我看。  

陆 铿是个老资格的报人,曾被划为右派,1978年申请去了香港,后来在香港《百姓》杂志任总编。他去采访耀邦的时候,说他这次来并不单纯为了自己的报纸、杂 志,而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认识耀邦先生。他说耀邦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并说耀邦是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 度,通明透亮,通达明白,虎虎有生气等等,恭维耀邦。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 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 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 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耀邦与陆铿的谈话是在1985年 1月。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要他们向耀邦传话就提到与陆铿的谈话。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时邓又提出这次谈话,并且在一些老人中谈这件事,如 与杨尚昆谈了这件事。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22:47:05 | 显示全部楼层
一 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的 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测。前面说过,耀邦是1987年1月辞职,实际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间(或者更早些),邓就 最后下了决心。从这以后邓小平批评耀邦同陆铿的谈话就逐渐传开了。当时耀邦恰恰在欧洲访问,许多记者问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问题。耀邦确实 有些话说得不好。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邓 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 了。所以耀邦不再任总书记,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时邓和老人圈子里已定下来的事。邓1986年在北戴河与老人们怎么谈的,同什么人谈的,我不知道,到 今天也不清楚。但从那时以后,我明显地感到包括杨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对胡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他们对胡也有不少议论和意见,胡的一些讲话他们 不以为然,但表面上还过得去,对胡还有一定的尊重。这时对胡的不尊重、不满意、不买账就表面化了。这时耀邦正为十二届六中全会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 议,但拿到会上讨论时没有通过,不是个别地方修改的问题,不少人表示从大的方面感觉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这样一个决议的问题。邓力群在这个会上作了 长篇发言,而且拿出了一个修改稿,对原稿大肆删改的修改稿,大量引用邓小平的话。邓力群这个讲话和修改稿,邓小平不同意。邓说他虽然引用的都是我的话,但 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导到左的方向。但对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没有通过。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耀邦通过秘书郑必坚【183】来 告诉我,他认为仍然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但大家意见这么多感到很为难,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表示我原来也有现在需要不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的想法。既然耀邦 认为需要搞,我支持搞。对大家的意见,能吸收的就吸收,再做些工作,争取通过。我赞成搞,而且积极支持搞。后来这个决议几经修改,最后通过了。  

在 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决议稿的时候,除了前面讲的对反自由化有争论外,还有一个是不是要写上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的问题,即是不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主张要上,陈云批示同意。当时耀邦和起草小组的同志不赞成写。他们认为在全国人民中(不是只在党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有些不符合实际,有点脱离实际。但陈云已有批示,不很好办。当时我建议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184】上一段话作为理由建议不写。毛主席说:“我们的体系是共产主义的,但现阶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胡耀邦同意,于是就用耀邦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小平和陈云,邓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陈云也不再坚持,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于光远【185】在场,郑必坚是起草这个文件的,他们会记得这件事。  

在 这段时间,一些老人对耀邦在外事工作、经济工作、指导整党,以及工作作风方面的议论已经半公开化了。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关系。他们还说胡不集中抓党的建 设,过多地管经济事务;说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该热衷于到资本主义国家访问。对报纸宣传他几年批阅几千封群众来信,几天跑了多少个县也不以为然,甚至作为 笑谈。总之这个时期议论耀邦这也不好,那也不是,几乎是半公开化了。同时,凡是耀邦在书记处会上提出的意见,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绝。就当时情况看, 耀邦主持工作已非常困难了。  

十 二届六中全会开了以后不久,耀邦告诉我说,最近小平和他谈了一次话,说到十三大时邓要辞去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由耀邦来接任这个职务,总书记由年 轻一些的人来担任。邓对胡说,这可带动一大批老同志退下来。耀邦还说,他在邓那里建议总书记由我来接,因为我比他年轻一些,让更年轻的人来接现在还不行。 因为邓从未和我谈过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么啊,是耀邦跟我说小平跟他说的,所以我不好讲什么。至于推荐我当总书记,我当时就对耀邦说,我多次说过 在中央现在的领导人中,60一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总书记只有你(指耀邦)去做,我和你是一个年龄线的,你不做怎么叫我来接?要接只能由年轻人来接。我 还说,如果你认为年轻人还接不了,时机不成熟,也可以考虑暂时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主持常委和政治局的工作,这样也有利于培养年轻的同志。耀邦听 了以后认为我的意见可以考虑。我当时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这不是什么正式的谈话,而是转述邓的意见,而且是他向邓的建议。更主要是,因为我确实不愿意做总书 记,愿意继续做总理,把经济改革抓下去。胡当时转述邓的讲话的时候,表情非常平静,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现。  

十 二届六中全会以后,耀邦情绪很好,工作兴致仍然很高。视察江苏、视察上海,跑了许多地方,发表了很多讲话,报纸上作了非常显著的报导。从他同我谈话时的表 情和他积极到各地视察,以及12月间我同他一起处理上海学潮,没有发现他情绪有什么不正常。所以我感到,邓同他那次谈话,他只是理解为就是为了年轻化,邓 退下来,他接邓,带动一批老人退下来。很可能他就是这样理解的,完全没有觉察到邓对他的态度已经有了根本变化。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学潮。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邓小平。他于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学潮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方励之【186】、王 若望的名,并且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学潮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 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 发。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22:47:24 | 显示全部楼层
邓 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 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 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 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以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邓接着说,耀邦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我当时建议应该有胡启立,因为胡启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邓也同意了。这就是后来由我作组长的五人小组【187】,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88】。 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议的形式,对耀邦进行批评、帮助。然后以政治局 扩大会议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我当时觉得,不召开全会,并不是担心通得过通不过,而是为了尽量减少震动,是从软处理考虑的。当然 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决问题又不引起大的震动。邓谈了以后,其他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陈 云在这个会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他在这次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看来陈云是很注意这些事的,注意组织原则、 组织手续的。他大概怕人家说政治局会议就能接受总书记辞职会引起国内外议论,所以特别宣布,这样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 乎这样的事。当然,后来对耀邦这样的处理,特别是顾委会生活会对耀邦的批评,在国内外引起一些议论,认为对耀邦的处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换领 导人。所以后来对我的问题上也算是接受了这个教训。我前面已说过,王任重向我传达时说,鉴于上次处理耀邦问题外面有些议论,这一次要准备好文件,先开政治 局会议,再开全会解决我的问题。  

当 时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会后邓要杨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杨尚昆把会议情况告诉李先念以后,李当然完全同意, 求之不得。并对杨说,我早就认为这个人不行。还用了一个很挖苦的话来形容胡,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说胡这个人就是巧嘴利牙,点子不少。李还说,不久以前耀 邦来上海,那时他已经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绝,架子竟然如此之大,发泄了一通。至于对我代理总书记问题,他表示同意。但要杨尚昆回来告诉我,说“ 紫阳这个人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和我开了第一次五人小组会议,研究生活会议如何开。当时商定的意见是会议气氛还是尽可能和缓一些。当时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对批胡在干部问题上的小圈子——即所谓“团派”【189】问题——很有兴趣,提出要在会上批评胡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不好,后果会很严重,会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划线。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团派”,不提干部圈子问题。  

在 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里。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邓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谈话时我也向他提了一些 问题,我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邓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我还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有 人打着拥戴你的旗号闹事(因为我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他说,他会坚决站在党一边。后来这些话我在生活会上 发言时讲了。  

生 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到会的有中顾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人 大党员副委员长、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各大部门的首长和党中央各部的部长。邓小平、陈云没有到会,李先念在上海。邓力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 地批判了胡耀邦不听邓小平招呼,长期放任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他的发言,都按党的历来惯例,从不同方面对胡作了批评。王鹤寿【190】在会上讲,他到耀邦家里去看胡,胡情绪非常激动,说有些老人要整他,还讲了其他一些气话。原本打算把会开得缓和一些,王鹤寿这一讲,会议一度气氛有些紧张。后来和王鹤寿打了招呼,这类事不要再讲了,他发言时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场。  

这 次会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发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几年关系很亲密,筹备十二大的时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负责人。当时我在国务院那边,没有过问这 些事,不知为什么要余秋里来负责十二大人事安排,总之说明他信任余秋里。那几年耀邦不仅和余秋里一同视察边防,视察部队(因为余那时在部队工作,任总政主 任);还同余秋里一道视察工厂、油田。有一个时期,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经常请余秋里就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且常常加以肯定。这可能因为耀邦在经济问题 上的主张,往往得不到大家赞同,而余秋里比较赞成他的意见,所以他是不是让余秋里发言,然后借肯定余秋里的意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或得到通过?总之,他 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但在这次生活会上,余秋里 却作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批评责问耀邦的发言。他收集了那个时期耀邦在不同场合有关十三大邓及其他老人们退留的问题的讲话和答记者提问,然后当面责问耀邦:你 动机何在?为什么这样说?所以余秋里这个人平时貌似耿直,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保护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当时他可能觉得,因为他俩关系密切,邓已 决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来,他和耀邦关系这么密切,经常一唱一和,担心会因此搞到自己头上,所以想借此机会表白自己。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22:47:43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以上就是生活会议的情况。  

1 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我虽然那几年在不少场合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在中央领导人当中,60 一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人,只有胡耀邦做总书记最合适。但在1月4日在邓家里召开会议时,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我对批准耀邦辞职没有异议,对 由我代理总书记我也只是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没有坚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来这是1986年夏季邓和一些老人已内定的 事,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我已听说了,而且邓已和耀邦谈过了,耀邦也表示同意,虽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总之,胡已定了要下来,不过 现在是提前了几个月罢了。二是,12月30日邓对学潮讲的那一番话以后,耀邦实际上已无法继续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说过,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主持中央 工作已很困难,许多老人不买他的帐,他很多建议都得不到支持。特别是邓讲这次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的结果,这几年我要你开除谁谁的党籍为什么不办等 等。这次讲话又印发到一定范围,耀邦已很难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辞职。再一点就是,耀邦的问题,胡启立实际上也受到牵连,让他参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 小组,实际上也就使胡启立解脱了,保护起来了。这已经很不错了,要启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说当时一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 便于也不应该拒绝接受代理。  

在一些人中有一种传言【191】, 说我在胡辞职前,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告了耀邦,说了耀邦的坏话,甚至说我要求邓小平来解决耀邦的问题。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我在1984年曾就如何健全 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党中央,特别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也抄送陈云,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问 题。信的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192】同志建议一件,请参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 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 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 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倡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 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 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6日访欧前夕  


要 说向中央、向邓小平写过有关中央领导问题的信的话,就是这么一封,再没有别的信了。我就陈俊生的建议写了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感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 后的那几年,中央领导在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进行反思时,常常谈到要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悲剧重演,必须解决党的领导制度问题,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个人专断。 但十二大以后,由于整个国内形势比较好,越来越好,逐渐地谈这样的问题比较少了,淡薄了。但实际上尽管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尽管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人 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尽管当时中央内部的民主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好转,但作为一种领导制度,全会也好,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作为领导制度来说,并没 有解决,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有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趁现在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解决,即使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现问 题,也难以 保证以后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问题。所以我这封信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来写的,不是针对哪个领导来讲的;完全不是感觉到当时中央领导制度已经出现了什么严重 问题。没有,当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就好,因为制度没有解决。所以,完全不是针对现在领导班子有什么问题,更不是对耀邦或哪一个领导 人。既不是认为耀邦有了什么问题而提出解决领导制度的问题。也不是由于耀邦比较开明,就没有必要来健全和改进中央领导制度问题。耀邦这个人比较随和,比较 开明,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对人比较宽厚,不喜欢整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吵架。我过去也多次讲过这样的话。但并不因为他比较开明,就不考虑中央领导制度的 问题。因为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难说。将来新的领导人怎么样也不知道。总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我在生活会上讲过这些话,毛主 席有晚年问题,斯大林有晚年问题,像他们这样英明的领袖人物尚且如此。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写这封 信,中心意思就是要把中央领导制度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我也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这个领导制度怎么搞,我也没有具体设想,这需要很好地探索、研 究,然后提出具体方案。所以,外面的传言,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22:48:0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 也想过,为什么没有的事而外面有传言?可能因为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我在发言中批评耀邦不遵守集体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时候,说过在1984年给小平写过一 封信,要把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没有讲信的内容是什么。在发言中我讲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会变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即 使像斯大林、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都发生了问题。可能是这样,我说过给小平写过信,但没有说信的内容是什么,而发言中在批评耀邦时又讲到遵守民主集中制、 遵守党的纪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会上批评耀邦时说的一些话,猜测成我写那封信的内容了,大概就这样传开了。  


还 有一种传言,这个传言的范围没有前面那种那么大,我也是很晚才听到的。耀邦在十三大以前不断讲到老人退不退的问题,于是有一种传言说,有一次邓小平当着耀 邦和我的面说,十三大自己要退,耀邦就说举双手赞成。而我说你不能退,无论如何不能退。这件事就更加使邓感到胡这个人不好。这是完全没有的事。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过程。在耀邦下台以前,也就是说,在具体负责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组【193】开始议论老人退不退、谁退谁不退、怎么退以前——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前——邓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或在我和耀邦二人面前讲过他退与不退的问题。  

我 第一次听说邓表示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是在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告诉我邓和他谈话的内容。邓小平向他说,十三大邓不再进常委和当顾委会 主任,由胡来接任。总书记找一个更年轻的人来担任。这是耀邦告诉我的。所以就不存在邓向我们两个人征求意见,胡举双手赞成,我表示挽留的问题。  

我确实挽留过邓,不赞成他退出常委,那是1987年的事,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后的事,那时我已代理总书记了。因为邓还要管事,与其在常委外面管,不如在常委里面管,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件事了。  

耀 邦访问欧洲期间,在答记者时多次讲到邓退不退的问题。他讲这些话是不是刺激了邓小平,引起小平的猜疑,这我不敢讲。我当时也有些感觉,觉得因为他的身份, 有些事应该回避,何必对这个问题议论太多呢?他应该慎重些才好。他的这些话即使邓有些不高兴,那也不是主要的,影响不大。对他们两个关系影响大的,还是前 面讲到的两件事:一是反自由化,一是陆铿的谈话。  

这里顺便再讲一件事。1983年3、4月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对耀邦的一次批评引起的一点风波。虽然这件事和耀邦1987年辞职没有关系,时间隔得很久了。但社会上也有很多传说,甚至说这件事和我有点关系。  

那 次政治局常委会,主要是向常委作一次经济工作的汇报。其目的是邓小平那一段觉得这两年年年指标订得比较低,结果超额完成很多,他认为这样不好。但是我和计 委的同志觉得指标高了没有好处,还是留有余地好,所以汇报一下把道理讲清楚。那次是由姚依林和宋平代表计委汇报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些话,除了同意他们的 意见外,主要讲了这几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减少很多,这些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因为带有还账的性质。但长此下去不行,中央财政过不 去。  

我 讲完还没有来得及讨论,陈云突然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针对耀邦那一时期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提出了十条或者七条批评意见,话讲得很尖锐。比如,耀邦讲 财政部说年年有赤字是吓唬人的。陈云讲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对耀邦讲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搞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注意不够的话,也提出了批评,总之有七 八条意见。因为耀邦事先毫无精神准备,所以陈云这一番话讲下来,他一句也没有辩驳。只是说他有许多错误,要好好考虑。看来陈云是长时期对耀邦在经济工作的 讲话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大概是一吐为快吧。小平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批评耀邦;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而且思想上毫无准备,所以我看他当时的表情不太 高兴。他只说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吧,今天主要是听汇报。这样,这个问题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其他人因陈云同志一讲也不好发表意见。但在这个时候,胡乔木站起来 说了几句话,他说陈云同志所批评的耀邦讲的那些话,在各地流传很广,对经济工作有很大的干扰,建议召开一次省、市书记会议,来打个招呼。当时,小平同志只 是说,那好,你们再商量一下吧。  

过了一两天,胡启立忽然跑到我家里,告诉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邓力群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把常委会上陈云批评耀邦的那篇讲话在新华社的一个全国性会议上传达了。胡启立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也觉得不好,这会引起全国思想混乱。 这事耀邦不好讲话,于是我就出面干预,给邓力群打了电话,批评他这样做不对,并要新华社把邓力群的讲话收回,不得向外扩散、传达。后来我去了天津。从天津 回来后,耀邦到我家里来,说小平同志考虑后说,那个会议不开了。我估计小平认为如果开会一传达,那影响就大了,所以决定不开了。  

同 时,耀邦还说,现在外面有些传说,说中央要出事了。我当时觉得耀邦是不是太紧张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听外面那些话。据我的看法,陈云同志主要是对你几年讲 话憋了一肚子气,趁此机会发泄一下,讲完也就完了。另外,你不要有别的想法,现在我们是在一条船上,要同舟共济。我不相信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有什么野心 (我当时这样看)。我说他们是文人嘛。至于陈云更不会有什么野心。我们现在要同舟共济,不要有别的想法。耀邦同意我的讲话。不久我见到胡启立,他告诉我, 耀邦那天同我谈话后非常高兴,说紫阳那个话讲得好,现在我们就是要同舟共济。这件事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社会上可能传开了,说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批评了耀 邦。其实没有,就是陈云讲了篇话,因为涉及耀邦,大家都不好发言。本来,我同耀邦在经济工作上有不同看法,对耀邦到处乱说话也有意见,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在 这样的场合讲不合适,所以没有说话。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22:48:15 | 显示全部楼层
过 了几天,邓小平找我和姚依林谈话。邓说,原来就耀邦问题要开个会,后来他考虑影响太大就不开了。还说耀邦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但还是要扶持。我当即就表示, 我完全同意,我说我多次说过,中央领导人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中,只有耀邦没有别人。小平接着批评了姚依林,因为在这之前,姚依林和宋平曾给常委和 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同十二大精神不符,使计委工作很难办。邓小平对姚依林说,你这封信有情绪。姚依林当场就承认错误说,是,我是有情 绪。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22:48:37 | 显示全部楼层
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  

现在谈一下1987年由于耀邦下台而引起来的反自由化问题和1987年秋季筹备召开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  

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会议,决定接受耀邦辞职。1月10日至15日,由中顾委出面,薄一波主持召开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同意接受耀邦辞职。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反自由化斗争。  

1987 年是在反自由化的声浪中开始的。1987年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右倾开始;而以强调改革开放、反对僵化、反对左的十三大结 束,整个一年是这样过的。这一年的政治空气从年初到年尾几乎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然这中间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历程。  

回 顾1987年的经历,我在这一年的活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从1月到4月是一段。当时我刚接替耀邦当代总书记,就接受了一个任务,开展全国范围的反自由化 斗争,我首先面对的是这个问题。所以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 开放,以左反所谓的右,也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从5月直到十三大召开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强调改革开放,强调防左,反对思想僵化,为十三大 的召开作准备。  

这里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 一点,鉴于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训,防止邓力群、胡乔木这些人乘机再搞扩大化。所以一开始我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范围、重点、政策和方法,作了严格 的规定。在我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这场斗争着重解决根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这场斗 争严格地只限制在党内进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不联系农村政策,不联系科技政策,不联系文学艺术风格等问题。这场斗争在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 只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际上也只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反自由化必须以三中全会的路线为准绳,不得采用过去搞运动那套左的做 法。  

因 为1987年的春节是1月29日,而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通知有待于1月28日下午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春节前不可能传达一下去。而春节期间,人们习惯互 相串门,传播消息。为了让这些反自由化的规定为大家所知道,因而特别提前在1月28日上午召开在京的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我对这次反自由化的范 围、政策、重点、方法讲了一篇话,让人们知道中央对反自由化的部署,在春节串门拜年时传递信息。我在这篇讲话中,特别讲了这段话:“三中全会以来规定,今 后不搞运动。但过去人们搞运动搞惯了,一说要反什么,还是搞运动那一套。现在我们反自由化,为了避免用过去那套搞运动的办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一开 始,就要把可能发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什么政策、界线一概都不讲,只讲大胆放手,坚决,一个劲地反。结果 呢,一开始就出偏差,搞扩大化,结果又不得不纠偏。这次我们要和过去搞运动的办法区别开来,一开始就要把性质、范围、重点、政策、方法讲清楚,什么能搞, 什么不允许搞。一开始就把要防止的事情讲清楚。这才是不搞运动的搞法(因为当时不搞是不行的,大势所趋)。  

我的这篇讲话和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通知,一直被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等企图在反自由化中大干一场的人视之为束缚。他们认为这是束缚手脚的框框,是保护搞自由化的人。虽然遭到他们的反对,但是因为一开始,文件就把范围、重点、政策作出了规定,所以在那场反自由化中没有伤害更多的人,没有使全国的局势发生大的震动,没有搞乱经济,没有使改革开放遭到大的挫折,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 二点,在这段期间,无论接见外宾或在公开场合讲话中,我都针对国内外反自由化是否会改变二中全会的路线,改革开放是否会收的疑虑(当时国内国外疑虑很多, 大家一听反自由化就认为改革开放要收了),反复地讲: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而是更全面、更准确地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是收,要实 行得更好、更有保证。我重申现行城乡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变,一国两制政策不变。而且以 上这些方面不仅不变,还要努力做得更好。当时有人担心反自由化会波及香港,我在接见香港人士时还直截了当地说,在大陆搞社会主义,不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反对自由化。而一国两制,就是允许在港澳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允许自由化。怎么能在港澳反自由化呢?  

为 了说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当时提出的主要论点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改 革开放。两个缺一不可,缺了哪个都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一个时期,因为我们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因此要强调一下。如果因此而丢掉了改革 开放这个基本点,那就走上了另外一个错误的道路。强调两个基本点,一是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另方面是防止有人利用反自由化和四项原则,乘机否定改革开放。 人们之所以产生一提反自由化,就这样那样的误解、疑虑,主要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含义没有真正搞清楚。一些人认为,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改革开放,一讲四项原 则就以为改变了。现在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本来就是这样的。上述这一讲话对于安定民心、解除顾虑起了作用,大大缩小了企 图以左反所谓右、以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的活动市场。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22:49:0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点,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者的势力,对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满,多方制造舆论施加压力,力图突破、改变中央对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本来,在王忍之接替朱厚泽【194】任 宣传部长时,我就找王忍之谈话,告诉他要记住有两个基本点,不要一讲反自由化就忘另一个基本点。还告诉他,在今后工作中要独立思考(意思是不要老听邓力群 的),要领会中央的方针。可是不久,王忍之在一次省、市宣传部长会议上竟然说:这次反自由化斗争,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二次拨乱反正【195】。他的意思很明显,第一次拨乱反正是拨“四人帮”极左之乱;而这次拨乱反正,就是要拨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乱。听到反映后,我当即批评了王忍之,还问他是不是邓力群叫你讲的。  

他 不肯透露,只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因为过去王给我的印象还不坏,他在计委搞经济研究工作时,人还本份;在经济研究工作中也还朴实。对他能够和邓力群保持一 定距离寄以希望。因此,对他只批评了几句,未深追究,也未向外透露。没有给别人说他讲了什么话,我怎么批评了他,留有余地就是了。  

大约在1987年夏天,王瑞林(小平秘书,邓办主任)转给我一封北京市王大明【196】的 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过副部长),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长得知邓讲今后反左是主要的,情绪很不正常,说了不少出格的话。说什么“要坚持顶住呀!”,“现在胜 负未分呀!”。我在7月11日,即胡启立负责接管宣传战线工作时(邓力群不管宣传战线了,由胡启立接管),找宣传部的同志来一起作些交待,也是工作交接。 这时我找王忍之(宣传部长)、王维澄【197】(常务副部长),根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我说,中宣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听到邓小平讲反左是主要的,就觉得大势不好,如丧考妣,你们这种状态如何能正确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呢?要他们切实负责转变中宣部这种立场。但他俩当场毫无悔改表示,只推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此事。  

关于邓力群、胡乔木等左派控制下的《红旗》杂志、《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还有《光明日报》三个单位,1987年3月在河北涿县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熊复【198】等人摆出要对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的架势,说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噩梦一场。整个八年,马克思主义者受压,反自由化和自由化一直在激烈斗争。熊复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搞“两个凡是”【199】的 重要人物。他不仅把他们这样一些人打扮成反自由化的英雄,完全否定三中全会以来八年的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拥护改革开放的新思想与阻碍改革开放的保守 思想、左的观念斗争的历程。熊复是“两个凡是”的笔杆子,三中全会时西南组就批了他。当时我在四川工作,熊在西南组,我是西南组的召集人。当时邓力群并不 是搞“两个凡是”的,他是反对“两个凡是”的。后来由于思想上臭味相投,尽管熊复是这么个人,但由于他坚持左的那一套,邓力群非常看中他,继续重用。  

当 时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一些人,到处散布说:“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四号文件是个框框,束缚了反自由化的手脚,扼杀了积极分子的斗志,增 加了反自由化人的后顾之忧。“还说由于有了四号文件这个框框,使搞自由化的人拒不检讨,有恃无恐。还有的人甚至说,四号文件对反自由化斗争是泼了冷水。过 去反精神污染搞了27天,这次恐怕连27天也搞不了。他们之所以散布这些论调,目的是向我施加压力,让我修改部署,好让他们放手去干。他们还散布一种论 调,说“现在是只让批说自由化的,不让批干自由化的”。他们把思想理论上的自由化叫说自由化的;把经济领域搞改革开放的叫干自由化的。还说,思想理论领域 的自由化是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是基础,根源是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不联系经济领域自由化不解决问题。他们极力突破四号文件的范围,要把反自由化扩大 到经济、农村以及科技等各个领域,要通过全面开展反自由化,在各个领域对改革开放进行批判和清算。  

1987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我在同外宾谈话和团拜会上,提出了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后,不久就有人提出两个基本点不能并列,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中宣部有个理论局长卢之超【200】, 此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由于受到邓力群的赏识,几次要提他当宣传部副部长,我一直没同意,他没如愿。后来我坚持主张让他离开中宣部,宋平找邓力群商量,很 快把他安排到政协当副秘书长,以后参加了编写《李先念文集》的工作,都是邓力群搞的。就是这么个人,他通过中央党校教育长江流【201】,部署要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讨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纲目问题。讨论哪个是纲,哪个是目,要造舆论。说我讲的两个基本点是平列了、降低了纲,强调了目。我听说后,要中央党校校长高扬【202】去查这件事。召开理论研讨会时,江流借故没有参加,后来不了了之。他们散布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想以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  

面 对上述来自左的干扰和阻力,我于1987年3月13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了一番话,提出要进一步把大家思想统一到中央四号文件上来。要全面、认真、准确 地落实四号文件的规定,要继续按四号文件精神办。批评了说四号文件是束缚手脚的框框以及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的想法和作法。由于时机尚不成熟,我对 那些错误思想的批评还比较含蓄,留了很大的余地。我当时就想到要扭转这种局势,必须寻找一个时机,进行一次有力的批判。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22:49:21 | 显示全部楼层
以 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 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 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 的问题。  

反 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 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 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 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 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  

我 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 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 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 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邓 小平提出要开个名单,对自由化的人一个个作出处理。除了王若望、方励之,邓早已决定开除党籍。第一次提交政治局讨论的名单,是由邓力群、胡乔木提出的,其 中就有于光远。当时我按四号文件的精神,建议对于光远采取由中顾委开生活会批评的方式解决,不作组织处理。1987年3月2日,邓问我对张光年【203】如 何处理,我说对张光年也按于光远的方式解决为好。当时名单除了于光远还有几个人,也没有通过。但中纪委的人对处理自由化的事很积极,邓力群便与他们结合在 一起。邓力群的班子,主要是书记处研究室,他们搜集材料,把谁在什么时候讲了什么话摘录出来,作为错误言论。他们开出名单,报中纪委提出处理意见上报书记 处。他们当时准备一批批搞下去,一批批地开名单,一批批地上报。不难想象,这样下去不知要处理多少人。  

没 办法,我只能采取拖的办法来对付。这些名单要经书记处讨论,我每隔一段时间才开一次会,每次会只讨论几个人的问题,在讨论中势必还有不同意见,讨论不完留 待下次讨论。因而那时并没讨论几个人的问题,拖延下去也就不了了之。在这次反自由化中经书记处讨论决定开除党籍的有刘宾雁【204】和张显扬【205】。吴祖光【206】原定开除党籍,后定为劝退。王若水【207】由劝退改为除名。苏绍智【208】原来名单上要开除党籍,我提议改为撤消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职务,保留党籍。孙长江【209】原 定开除党籍,后因聂帅讲了话,没有处理。聂帅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孙长江的材料书记处讨论了,还是要开除党籍,聂帅知道了就给陈云写了条子,说孙过去在科 技日报工作表现不错,建议不要作这样处理。陈云当时是中纪委书记,他同意聂帅的意见。我借此机会在文件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其他有些人的处理,也应当按 聂帅、陈云批示的精神来考虑。意思是可像孙长江这样处理。从这以后,处理人的事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关 于在报上点名和不点名批判问题。虽然四号文件对此已作了较为严格的控制,有了明确的态度,指出不允许发表任何人身攻击和侮辱性的文章;避免过于集中和内容 空洞重复;切忌运用“文革”和过去运动中不恰当的用语;被批评者如作确实说理的答辩应予以发表。一切与反自由化没有关系的报刊,不要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但 是自从反自由化一开始,邓力群就组织了一套班子,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办法,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 册,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印成的材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断章取义,无限上 纲,独断专横。这种文章不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反感。我在书记处会上批评了邓力群并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接着在省、市宣传部长会上借肯定陈俊生、 鲍彤的文章【210】,是说理的,反映好,指出现在报刊发表的反自由化文章,不是摆事实说道理,简单生硬,只靠扣帽子压人。今后发表批判文章,应注意效果,是否有说服力,人们能否看得下去。由于邓力群的那个写作班子搞的那些东西不受欢迎,他们又长期习惯于文革大批判那一套,写不出让读者喜欢看的文章,一些报刊也不愿发表他们写的文章。这样一来,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越来越少了。  

耀 邦辞职后,反自由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上挂下联的问题。本来中央的老人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人,对耀邦用人早有些非议。除了说他用人重才不重德,喜欢能 说会道的人以外,还说他提拔重用青年团系统的人。在批评胡的生活会上,有些老人提出所谓“团派”问题,说耀邦重用“团派”的人。我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如提出 就大了,牵连太大,极易引起干部中的波动。我建议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提这个“团派”问题,不要提耀邦搞宗派的问题。我当时就说,青年团本来就是要向党输送干 部、培养干部的。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就连邓小平1987年3月也说,看来耀邦在干部问题上确实有个圈子。因此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组织上少作变动,对 稳定局势是很重要的。在四号文件及我多次讲话中,一再讲到这次反自由化,决不搞上挂下联,决不能像文革那样以人划线。以后我向邓小平提出,这次反自由化, 干部变动应尽量少,能不动的就不动,即使需要动而能不马上动的,也尽量放到以后逐渐变动,以减少震动。邓同意了我的意见。
 楼主| 发表于 2010-4-16 22:49:39 | 显示全部楼层
王蒙【211】是胡耀邦提议任文化部长的。邓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辞职,反自由化一开始,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出来了。我坚决不同意。我对邓力群、王忍之说,王蒙不能动。还有《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212】,也是青年团出身。他在《人民日报》比较开明,邓力群也要乘机把他换掉,我也没有同意。薄一波还向我说过,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213】,是耀邦的人,同耀邦关系密切。说山东是个大省,要换。我也借些理由没同意动。自然,一个人不动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长朱厚泽,牵连较大,不得不动。还有组织部的尉健行【214】、公安部的阮崇武【215】。 组织部也好,公安部也好,这些都是老人极为重视,必须由他们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门。耀邦在任时,他们在公安部、组织部,并不是几位老人完全信任 的。耀邦一辞职,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作调整。当时我尽可能地给他们做了适当的工作安排。还有江西一位女的书记,她主要是 工作不胜任,与反自由化无关。还有内蒙古书记张曙光【216】,因他自己说话不当,耀邦辞职后,他的态度有些反常,引起许多议论,也不能不变动。对这些人处理得都很慎重,而且对他们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  

总之,这次反自由化避免了对干部过分伤害和组织上过大的调整,没有重复以往以人划线、上挂下联的做法。  

由 于采取了以上各种举措——虽然反自由化不能不搞——但总的来说扼制住了邓力群、胡乔木和一些老人力图将反自由化扩大化的企图。但是,借着反自由化而否定改 革开放的声音仍在继续。反自由化仍然是当时全国整个传媒和舆论的最强音;改革开放的声音非常非常微弱。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广大干部,仍然处在困难的地 位。而十三大几个月后就要召开。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十三大很难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所以我当时觉得到了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1987 年4月28日,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 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 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  

我 于1987年5月13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了一次话。由于邓在这一时期先后对外宾讲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左的错误是主要 的;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说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等等这样的话,所以,我这次讲话就显得更加有力了,在讨论我的讲话稿的书记处、政治局会议上,我除了对反自 由化当中出现的以左反右企图冲破中央四号文件规定的种种干扰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外,还反复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大的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制止。今后应强调改革开放这一面,十三大必须关成改革开放的会议。从现在起就要为开好十三大做好舆论准备。  

第 二,这次开展反自由化的斗争,目的是要解决自由化泛滥的问题。泛滥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是个插曲,是由领导上的失误造成的,这不难解决。但泛滥问题解 决以后,进一步解决是个长期任务。只能一靠教育,二靠工作,主要靠改革开放。只有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优 越性,受自由化影响才能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真正达到四个坚持的目的。不搞改革开放,最终也会导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不能企图依靠 搞几次运动根本解决自由化问题。不能因为发生泛滥问题,就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主要的是要搞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方向。为了解决自由化泛滥问题,我们一个时期 主要排除右的干扰是对的,但从长期从根本方面讲,改革开放的障碍主要来自左的方面。  

第 三,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总政策。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个目,其目的是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 开放,也就是抓住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我们从来坚持的立国之本,来贬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新内容。如果改革开放只是目,只是具体政策,哪里还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所以,既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也不能以僵化的观点来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以改革开放的观点去理解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只能导致 否定改革开放,陷于左的教条主义泥坑。那样,所坚持的也只能是带有空想成分的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不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 四,提出重视生产力标准的问题。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判断社会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尤其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更应当集中力量发展社会 生产力。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谈论生产关系,是一些左的观点能够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多年来附加了许多属性。如苏联所实行的经济模 式,实质上是一种战时经济,我们就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固有属性的计划经济来坚持。在理论研究中,有些把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却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却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思想理论界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观点,陈旧的、停滞的、僵化 的观点,至今相当严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倡大胆探索。  

我的这篇讲话,受到绝大多数干部的拥护,整个空气在这篇讲话以后发生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变化。这也为顺利地起草十三大报告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帐户 ]
发表于 2010-4-17 09:16:42 | 显示全部楼层
请继续。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两极哲理》机构 ( Singapore Registration No: 52903526W )

GMT+8, 2019-1-18 07:39 , Processed in 0.119626 second(s), 13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