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改革历程——赵紫阳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3:43:33

改革历程

——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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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部分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
一、八九学潮初起
二、四·二六社论激化了矛盾
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
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
五、邓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质
六、宁愿下台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与世隔绝
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
二、非法幽禁岁月漫长

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
一、邓小平和陈云的不同主张
二、一九八一年进一步调整经济
三、开始对外开放
四、探索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五、我同耀邦在经济上的不同意见
六、计划与市场
七、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
八、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
九、扬长避短发展外贸
十、农村包产到户
十一、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十二、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几种不同意见
十三、探索反腐败的道路

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
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
四、筹备党的十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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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和政治
一、十三大后出现的好形势
二、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
三、治理整顿的负作用
四、闯物价改革关
五、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
六、来自中央高层不和谐的声音
七、「倒赵风」的由来

第六部分　政治体制改革
一、邓小平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重重
三、胡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四、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www.6park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3:44:01

一、八九学潮初起
七年【1】以前，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经把“六四”的一些事写过一个东西，算是留下一些记事吧！现在我按这个材料来讲。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2】的发言【3】中已讲了，有些事没有讲，这里一并来谈谈。
先说学潮的起因，学潮初期是围绕着悼念耀邦【4】开始的。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广播以后，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搞起悼念活动。随后就走上街头。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时确有一些学生表现情绪激动，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总的来说比较注意秩序，没有发生越轨的事。4月18、19日晚，有数百人涌到新华门【5】。我曾调公安部录相来看。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把学生和围观的人隔开了。
4月22日开追悼会【6】时，天安门广场有几万学生集会，这是经过同意的【7】。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们设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这就是4•26社论发表前学潮的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主张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第二，对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面对反自由化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对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8】以后，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后退。学生对这种状况不满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当时上街的学生大体是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属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因此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要采取疏导的缓和办法。
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
当时我觉得学生不管是什么动机，总而言之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追悼会已结束了，你们也参加了，就没有什么题目了，应当复课。
（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学生、教师、知识分子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我的这些意见李鹏【9】和各位常委【10】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后面讲的三条是我出访朝鲜【11】前讲的。耀邦追悼会刚结束，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下电梯的时候我同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些意见。4月23日下午，我离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12】，邓也同意。
那时常委中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我只记得一件事，4月19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正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当时回答他：乔石【13】在第一线负责，有各种预案，他会应急处理。随后我就把李鹏打电话的事告诉了乔石。实际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的大部分学生已经散去，少数人没走的由公安清了场，强令他们上了车，送回学校去了。这就是我出访朝鲜以前，学潮的情况以及当时常委的方针。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3:44:27

二、4•26社论【14】激化了矛盾
但是，后来学潮怎么会闹成那么大的乱子？关键是4•26社论。学生有不满情绪，总会表现出来，即使当时没有闹起来，以后还是要表达。总是有意见嘛！但是学潮闹得那么大，就在那个时候闹出那么大的乱子，就是4•26社论。社论以前和社论以后的情况不同。如果当时因势利导，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会闹得那么大。4•26社论是个转折点。
4 月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里，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15】、陈希同【16】就找万里【17】，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就上了他们的当。万里对学运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万里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我出访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在李鹏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他们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缓和的情况。其实学生中间当时已经出现分化，一部分主张复课并已经复课了，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一些学生回到教室上课，那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在门口把着不许进去。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学生气还没有完全出够，闹了一下就这样完了？当时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导，对话，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这是很好的机会。可是他们在汇报时竟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 ”，还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筹集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的很多，看的很多。说一个领导人几句话，他们根本不认为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当中空气比较紧张的时候。当时说我的也很多，什么几个孩子搞“官倒”【18】呀，什么运了多少车皮化肥到我的家乡呀。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19】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
4 月25日李鹏、杨尚昆【20】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对学潮一向主张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我4月19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鹏、杨尚昆一讲，邓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4月25日邓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我出访朝鲜之前，李鹏、北京市的领导都没有向我说过他们这些看法。我刚刚离开北京，他们很快就召闻了常委会，并直接取得了邓的支持。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常委原来的分析及准备采取的方针。
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五四”【21】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22】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23】鲍彤【24】，希望在讲话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5月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
有人利用学生的过激言论来激化矛盾，把党和政府推到和学生尖锐对立的地位。经过改革开放，学生批评领导人本来算不了什么事，发泄一下而已，并不意味着这些人要推翻我们的制度。但是把学生批评邓的话集中起来说给邓听，对老人是极大的刺激。这些人还把学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过激言论说成是学潮的主流，说斗争矛头指向邓。由于邓多年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25】的思维方式，所以一听到李鹏的汇报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鲜时，4月24日常委会纪要和邓的讲话通过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我没有对常委纪要表态。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前面说过，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而且学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复课，这是很好的机会。只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学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 4•26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等等，学生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推到了激进的一边。从朝鲜回来后我找了几个大学的人谈过，他们都讲了这个情况。 4•26社论一发，各方面包括机关都非常不满意，“怎么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4月27日上街游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万。由于4•26社论的言辞比较严厉，学生们感到这个行动可能受到镇压，因此有的学生游行以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下了遗言、诀别信。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26】也普遍抵触。他们不理解、抵触，甚至反感。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热点问题，是可贵的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反而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反应更加强烈。政府这样做，社会上更加同情支持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相可以看到，当时学生的游行队伍走到哪里，沿街的群众就拍手欢迎，呼喊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就连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来布置的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那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
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因为知道小平讲了那么一篇话，生怕矛盾激化，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动武。彭真【27】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当时只有李先念【28】听了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电话说：“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话不知准不准确。还有王震，他也主张多抓些人。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加上许多老同志劝告，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领导人和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学生们原来以为游行可能受到镇压，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样一来，参加游行的学生回到学校以后，就庆祝胜利，欢欣鼓舞，更加无所畏惧。
由于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发了社论，学生会、党团组织、校长、教师，原来都拼命地阻挡学生，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去上街。学生回去以后，弄得党团干部受到奚落，他们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绪，认为被出卖了，躺倒不干了。包括陈希同这样的人也有这种感觉。5月1日常委听北京市的汇报，陈希同一肚子怨气，说学校基层干部感到被出卖了。我批评他：谁出卖谁？
4•27 大游行的结果说明这么几个事：原来以为4•26社论一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定，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有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这说明用无限上纲的老办法，过去很灵现在不灵了，此其一；其二，由于广泛传达了邓小平4.25讲话，学生都知道4•26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顾一切地上了街，这说明再靠最高权威的领导人发话也不灵了；其三，北京市刚刚发布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警察阻挡也不灵了。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就感觉到，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现在与4•27以前不一样了，学生经过4•27大游行什么都不怕了。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办法，政府什么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下出动军队这一招，而学生当时认为政府是不会出动军队的。所以以后的事就比较难办了。总之，4•26社论对整个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坏的作用，增加了以后解决问题的难度。
以上说明，如果不用疏导对话办法，要用强制手段制止学潮，除了动用军队，没有别的办法。我从朝鲜回来途经沈阳时，听了沈阳的汇报，他们也是大会传达邓的讲话，省委都怀疑：现在还用这种办法行吗？他们说，传达邓讲话以后很多人骂邓。所以我从朝鲜回来后就觉得局势很危险。4•26社论以后，其他办法都不灵了，存在着发生大规模流血的可能。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3:44:57

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
上一次谈到了我去朝鲜以后，处理学潮的方针被李鹏他们在家里改变了。下面着重讲我从朝鲜回来后，在处理学潮问题上两种不同方针的斗争。
4•26 社论的发表，造成了学生大游行，机关、团体、学校、民主党派对李鹏及北京市的领导人一片埋怨和责怪之声。而李鹏决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地传达邓4月25日讲话，也引起了对邓的不少议论和批评。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很有意见。邓家人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了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也说过，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对学潮处理、最后决定实行戒严的那次会议，邓当面就这件事批评了李鹏。
在这种情况下，因4•26社论造成了4•27大游行，造成了整个社会上各方面对4•26社论的不满意。李鹏不得不让鲍彤又写了4•29社论，并要袁木【30】、何东昌【31】与学生对话。在对话中肯定了学生提出的许多要求，说学生的许多要求同党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论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甚至说学生中 99.9%都是好的，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这样来缓和学生的情绪。同时他们又十分害怕4•26社论被否定，特别是怕我回国后不支持他们这种做法。李鹏会向阎明复【32】说过（阎明复在我从朝鲜回来后告诉我），如果赵回来不支持4•26社论，他只有下台。李鹏和姚依林【33】商定一定要我回国后表态支持。所以后来他们一再要我在纪念“五四”的讲话中加上明确反对动乱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词句，在把纪念“五四”讲话稿送给他们看的时候，李鹏、姚依林统统要求加上反对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因为广泛传达了邓的讲话，邓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伤害，邓榕通过鲍彤转告我，在“五四”讲话中一定要加上邓历来关心青年、爱护青年的内容。我在“五四”讲话中加的这一段话，专门讲了邓如何爱护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的。
我 4月30日上午从朝鲜回来，李鹏迫不及待地当天就找我，要我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目的是逼我对他们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在5月1日的常委碰头会上，虽然我一回国就听到各方面对4•26社论的强烈反映，但因刚刚回国，毕竟情况了解不多，同时也避免弯子转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对我出国期间李鹏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着重指出，关键是争取大多数，一定要把大多数人和极少数人区分开，不要把大多数人放到对立面，不要使大多数人感到受压抑。不管原因何在，必须冷静地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学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同我们的认识即4•26社论的调子，有很远的距离。所以我指出要广泛对话，既对学生，也对老师、工人听取意见。对学生关心的定性问题，我当时强调要按照4•29社论的口径作新的解释。“反党反社会主义”搞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我希望这样实际上就把4•26社论的调子降下来。另外我还指出，要抓复课这个旗帜，因为这也是家长、教师、社会上多数人的要求。同时，只要复课了，情绪就冷静了，局势就稳定了，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首先从各方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先调看了4.27游行的实况录像。5月2日我应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34】、孙起孟【35】、雷洁琼【36】的要求，与他们座谈学潮问题。5月5日上午约北大校长丁石孙【37】、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38】谈话，请他们介绍两校学潮的情况及他们的看法。当天下午，我又自行决定参加了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地区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学潮的意见。通过了解情况，我更加感到这次学潮是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同情的，4•26社论以及前一段中央对付学潮的方针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不以适当方式对4•26社论松一下口，学生对定性心有余悸，怕秋后算账，矛盾是缓和不下来的。我还感到，如果这次学潮以对话、疏导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平息，可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反之，如果以暴力镇压下去，接着肯定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自由化运动，保守势力将乘机抬头，改革事业将停止、倒退，中国历史很可能出现一个时期的曲折。所以这两种方针将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邓身上。当时我想，只要他能够稍微松一下口，譬如说这么一句话，“4月25日听李鹏汇报，看来当时把情况看得重了一些，游行也没有出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嘛！”他能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可以把局势转变过来，也不会把责任搞到邓的头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责任担起来。如果邓一点不改口，那我也就没办法让李鹏、姚依林这两个死硬派分子改变态度。而他们不改变态度，常委就难以贯彻疏导、对话的方针。我也深深知道，邓历来在这样问题上的态度比较强硬，加上听了李鹏先入为主的汇报，要他改变是很难很难的。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我便打电话给王瑞林【39】约邓谈话，王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40】，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我当时以至今天，都认为他讲的当时邓的情况是真实的！当时邓的身体确实很不好。
5月2日，我曾将我的这些想法告诉了阎明复，请他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把我的想法转告邓。
5 月3日，我到了杨尚昆家里。杨告诉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邓的子女谈过，他们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他们还说，如果现在找邓谈，邓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难了。你们在前线，慢慢去转这个弯子。尚昆当时还表示，他可以分头做其他几位常委的工作。就在这一天，阎明复到我家告诉我说：王瑞林和邓的子女都表示，对学潮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如果现在找邓，万一邓不同意，反而更难办。在这以后的几天内，也就是按照这个淡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行事。
我 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41】，也是这个调子，既与4•26社论调子不同，也没有直接违背的词句。5月4日亚行讲话以后，杨尚昆又告诉我他同各常委谈话的结果。胡启立【42】、乔石赞成新的方针，李鹏、姚依林反对。万里我直接找他谈过，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针。这样，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赞成我意见的占了多数。杨还告诉我，他同彭真谈过，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当时彭还对杨说，如果将来邓怪罪下来，不能怪紫阳一个人，还有你我，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
在我回国前，北京曾在常委碰头会上提出过实行戒严的问题，当时受到杨尚昆的严厉批评，说首都戒严，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感觉到在邓决定实行戒严以前，杨对学潮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
5 月4日我接见亚行代表时就学潮问题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稿是根据我的意思，由鲍彤起草的。我在这篇讲话中指出，学潮问题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指出这次学生对党和政府是既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我还说，这么大的学潮，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这篇讲话发表后，得到国内外广泛的赞扬。5月5日以后的几天内，北京各大学陆续复了课。当时在北京的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43】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5 月4日见到了杨尚昆，杨对我的讲话极为赞同。当时在广泛的赞扬下，李鹏4日晚来我家，也不得不说我的讲话很好，他随后会见亚行会议代表讲话时，也要呼应一下。但后来当我说到4•26社论有问题时，他表示反对。
这就是我从朝鲜回来到5月初这一段，我经过了解情况，感到4•26社论不得人心，不适当改变一下，学潮很难缓和下去，同时在没法见邓的情况下，我和以上同志共同商量采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实际上在慢慢改变。
当时这样一个方针，这种做法虽然各方面情况在缓和，大部分学生复了课，但是他们要看下文，《“五四”讲话》如何兑现。当时我想乘缓和时积极采取对话，各方面对话，对学生关心的问题作些解释，把学生中合理的意见吸收过来，对话、疏导、采取具体的行动。
但是，一方面是我和常委几个人和列席常委会的几位同志【44】,采取这一方针积极转弯子，而李鹏等人却极力阻挠、拖延，甚至破坏。所以《“五四”讲话》中对话、疏导的方针都无法贯彻。学生当时虽然复课，但对《“五四”讲话》的方针半信半疑，要看我们的行动。
我当时一方面主张广泛对话，一方面对学生提出的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以及舆论监督等等，要积极采取措施。建议人大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独立接受对高干子女违法行为的举报及调查，加强舆论监督，加强透明度，加快新闻法、游行法的制定。采用世界多数国家通用的做法，通过具体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我还提出，专门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听取对几大公司以及社会认为“官倒”严重的几个大公司的审计情况，由人大进一步审查，或由人大直接组织审查。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党和政府还是要大一些。我当时总的想法，就是通过对一些社会上关心的热点问题的改革，一方面来缓解社会上和学生中间的一些不满，把学潮缓和下来，平息下去。并以此为契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这些问题使人大真正能发挥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引导学生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来。
5月13日，我和杨尚昆一起到邓家里谈有关戈尔巴乔夫来访问题，也向他谈了学潮的近况，并谈了我的主张。主张对话、抓廉政、抓透明度。他当时原则上表示赞成我的想法，说要抓住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增加透明度他也讲了。当时社会上有很多高干子女搞“官倒”的流言，对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所以5月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来，请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专门对我的孩子进行调查，后来我又正式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请求政治局支持我的这个要求。当时学生要求解决另一个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新闻自由问题，我在5月6日找胡启立、芮杏文【45】专门讨论了新闻改革的问题，提出制订新的新闻法着眼点应当是适当放宽新闻报道和言论的尺度。
5 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
李鹏、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锡铭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上述主张极力加以阻挠、抵制和拖延。他们对我“五四”亚行讲话，开始几天不公开反对，甚至还赞扬几句，但实际上是极力加以曲解、歪曲，说我的讲话同4•26社论是一致的，是不同的侧面。接着让何东昌在国务院召开的几个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散布说，赵的讲话只代表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央。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学生中。对于和学生对话，他们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来对话就是要同示威游行的学生对话，但是他们不仅不让学生在学潮中建立的组织选派代表，也不允许由学生自己选派代表，一定要由学生会作为代表来对话，根本不能代表游行示威的学生。这样的对话不是等于完全拒绝对话吗？而且他们在对话时不是以诚恳的态度听取意见，讨论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应付学生，像记者招待会上对付外国记者那样，争取在镜头上出现有利于自己的形象，捞取资本，这使学生感到政府说要同他们对话，完全没有诚意。我对这些一再批评，但他们一直置之不理。至于对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他们的态度更是消极，连召开人大常委会把这些问题列入议程也遭到李鹏的反对，他为此专门给我打电话，不同意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议程。
正因为这样，学生复课后，过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么行动，对话是应付他们，更没有什么要改革的实际行动，所以他们对我的《“五四”讲话》根本上发生了怀疑。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所以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学潮长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讲是《“五四”讲话》暴露了中央的分歧，所谓两种声音。不对！根本原因是我从朝鲜回国后确定的方针（疏导、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从热点问题做起搞政治体制改革），受到李鹏等人阻挠、抵制、破坏造成的。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李鹏有一天对我说：你不是主张用软的办法平息学潮吗？已经这么多天了，没有什么作用吧！他的这句话，完全暴露了他包藏的祸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坏，使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遭到失效，其目的是为以暴力镇压学潮寻找借口。
在我访问朝鲜期间，还发生了一起上海《世界经济导报》【46】事件。起因是导报登了一篇悼念耀邦活动的报导，上海市委认为内容不妥，责令导报撤掉这篇报道，导报没有执行，上海市委便决定导报停刊整顿，并停了总编辑钦本立【47】的职，据说江泽民【48】曾打电话请示过邓的办公室。当时正处在学潮闹得热闹的时候，他们这样做，不仅导报工作人员不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的普遍反对，纷纷上街声援导报，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对导报的决定。他们的行动与当时的学潮相互配合，起了壮大声势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回国后感到上海市委对此事处理生硬简单，而且时机不当。但事情已经发生也不再说什么了，既不好批评指责上海市委，也不好支持新闻媒体，只好采取中央不介入，由上海自己解决的态度。5月2日，我与民主党派座谈，阎明复告诉我，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告诉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我说，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帮助想想办法。5月10日，江泽民来京向我谈了他们缓解矛盾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以免外界猜测说上海是在中央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江泽民对此不满意，“六四”后，江把这件事作为我支持学潮的一个罪状。
这些是我从朝鲜回来以后，了解到4•26社论引起学潮升级，各界上街游行；我为了平息学潮采取了上述方针。而由于李鹏等人怕因此否定了4•26社论，甚至怕因此追究他们的责任，因此拼命予以阻挠、破坏，以致学潮拖延下来。这就是学潮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情况。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3:45:27

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
接着我谈一下关于戒严和“六四”镇压的问题。学生在和政府对话完全失望以后，决定乘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期间【49】，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绝食。他们认为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绝好时机，为了迎接国宾来访，政府不能不让步。但是学生们错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走得越远，越给李鹏等人主张暴力镇压提供借口。
我得此信息后，便于5月13日借同工人对话的机会发表谈话。大意是这样：大学生如果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去干扰国际会谈，损害中苏高级会晤，那就没有道理了，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借此机会发出的呼吁，在当天的各大报都发表了。但是学生们对我的呼吁根本不理会，依然于5月13日下午组织了二十多个院校的二百多名学生，在一千多人的护卫下，进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从这天起，学生们占据天安门广场，直到6月4日流血事件发生。
学生的绝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同情、支持，机关、团体、市民都卷入了支持的行列，成千上万，一天比一天多，参加绝食的人也不断增加，最多时有两、三千人。学生们为这种情景陶醉，更加不肯彻离。当时学生带有很大自发性。虽然现场成立了指挥部，但没有哪一个头头能做出冷静的决定，即使做了也不具有什么权威性。现场指挥部频频更换领导人，谁的声音大、鼓动性强，就按谁的办。我们曾向学生领袖做工作，发动校领导、老教授去做工作，都没有什么作用。
由于李鹏等人的阻挠，疏导、对话、转弯子的方针没有贯彻。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有昏倒发生，当时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继续下去，发生学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5 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其实我当时就感到时至今日发这篇讲话并不会结束学生绝食的，因为学生绝食，最为强烈的要求是改变4•26社论对学潮的定性。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没办法绕开的时候了。这个结子不解开，没有办法使学生停止绝食，开展对话。而如果学生绝食的情况拖延下去，将会发生极为严重甚至无法预计的后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论定性的问题。李鹏当即表示反对，他说4•26社论的定性是按邓的原话写的，不能动。我反驳他说，4•26社论是按4月24日常委会纪要的调子写的，邓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见。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论将伤害小平。我说可以想办法做到不伤害他，这件事应当由常委集体承担。我还说，我去朝鲜时曾发电报同意邓的决策，所以我对4•26社论要负责，必要时，也可以说是由我批准的。李鹏竟然说，你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因而修改4•26社论没有谈得下去。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见邓陈述我对修改社论的意见。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当时万里出国了，他每次列席常委会）。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会上先讲了我的意见。大意是：现在学潮在发展，形势在恶化，十分严重。学生、教师、记者、科研人员、机关干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计有三四十万人，工人农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败、透明度等热点问题之外，主要是各界责备党和政府对学生绝食为何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而同学生对话主要卡在4•26社论定性上。4•26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一直对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松一下口。这是关键，可以赢得社会同情。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
在我陈述我意见的过程中，邓的表情很不耐烦，不以为然。
我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我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指责我在亚银的讲话。过去他们实质上反对，但是没有这样公开说过，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从两人对我毫无顾忌的攻击，可以看出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胡启立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论。乔石没有明确表态。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说廖汉生【50】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实际上他改变了主意。
最后邓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邓讲完后，我就表示：有个决策当然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李鹏在会上还提出，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内部有坏人，鲍彤就是一个。我就反问他：你这样讲要负责任，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我有根据，以后告诉你。会开完，我就走了出来。邓是否又留下他们谈了什么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我在思考：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
回家后，我愤然让鲍彤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信。在当天夜里召关的如何贯彻戒严的常委碰头会上，当谈到要我主持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51】时，我没有接受。我说，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尚昆针对我的话说，现在不能提这样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动，就是说，我这个总书记不能动。我的辞职信送到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尚昆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将使形势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劝告，18日通知中办，我的辞职信不要发出，后由秘书【52】把辞职信收了回来。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二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当然，如果加上邓、杨，他们不是常委，如果按到会的人算，他们当然算是多数。实在说，没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
在那几天，一些知名人士和党内老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党中央和我，要求正确对待学生运动，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改正对学生的错误态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邓器重的像李一氓【53】这样的老同志。所以我5月18日又从中挑选了一批信转给邓，并给他写了一封信，再次陈述了我的意见，希望他重新考虑。我虽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愿意作最后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志：
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这是在邓家里5月17日开了决定戒严的常委会后，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如同所料，信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在 5月17日夜，中办安排中央领导人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开始李鹏说他不去，当去医院的车子开动时他又赶来了，原来是他听说我要去医院才改变了主意。5月 19日拂晓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也是这样。他反对我去，并且还要中办阻止我去。我感到这么多学生绝食将近七天了，中央领导人连看也不看一下，无论如何交待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别的人不去，我一个人也要去。他看我态度坚决，没法阻止，才改变了主意。但他当时非常害怕，到广场不到一会儿就溜之大吉了。
我当时对学生除表示慰问外，即席讲了一些话【54】，随后登在首都各大报纸上了。我当时讲这些话，无非是劝他们停止绝食，他们还年轻，要爱惜生命。因为我明明知道，他们的行动虽然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同情，但对于持强硬态度的一批老的领导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继续绝食下去，甚至死几个人，他们也会无动于衷的。
所以觉得年轻学生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但是当时年轻学生并没有领会我的这一篇讲话，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当然，我对学生的这篇讲话后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从 5月17日在邓家开会后，李鹏等人的行动有许多很不正常。无论是去医院慰问还是去广场看望学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车，他一反惯例抢先走在我的前面。他还让人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事后有人告诉我），叫记者不要拍我的镜头，说以免人事变动后被动。从5月17日晚到19日，有关戒严的事什么情况也没告诉我。19日李鹏和学生对话，我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来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和他的讲话稿，要我主持会议并讲话，但对这个会如何开，在哪里开，什么人参加，还有什么内容等等，事先什么也没向我说。而他的讲话稿竟然写着，“5月4日以后学潮严重升级”。后来可能他们感到这个说法指我5月4日讲话太明显了，报纸发表时改为“五月初以后学潮升级”。这就公开指责学潮是我的《“五四”讲话》造成的。李鹏还向国务院各国务委员传达说我犯了错误。当晚召开宣布戒严大会之前还开了个小会，所有这一切使我感到实际上我已经被排斥在决策之外。但究竟是何时决定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17 日在邓家讨论决定戒严，虽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邓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但开会后几天的情况，实际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边了。李鹏当时摸到这个底了，所以到医院去，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不要拍我，说人事变动会被动。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19日我向政治局请假三天，建议常委会由李鹏主持，并拒绝当晚出席宣布戒严令的动员大会。当时，天安门声援绝食的群众大为减少，绝食也改为静坐抗议。北京各大院校的很多学生回到校园，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大部分是外地临时来的学生。
19日宣布戒严后，又是一次兴奋剂，又把群众的劲鼓起来了。静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们成群结队涌向街头，特别是实行戒严调军队进京，大大伤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奉命进京的部队沿途到处受到市民的阻挠。成群结队的老太太、儿童躺在街上，使军队被阻在北京郊区，无法进入市内。这种僵持状态差不多有十多天。
5 月21日，乔石来我处谈了这些情况。他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如果不是邓一再督促，并且决定调更多的军队来京，这场大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市民、工人、机关干部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下去，首都确有陷入瘫痪的危险。
我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5月21日，我找阎明复谈了我的这个想法，请他转告尚昆，看是否可行。在这之前，彭冲【55】找我谈过，他说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他还到玉泉山【56】找了彭真，彭真也赞成这样办。他们已写了报告给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覆，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启立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吴学谦【57】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后来据说李鹏又给万里发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可能是请示了邓，所以万里未能及时回国。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复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斓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3:45:46

五、邓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质
我想再说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北京发生的这一场政治风波，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的。
我拒绝出席5月19日宣布戒严的大会。这个行动大大地激怒了邓和其他一些老人。20日邓在他家里召集陈云【58】、李先念、王震、彭真、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开了一个会。当然没通知我参加，也没有通知胡启立，他也没能参加。听说王震在这个会上大骂我是反革命。李先念说我是第二个司令部【59】。最后邓拍板撤销我的总书记，并且说待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就这样没有人告诉一声就让我靠边站了。
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会议，因为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只到了三人。胡启立未被撤职，我在开会前也未被撤职，还是常委。常委中有两人不通知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认为这件事恐怕不能说是合法的。
我在19日至21日请假三天，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我从别的渠道听到，李鹏、杨尚昆、姚依林、宋平【60】分别召开各部门会议，宣布我的“罪行”，还组织班子，起草文件，为召开全会宣布我的问题做准备；同时还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呼。所有这些重大部署，既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又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常委五人，我和胡启立被排斥在外，不会有合法的常委会议。应该说，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性质。因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全会闭会期间，由政治局代行职权，政治局会议由总书记主持。显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会议，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由另外什么机构、什么人主持的，都是违反《党章》的。在这种既没有人向我宣布我已停职，又不能履行职权的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个顾虑，怕他们过后倒打一耙，说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经找过中办温家宝【61】，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当时温家宝说，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另外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如果我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他感到后果会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虑。
既不能召开会议，我便让秘书打电话找杨尚昆，要求杨尚昆同我谈一次话，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职的问题，另外想解释一下我5月16日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为什么要讲关于邓在党内地位的那段话。
6月2日，王任重【62】、丁关根【63】来我家，说因我要求见杨尚昆谈话，中央决定委托他们来和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最近要召开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解决我的问题，要我好好考虑做个检讨。我首先向他们解释了同戈尔巴乔夫谈话问题，接着我提出不知现在中央机构是怎样运作的？五个常委，除我之外，另一个也靠边站了，现在开会是哪些人参加？王任重说，常委没有改选，最近也没有开常委会。我说我三天病假以后，不让我参加工作，可以理解，让我靠边站也没意见，就是将来不要说我不管事、撂挑子。我找杨尚昆也是要谈这个问题。关于准备写检查问题，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到处批我，不和我核对事实，批判材料根本不与我见面就到处发。在这种情况下，检讨怎么写？如果将来我还有讲话的机会，我认识到的问题会做自我批评的。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有两个多小时。我讲的比较多，讲了对4•26社论的看法，5月3日对青年代表的讲话，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以及5月19日不出席戒严大会的有关情况及看法。最后我强烈地提出他们拘禁鲍彤的事。鲍彤是5月28日被组织部叫去谈话【64】，一去就没有回来。并同时在他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我当时就叫秘书给宋平打电话表示反对。这次我对王任重、丁关根说，如果认为鲍彤有什么问题，组织上可以审查，但应按《党章》和法律手续处理，党组织没有权力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组织部长更没有这个权力。现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过去搞运动的办法了，要求他们向中央反映。这次谈话，他们认为我的态度很不好。
6 月17日王任重和丁关根又到我家，说6月19日中央将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我的问题，要我虚心、克制，即使一些老同志的话刺耳，也要保持冷静。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不要过多地辩解。我当时答复说，既然是解决我的问题，总要给我讲话的机会。丁关根还要我好好考虑自己的问题，在会上有一个好的态度。王任重还向我透露，内定还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员和胡启立的政治局委员，并说我上次对隔离审查鲍彤的意见，已向中央反映了，现在对鲍彤是监视居住，合乎法律手续【65】等等。看来他们这次来的目的，一是通知我开会，二是劝我会上不申辩或少申辩。
从第一次6月2日王任重、丁关根到我家，告诉我开会解决我的问题，并说邓对他们说了：上次处理耀邦的问题，国内外有些议论，这次处理赵的问题，要合乎手续，要他们好好准备文件，文件准备好就开会。这简直是很大的讽刺！其实，我早已被他们没有任何根据地非法软禁起来了，非法隔离起来了，早已非法剥夺了我的总书记职务，还说要合乎手续。这说明他们心虚，怕外界议论。他们本来准备早些开会，也因“六四”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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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3:47:38

六、宁愿下台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6月19日至21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由李鹏代表四个常委作了定调子的报告，指责我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66】的严重错误，建议撤消我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务，并说对我还要继续审查。接着参加会的人纷纷发言，对我展开批判。在会上发言语言最恶劣、充满污蔑之词并作人身攻击的是李先念。批判会开始时邓未到场。陈云也未到会，只作书面发言，两句话，说我辜负了党的期望，同意对我的组织处理。王震的发言主要是说，邓由于对耀邦处理轻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又举行国葬，因而鼓励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批判发言的最后半天，是姚依林主持会议，看来根本没有准备让我发言（王任重、丁关根第一次来叫我作检讨，第二次来知道我不会作检讨，就动员我不要讲话）。会议快结束时，我提出要求发言，他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10分钟。当时我很不高兴，我说，开了几天会，主要是解决我的问题，批判了我两天，难道只能占这点时间？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会上宣读了我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20分钟。因为我的发言披露了事实真相、争论的实质，对会议对我的指责进行了申辩，出乎参加会议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听我发言时，面部紧张，急躁不安。我发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会。我当即离开会场。除我之外其他人没有动。显然他们事先打了招呼，对我的发言不满意，对我的态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复会了，对我的问题进行表决。他们拿出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把我的一切职务都撤消了。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一些人的发言中，都说要彻消我的总书记、常委、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但这次拿出的稿子，却把中央委员也彻消了。这显然是那一天我发言以后，他们留下来议论，因为我态度不好，临时决定加重了处分。但我发言时邓小平、陈云不在场，所以估计他们又报告了邓和陈。

对于是不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员这样的事情我本来就不在乎，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但《党章》明文规定，党员对处分不服，可以提出申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67】也明确规定，“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提出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由于我进行了申辩，就加重了对我的处理，这是完全违反《党章》和党的规定的。

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大家的发言，对我的处理还保留中央委员，而现在拿出的草案就统统撤掉了，没有说明原来的报告为什么现在变了，这是极不正常的。我本来想在表决时发表一个声明：“因为我申辩而加重对我的处分，就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68】以后，开了一个公然践踏《党章》的恶劣先例”。后来一想，许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邓小平、聂帅【69】等等，我发一个声明，会更刺激他们，话到嘴边又忍住了。但在表决决议稿时我不仅没投赞成票，而且举手投了反对票。同时声明说：对彻消我的职务，没有意见，但对两顶帽子不同意、不接受。我声明后，在场的人，包括邓以及主持会议的李鹏，都没有作声，大概他们也早有精神准备。

这次政治局会议表决对我组织处理违反《党章》党规的事，还不止这些。

首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经过什么程序决定的？政治局事先并没有召开会议讨论，常委会没有我和启立参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里说过，最近政治局没有开过会议。所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怎么定的，谁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党章》明确规定，政治局会议是由总书记主持，对我还没有经过合法程序撤消职务，就剥夺我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资格，而由李鹏主持，这也是不合法的。尤其滑稽的是，在表决时邓小平竟然说，到会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员，都有权参加表决。这一次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席参加会议的人可以听可以讲，怎么可以参加表决呢？大概是为了壮大声势吧！当时李先念说，这是李鹏给大家的权利（因为李鹏是会议主持人），这完全是以势压人，哪里还管什么《党章》党规？长期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70】影响的一些老人，当然不会把这当作一回事。我现在把这些情况说出来，不知将来党史如何记载这件事？

6 月23到24日召开中央全会，来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所作的政治和组织结论。会议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组会（我被分配在华北小组），在小组会上听取了几位同志对我的批评，我也简单表了一个态。我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对我的问题有个发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略作了一些改动，作为会上的发言）已交全会秘书处。我希望把我的书面发言印发给到会的同志。当时王忍之【71】也在这个小组，他说中央已同意印发给全会。可是实际上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才印发，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陈希同、李铁映【72】联名批判我发言的发言，反倒在我的发言以前就印发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怪事：到会的人先看到批判我发言的发言，我的发言直到会议将结束时才印发，而且马上又收回，所以许多人恐怕没有仔细看或者根本就没有看到我的发言。

会上还印发了一个所谓“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办名义发的，收集了国内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国内外反动力量要颠覆中国共产党和打倒邓小平的预谋者，并且完全无中生有地说，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动乱的学生们里应外合，通风报信，泄露戒严的军事秘密。很明显，发这样一个背景材料，是要在全会上制造一种舆论，我确实是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会中有些发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断章取义，充满污蔑不实之词。用的也是文革的语言。我当时感到，如果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字样，人们真会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东西。

按照《党章》的规定，撤消一位中央委员的职务，需要经过中央全会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过。当时的领导人显然没有这个把握。以无记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因此他们不敢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而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这很清楚，在当时那种气氛、那种压力下，公开举手表决，当然很多人就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摄影机镜头面前，有些人不赞成也不得不举手，所以造成一致通过。但是需要指出，无论是总书记也好，还是政治局委员、常委也好，过去都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他们的这种举手表决，是很不正常的。当时在那种气氛下，在那种压力下，而且已经对同我有牵连的人和事追查，这种情况下举手表决，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我对在学潮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接受暴力镇压的决策，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会受到什么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我知道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有下台。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考虑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种体面的下台，只有放弃自己的意见跟他们走；如果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要准备下台。我反复考虑，宁愿下台也不能跟他们走。我当时同老伴和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谈过这些想法，要他们作这种准备。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的那篇发言将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也有精神准备。当时我估计由此可能要被开除党籍，因为从来对犯错误的人只有低头认错才叫态度端正。我想大致不会坐牢，因为我没有任何越轨行为。象我这样不管怎么说在国内外有些影响的人，他们总不能完全搞秘密审判。所以我考虑，下台是肯定的，最多开除党籍，坐牢不至于。在我们这种政治体制下，留在党内和开除出党也差不了多少。即使不开除出党，象我这样留在党内也不会真正有一个党员应有的权利，开除出党也并不影响我的信仰和理想。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我仍然采用早已被批判和抛弃了的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倒批臭和混淆两类矛盾、随便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套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本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对避免文革的错误不再发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六四”后对待我的问题上完全无视这些规定，公然践踏这些规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3:48:09

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在这里要说一下关于5月16日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

邓对我5月4日在亚银会议上的谈话是很不满意的。但他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73】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搬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后会见外国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的领导人时，总是要把邓虽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们党内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通报他们，这差不多成了惯例。4月在朝鲜也向金日成【74】通报了。不同的是这次比较突出，在电视、报纸上作了公开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自从李鹏等人把邓4.25讲话公开传达后，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议论，学生、青年对邓极大地不满。由于对他谈话内容的不满，进而对他目前所处特殊地位进行非议、攻击。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议论：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要向不是常委的邓小平汇报？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甚至还流传所谓“垂帘听政”【75】等等指责的话。当时，觉得对这种情况我有必要站出来，加以澄清，加以说明。

5 月13日（戈尔巴乔夫来华的前两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会干部对话时，当场有人向我提出了这类问题。当时我回答这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作了说明。我们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重大事情要向邓请教，这是为了整个党的利益。因为邓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比我们常委任何人都丰富。当时的效果是好的，那个提问题的工人再也没有说什么话。因此我考虑，如果通过报道说明这个情况，对于维护邓的形象会有好处。至少说明不是邓要揽这个权，而是中央一中全会共同议定了这一条。因此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便告诉他，我们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仍需要邓来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总是向邓通报，向他请教。邓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的决策。本来十三届一中全会还议定，我们不仅是向他请教，向他通报，而且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我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有意识没有说第二点。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当时促使我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我的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

讲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我为什么特别在意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见解。因为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他们撤了我总书记的职务，我都可以理解。而这件事本来是好意，不管在“六四”问题上我同邓有什么分歧，这是政见不同。我总的感觉，在“六四”前，邓对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为中国人，传统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品德、信义。如果在邓的心目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我这个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了自己而嫁祸别人。这不仅是对我很大的误会，而且在他的内心里也会非常不愉快，甚至很伤感情。这么个老人，不久将离世，带着这种印象走，我实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月28日写信给邓，别的没写什么，只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作了些解释和说明。但我只说了上面第一个方面的考虑，即我是为了说明邓和戈的会晤是高级会晤，为了说明这一点，就把邓在中央主要决策者的地位说出来，这是很自然的。而未说第二个方面的考虑，即社会上流传他有点揽权，抓住权不放，不是常委还要继续控制常委。我认为对社会传言也要作个说明。但信写出后，没有下文。

我至今【76】仍然希望在他离世前（这是我七年前写的记事），能够了解我同戈那段话的真实原因。这不是为了让他了解真相后对我的问题能有什么松动，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我知道，即使他了解了真相，也不会有任何松动。我只是想让邓知道，他长期信任并给予大力支持的我，尽管拒绝接受他关于学潮的决策，但并不是一个在紧急关头牺牲别人而保护自己的人。我想这样他的心情可能会好一些，我实在不愿意他带着这个误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1】根据内容分析，这一系列录音带是在2000前后录制的。“七年前”当指1993年。

【2】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89年6月23日-24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共“六四”镇压以后，以巩固政权、将镇压“合法化”为目的而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会上李鹏作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彻销了赵紫阳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决定对赵紫阳的问题“继续审查”；免去了胡启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了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3】见附录四《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

【4】胡耀邦（1915-1989）：湖南浏阳人。1980-198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胡耀邦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在邓小平以及其他党内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和事过于宽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后，胡实际上已经无法工作；1987年1月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几乎有全体北京大学生参加，并且得到全国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广泛支持的大学潮，持续了整整50天，最后在邓小平调集的几十万军队血腥镇压。

【5】新华门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门，位于北京西长安大街。原名宝月楼，清朝乾隆年问所建。

【6】1989年4月22日，中共官方举办的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由国家主席扬尚昆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

【7】见下文。赵紫阳：“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

【8】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9】李鹏（1928-）：李硕动之子。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苏联，电力工程人员，文革后任水电部副部长。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李在政治上聪从党内保守元老；经济上聪从姚依林。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李鹏力主并促成了武力镇压。

【10】“常委”指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共5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11】1989年4月下旬，赵紫阳按照双方早就商定的日程，率颌代表团访问朝鲜。代表团4月23日下午离开北京，4月30日上午回到北京。

【12】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10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年至1990年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当时在中国拥有最高权力的中共元老（所谓“党的第二代核心”）。邓小平在经济方面，是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为赵紫阳等党内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三在政治方面，他坚守一党专制的底钱，是改革年代历次“反自由化”的发动者；从1979年镇压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镇压，都是他亲自作出的决策。邓小平个人的倾向对毛泽东身后的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具有深远影响。

【13】乔石（1924-）：浙江定海人。198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1986年，兼任国务院副总理。1987年任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态度中立。

【14】4.26社论：1989年4•26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15】李锡铭（1926-）：河北束鹿人。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6】陈希同（1930-）：四川安岳人。时任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颌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四”镇压之后，代表国务院发表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 16年。

【17】万里（1916-）：山东东平人。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取得极大成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领导者。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8】“官倒”是198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提法，指官员（或官员的亲友）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官价和市价并存，官价低，市价高）的特殊条件下倒买倒卖牟取利益。这是当时官商勾结进行腐败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六四镇压以后，完全失去了民众监督，腐败变本加厉，小打小闹的倒买倒卖，逐渐为公然侵吞国有资产、侵占土地、垄断关键性行业等大规模的腐败行为所替代，“官倒”一词也随之逐渐淡出。

【19】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是中共1957年“反右斗争”的根据。自此一直为中共所奉行，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鲜有异议的“天经地义”。

【20】杨尚昆（1907-1998）：重庆潼南人。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当时中共党内极具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学潮中，杨尚昆开始支持赵紫阳的方针，最后转而选择拥护邓小平的武力镇压决策。

【21】 1919年5月4日，以青年学生为主包括市民、工商界人士等参与的从北京开始遍及全国的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等示威活动。事件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西方各国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当时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西方各国面前显得软弱，激发民众的愤怒之情。五四运动影响深远，是中国激进派知识精英疏远西方模式，逐渐接受俄国革命理念的转折点，为中共最后夺取政权奠定了思想及社会基础。

【22】毛毛（1950-）：毛毛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的小名。后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

【23】“五四”青年节讲话的起草人是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鲍彤是修改定稿者。

【24】鲍彤（1932-）：浙江海宁人。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7年前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鲍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鲍彤反对邓小平用军队镇压学生，被非法关入秦城监狱。199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7年。

【25】 “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也是他进行决策的“根本指导思想”。所谓阶级斗争，是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制度性地要求全民在共产党执政实行公有制的条件下，不断搜索和铲除“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内乱以及灾难的政策根源。

【26】中国除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民主党派”是中共绝对权力的附庸。

【27】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中共元老。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文革中下台。1979年复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8】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人。1954-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前是陈云的助手之一，文革中陈云靠边站，就由他继续负责财政、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工作。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后任全国政协主席；是当时党内有影响的元老之一。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反对进行改革。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29】王震（1908-1993）：湖南省浏阳人。1982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85年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8-1993任国家副主席；是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党内有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中，王震主张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30】袁木（1928-）：江苏兴化人。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袁木是官方武力镇压的喉舌。

【31】何东昌（1923-）：浙江诸暨人。1978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三时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对促成武力镇压学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2】阎明复（1931-）：1985-1990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因在“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镇压被撤职。

【33】姚依林（1917-1994）：安徽贵池人。文革前长期做贸易工作，是陈云和李先念的部下。1979年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后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张并促成了武力镇压学生。

【34】费孝通（1910-2005）：苏州吴江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7-1996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5】孙起孟（1911-）：安徽休宁人。民主建国会的早期组织者发起者。1983-1987年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6】雷洁琼（1905-）：广东广州人。北京大学教授。1987-1997年任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7】丁石孙（1927-）：江苏镇江人。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38】许嘉璐（1937-）：江苏淮安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87-1994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39】王瑞林（1930-）：山东招远人。自1952年起长期担任邓小平秘书；1978年任邓小平办公室主任。1983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于1995年任中央军委委员。

【40】戈尔巴乔夫（1931-）：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苏联政治家。1985-1991年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职时期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41】下文称《“五四”讲话》，指作者在1989年5月4日亚洲发展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上的讲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央问题”的主张就是在这篇讲话中提出来的。见附录二。（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5日）。

【42】胡启立（1929-）：陕西榆林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启立不支持武力镇压学生，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职务，保留中央委员。

【43】许家屯（1916-）：江苏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满中共武力镇压，出走美国。

【44】“列席常委会的几位同志”，是指国家主席杨尚昆，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三人。

【45】芮杏文（1927-2005）：江苏涟水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7-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1989“六四”事件之后被免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46】《世界经济导报》创刊于1980年6月，由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钦本立（1918-1991）任总编。

【47】钦本立（1918-1991）：浙江长兴人。著名报人。曾任中共《文汇报》党委书记，时任《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1989年4月因坚持在《导报》上发表纪念胡耀邦文章，被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整肃停职。“钦本立事件”成为江泽民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48】江泽民（1926-）：江苏扬州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受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选，接替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

【49】具体时间是1989年5月15日至18日。

【50】廖汉生（1911-2006）：湖南桑植人。解放军将领；1983-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51】指1989年5月19日晚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会上李鹏作了讲话。

【52】指赵的秘书李树桥。李树桥（1944-）：河南内黄人。1986-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

【53】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州人。1974-1982年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78-1982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任中顾委常委。

【54】见附录三《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

【55】彭冲（1915-）：福建漳州人。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56】玉泉山位于北京颐和园西侧，得名于南麓的“玉泉”，玉泉水曾为清代皇帝及皇室专用的饮用水。玉泉山自毛泽东时代起被隔离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别墅建筑群的所在地。

【57】吴学谦（1921-2008)：上海嘉定人。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任政协副主席。

【58】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人。陈云是当时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邓小平的党内元老。1978-1987是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87年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主张实事求是，但不主张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陈云在经济上接受“市场调节”但坚持计划经济，提出所谓“鸟笼经济”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党内反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代表人物。陈云的经济思想同他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吻合的。

【59】中国当代政治衍语中“司令部”指被认为与最高颌袖意志相违背的党内派系。起源于文革时期毛泽东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60】宋平（1917-）：山东莒县人。198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升主任，任国务委员；1987年任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年“ 六四”事件以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还有江泽民和李瑞环，填补了赵紫阳、胡启立的空缺。

【61】温家宝（1942-）：天津市人。1986-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62】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县人。1978年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63】丁关根（1929-）：江苏无锡人。邓小平的牌友，中央政治局候朴委员。曾任铁道部部长，因责任事故离职；改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90-1992年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64】198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徐瑞新以“常委开会”的名义，召鲍彤到组织部长宋平的办公室。宋平谈话之后，鲍被送到秦城监狱。中共中央常委当时没有开会；宋平也不是常委。

【65】鲍彤是在5月28日被投入监狱的。由于赵紫阳6月2日要求中共中央不得违反法律行事，有关部门才受命在6月10日补办了汁饱进行“监视居住”的手续。但把国家监狱作为“监视居住”的场所是骇人听闻的；而事后补办手续，更加证实了原来把鲍投入监狱的非法性。

【66】“支持动乱、分裂党”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给赵紫阳的定性。会后的公报中说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六四”事件）中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

【67】1980年2月29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中共党内结束毛泽东时代领袖利用个人权力以发动政治运动的方式清洗党内异己的关键性文件。

【68】在中共词汇中，“三中全会”一词，不仅指1978年12月22-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且包括了11月10日起召闭的、为它作准备的、长达 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这个准备会议决定了中央全会的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中共历史上应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69】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元帅。曾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长期掌管中国的国防科学工业。

【70】 “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是中文的歇后语。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交谈时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际上毛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人问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天定的行为准则可以限制他。这次谈话是毛泽东自己承认浚驾于法律甚至任何道德标准之上的直接证据。

【71】王忍之（1933-）：江苏无锡人。1982年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72】李铁映（1936-）：湖南长沙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3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73】李政道（1926-）：Tsung-Dao Lee，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74】金日成（1912-199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的创建人。1948-1994年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

【75】中国某些皇太后有代替年幼皇帝执掌朝政的做法。因男女有别，皇太后座位前加帘子，坐在皇帝身后接见群臣。最著名是清代慈禧太后，现代中国人依然记忆犹新，是以模拟没有正式职位的最高领袖邓小平为垂帘听政。

【76】“今”应当指1993年前后。邓小平去世时间是1997年2月19日。

天茂 · 发表于 2010-4-16 17:03:31

希望继续看到第二、三、四、五、六部分的内容。

天茂 · 发表于 2010-4-16 17:24:06

本帖最后由天茂于 2010-4-16 17:43 编辑

呵呵，有先生的完整转帖，就无须我到处搜索拼凑了。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7:26:55

为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7:29:36

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与世隔绝

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
下面我再谈一个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后连续三年多对我的审查和对我实行软禁的情况。
十三届四中全会撤消我的一切职务，并作出了还要继续审查的决定，这本来在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既然作出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就没有必要继续审查。如果认为问题没有查清需要继续审查，就没有理由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结论。这可以说是给我的特殊待遇。
从 1989年6月到1992年10月，对我的审查一直进行了三年四个月。在整个审查期间，我失去了行动自由。他们一方面说对我的审查是党内的性质，一方面却无视国家法律规定，对我实行软禁。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指出，党内不准用违反法律的手段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对这种粗暴践踏、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行为，不知他们将来做何种解释。
1989年9月3日，王任重、丁关根约我到中南海怀仁堂【77】谈话，向我宣布根据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成立了以王任重为首，陈野华【78】、李正亭【79】参加的项目审查小组，负责对我的审查。9月29日王、陈、李三人约我在警卫局礼堂谈话，这是专案组第一次同我谈话。以后再也未见陈野华和李正亭，据说是专案组改组了，陈、李二人不参加了。但对他们为什么改组，我不得而知。
随后王任重又单独约我谈过三次话：1989年12月8日一次，1990年2月14日一次，1990年3月2日一次。他还写给我三次信：1989年7月6日一次，1989年8月8日一次，1989年11月14日一次。我也给他回过三次信：1989年7月25日一次，1989年9月1日一次，1989年10月7 日一次。
通过上述谈话和信件，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分别作了说明和澄清。对我的审查除了追查我是否在动乱中有直接或间接地插手以及是否向外界泄露消息外，主要审查我为什么采取和邓不同的立场、方针？其动机是什么？以及要我承认错误。另外还要清算我在台上几年来姑息、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
他们最有兴趣的是我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的问题。他们从海外报刊上摘引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材料，加上主观臆测，说什么1988年以来国内外刮起了一股 “倒邓保赵”风，以逼邓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我，因为我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心目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理想人物，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们还把所谓新权威主义【80】的问题也扯到里边，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把我作为他们的新权威，《河殇》【81】电视片就是为我造舆论的。认为我对1989年学潮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绝邓的主张，不是偶然的，是与这股风的呼应和配合，等等。还认为我是因为国内政治、经济困难，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为了推卸责任，捞取资本，而利用学潮达到保自己的目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所发的所谓背景材料，以及陈希同代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六四”报告【82】，李先念等人的发言，王任重给我的信中，都尖锐地向我提出了上述责问和指责。
我在同王任重的谈话和通信中，也着重对这些指责进行了反驳和澄清。
第一，1988年以来，国内外并不存在“倒邓保赵”风。这不过是某些人为达到某种目的编造出来的。那个时期确实有不少谣言，但不是倒邓而是倒赵。关于我的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保守派向邓施加压力，要求换马等等，国内外议论较多。我写信向他们说，当时国内外的舆论一直把我的命运、政治前途，与邓连在一起。“ 倒邓保赵”是连不在一起的。倒邓不能保赵，保赵就不能倒邓。
第二，正是在到处议论“赵的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不能直接过问经济”，“已经被架空”等等这些流言时，邓多次反复向我交底，说不仅目前人事格局不能变动，甚至说要我再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后，邓和李鹏谈过一次，他要李鹏分头转告各位常委。因为1989年初，在常委生活会上，李鹏、姚依林就经济上的问题，对我有些批评，有些责难。后来李鹏在找邓解释这件事时，邓就向他说了，意思是保我，要他们支持我。1989年1月底，邓去上海过春节前，当面向我谈过这个问题，话说得很恳切。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考虑他是不是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由我来搞。他说，这样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过这样做表明他的决心和对我的信任。他还说，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难，不好搞；通过他这样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当时我也很诚恳地对他说，无论如何不要这样做，你现在挂在这里，对我有好处。现在我们经济工作还有些问题，物价不稳定，有些波动，无论如何现在不要提这些问题。目前这样的格局有利于我的工作。这是 1989年1月底他到上海过春节前谈的。一直到1989年4月份，我访朝前到他家谈访朝问题时，他还向我说，等我访朝回来后，专门开会谈一下要我搞两届的问题，不仅现在格局不能动，而且下届总书记还要我搞，此事他同陈云、李先念谈过，他们同意了。现在邓还健在（1989年同王任重谈话通信时），他可以证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有地位不稳的感觉。
第三，我并不认为经济情况很糟。应该说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成就，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明显提高。1988年出现了通货膨胀，情况也并不是那样严重，我也不认为很难解决，并不存在我因经济失败形象不佳，利用学潮捞取政治资本、改善形象的问题（经济形势那一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我至今还认为不像一般人说得那样严重。因为事实证明，到了90年春天就出现了市场疲软，以后我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第四，我给王任重写信时讲，我在党内搞了几十年，不会不了解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情况。利用学潮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无论如何不会幼稚无知到这种程度。
第五，我之所以拒不接受邓对学潮的方针，原因就是前面我说的，是对学潮的性质和镇压将会引起的后果在认识上有不同。我要对历史负责，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这大概是我对王任重追查我的动机几次谈话和写信的回复中阐述的观点。
在王任重的几次来信中，对我指责最严厉尖锐的是1989年11月8日，接着12月8日又谈了一次，以后情况出现了某些缓和。可能是他们经过半年调查，发现他们的分析判断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2月14日［编者注：1990年］，王任重还要我谈一下对苏联东欧剧变【83】的看法，事先还送了一批中央研究机构写的有关材料。王劝我写个好的检查，还透露有些人主张开除我的党籍，有个检查好做工作。我向王表示，审查这么久了，希望能早日结束。我认识到的在四中全会的发言中已经检查了，再检查还是那些话。我还提出，对我的审查应注重调查，核实材料，不应纠缠在什么态度问题上。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我的发言的态度不满意，已经加重了处分，现在还搞态度？
王任重最后一次约我谈话是5月2日。在这之前，2月20日，我曾给邓又写了第三次信。（我给邓写信，第一次是转送一些老同志的来信要求他重新考虑对学潮的方针问题；第二次是解释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第三次是要求早日结束对我的审查。）王任重见我后就说写给邓的信知道了，不久将召开十三届六中全会【84】，不过他说这次全会还不能解决我的问题，甚至还说了一句：解决你的问题不一定要通过全会。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总之他说这次还解决不了，他还说对我的审查材料很快会同我见面。这次谈话气氛很缓和。
到6月21日，王任重转来项目组对我的审查材料：《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整个材料共有三十条，先别说其中很多断章取义、歪曲原意、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的地方，即使这三十条全部是事实，也难以给我戴上“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帽子。
6月27日我给王任重复信，送去对上述材料的修改意见。我对三十条中的十二条提出了反驳。从此以后，王再没有来找我谈话，也没有任何人来核对材料，实际上是对我的审查不了了之。
后来我得知，项目组将材料上报后，中央领导人原来曾考虑在1990年亚运会【85】后宣布结束对我的审查，但因为怕引起国内外的反响，怕我恢复自由后外出活动，再加上几位老人的坚决反对，因而对我的问题拖而不决，长期挂起来，以继续审查为名，对我实行软禁。
我于1990年8月28日，12月7日，1991年5月9日，先后给江泽民、李鹏及政治局常委写过三封信，内容都是要求早日结束审查，尽快结束软禁，恢复人身自由。我在信中提出，自十三届四中全会宣布对我审查以来，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不相信问题仍然没有查清，我更不知道久拖不决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从 1990年6月以后，没有人找我谈过审查问题，也没有人找我核对过任何材料，如果真有什么问题没查清，为什么不问一下我，我可以帮助搞清楚。这种以继续审查为名，久拖不决，继续挂起来，对党、对我都是没有好处的。
我还向他们指出，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负责人多次对中外记者宣布，说我是自由的，没有被软禁，甚至连半软禁也没有，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你们应该是了解的。从四中全会以来，我一直长期被软禁在家里。对有不同意见或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动辄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作法，过去虽然曾经有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又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强调法制建设的今天，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重复了。因此要求无论对我的审查是否结束，应立即结束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
我写的所有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他们的方针是：不予理睬。
实际上，他们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早在1989年6月就开始了。但从来没有向我宣布过，更没有文字的东西。为了证实他们对我的限制，同时，也因为我长期关在家里有些发闷，所以1990年10月亚运会召开之前，我自行决定外出打一场高尔夫球。当中办警卫局得知我要外出打球，便通知我这里的秘书劝阻，说“没有说可以外出”。我说：没有人说我不能外出，如有可以拿出规定来看看。他们既不拿出文字规定，又不让我外出，便告诉司机届时不能开车。我表示如果司机不开车我坐公共汽车去，他们当然害怕这会引起舆论轰动。当时江泽民、李鹏不在家，他们便请示乔石，乔石也不能作主，要警卫局根据情况办，结果他们还是同意司机开车，同时也派了一辆警车来。我在昌平高尔夫球场（中日合资的球场）打球后，球场的日方人员便把消息告诉了日本驻华大使馆，随即日本及其他外国驻京记者都知道了，当天就发了消息出去，世界各大通讯社和港台报纸都公布了。香港电视台还在播发消息的同时放了我以前打球的录像。这样，当时在成都的江泽民和李鹏都非常紧张，批评追查是谁批准我外出打球的。
一场风波之后，他们便以中央的名义口头通知我，在审查期间不得外出，这样他们限制我的自由并实行软禁便记录在案了。但他们在中外记者面前，仍然说我是自由的，他们自知理亏，不敢公之于众。
1992年10月8日，乔石、宋平找我去中南海怀仁堂谈话，在场的还有丁关根、李铁映。乔石代表中央向我宣布了中央决定结束对我的审查，维持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我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结论。即将结束的中央全会的公报将写上这一内容，所以提前一天通知我。
听了之后，我向他们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我对四中全会给我戴的两顶帽子：“支持动乱、分裂党”，我当时不同意，申明保留个人意见，现在态度没有变，仍然保留意见。
第二，要求中央把这一结论以文件形式在全党一定范围内宣布，这一文件在宣布维持原结论的同时，应当把这一结论的事实根据同时写出来，维持原结论根据什么事实？是不是你们提的那三十条，我要求一条一条写上去。
第三，审查结束后应立即恢复我的人身自由。我的行为需要注意什么，中央可以向我提出，我会尊重，但绝不接受限制人身自由的硬性规定。
乔石等对我讲的三条意见，表示要向中央汇报，结果以后再告诉我。在我讲第二条要求公布结论的事实根据时，乔石插话说：要考虑不要影响稳定。在我讲第三条恢复我的行动自由时，他们说十四大【86】会议期间，外国记者很多，你的问题很敏感，公报发表后，许多外国记者会在你的住处周围探听消息，希望我遵守党的纪律，顾全大局。我说，十四大召开时可以不出去，他们听后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宋平还说：会后外出活动可以逐步扩大，经过一段时间后，慢慢淡化。当时谈话就这样结束。
后来我听说，他们在结束对我的审查，维持原结论不变的问题上，在政治局会议上也只是讲了这么一句话，并没有把项目组审查我的报告发给大家。也就是说，审查我三年多，究竟查出什么问题，根据什么事实给我戴上两顶帽子？这些都不谈，只是说要结束对我的审查。当然，大家表示没有意见。后来在中央全会的公报上，也写上了结束审查、原结论不变这么一句。在全会讨论公报时，更是什么材料也没有发。本来，对我的审查是全会作出的，现在全会宣布结束审查，理应把审查的结果向全会作一个交待。没有，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召集人会上说，这件事向各小组说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所以全会根本没有讨论我的问题，大家对公报表示同意。总之，审查三年，没有材料，结论不变。
种种事实使我觉得，在对我的处理上他们情绪比较紧张，顾虑很多，说话小心谨慎。乔石在向我传达政治局的决定时，是按稿子讲的，他念稿子的时候，我原想记一下，但他讲得很快，我怕记不下来，向乔石提出，是不是把记录稿给我一份。乔石说可以，当场告诉记录的同志，说记录稿给紫阳同志一份。但事后我叫秘书打电话要这个记录稿时，又说不给了，也没有说什么理由，不知道他们怕什么。
考虑到上面这些情况，我担心我讲的那三条声明，他们是否会原原本本地上报，因为这三条，话讲得不好听。所以回来以后，我又以备忘录的形式，把我这三条送给他们。当然，这些都没有下文。
总之，他们结束对我的审查，无论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会也好，什么材料也没有发。审查三年，既然要结束，为什么不把审查的事实加以公布？实际上就是害怕。如果把那些材料公布的话……［编者注：此处录音不清］。
经过三年多的审查，究竟查出什么问题呢？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审查我的三十个问题的材料给我，并给我写了封信说，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写在材料上，退给他。材料的题目是《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其中列出的三十个问题是：
（1）4 月15日晚，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向紫阳同志汇报了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出现的情况，可能在各地发生政治性的游行和集会，有人可能借此闹事，建议中央发个通知，提醒各地注意。紫阳对可能发生的动乱不予重视，认为没有这个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认为事态可能严重发展，在公安系统内部发了个电报，向各地打招呼。
（2）在胡耀邦同志治丧期间，动乱现象日益明显，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认为事态已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讨论。直到4月23日他出访朝鲜前，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他开一次会，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87】杂志社联合召开了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座谈会，公然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说反自由化斗争不得人心，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要挟中央承认错误，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动乱的纲颌。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对这次座谈会作了详细报道，并抢先印发，与北京动乱相呼应。4月26日，上海市委责令这期导报停止发行，并决定对报社进行整顿，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赵紫阳访朝回国后，对这一决定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5月2日，他与费孝通等民主党派几位负责人谈起这件事时，他说，最好双方体面下台阶，淡化处理，对上海打个招呼，适当让一点。5月11日，他与江泽民等同志谈及《世界经济导报》时又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不知道。
（4）5 月3日，赵紫阳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发表讲话前，杨尚昆、李鹏、姚依林、李锡铭等同志认为，当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的这场“反党反社会主义 ”动乱，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的恶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赵的讲话中，应针对动乱制造者提出的政治纲领，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遭到赵的拒绝。
（5）4月23日，赵访朝前找鲍彤谈话，要他注意学潮的动向。4月30日赵返回北京，鲍彤立即找赵汇报情况，说4•26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激化了中间状态学生的对立情绪。几天后赵对鲍说，看来4•26社论确有缺点。
（6）5月1日，赵向他的秘书李勇【88】问起学潮的情况，当谈到4•27学生游行时，赵说，这说明学生对社论不满，但中央已作出决定，要想改变社论比较难。
（7）5 月2日下午，赵紫阳与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雷洁琼、孙起孟座谈学潮问题。当时中央已明确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方针，赵紫阳本应明确贯彻中央的方针，但会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学生运动出现的问题说成是动乱是不合适的，赵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说“你们今天谈的意见对我们认识问题有帮助”，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座谈会后，赵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赵要阎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当晚，阎明复同志见过扬尚昆同志后告诉赵说，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看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
（8）5月3日上午，赵紫阳与扬尚昆同志谈4•26社论问题。谈后赵对他的秘书李勇说，看来改正社论有困难，要慢慢淡化，慢慢转弯子。
（9）5 月4日上午，赵紫阳口授由鲍彤整理了赵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稿。赵在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当天下午擅自发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动乱方针完全相违背的讲话。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确指出，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是说，有人企图利用学生的行动，当然这是难免的。讲话后，赵亲自交代新华社记者，他的讲话稿要全文照发。这就把他与中央的分歧暴露于世。讲话发表后，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反映，中央出了两个声音，引起了思想混乱。一些高校又宣布罢课，游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个局势更加恶化。
（10）5月5日上午，赵紫阳同志约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谈话。赵说，对当前学潮，我在亚行年会上讲话有意喊轻分量，现在不要去讨论运动的性质，说实话，一小撮是谁，我们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赵紫阳同志自行决定去参加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论，赞成赵在亚行年会讲话等意见。在会议结束时，赵说大家讲得好，谢谢。对会上发表的意见表示肯定。
（12）在动乱局势更加恶化，有些报刊的宣传报道出现明显错误倾向的情况下，5月6日上午，赵紫阳找胡启立、芮杏文谈话，他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前段时间的新闻报道，可以总结一些经验。前段时间控制得严一点，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点，对游行作了报道，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这次学潮反映出一个问题，人民强烈要求改革，担心改革全面停顿。5月9日，胡启立把赵的讲话整理成要点，并经赵审定同意，向新闻单位传达。5月12日，胡启立、苦杏文同志在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的对话会上作了传达。当时，首都新闻单位已有一千多人签名并上街游行，有的报纸发表了攻击党和政府的文章。传达这次谈话，使宣传舆论更加失控。《人民日报》等许多新闻单位对游行、静坐、绝食等情况进行了大量报道，促使声援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
（13）4月21日和5月2日，赵紫阳同志先后两次找杜润生【89】同志谈学潮问题。此后，杜润生同志在科学会堂两次召开有10多人参加的会议，谈了赵的意见，讨论了处理学潮的看法和建议。赵对大家的建议很赞成，并要把这次学潮作为解决若干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的契机。
（14）5 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制止动乱小组的汇报，本应讨论如何采取坚次措施制止动乱的问题。但赵紫阳却着重谈了许多所谓反腐败的意见。5月10日政治局召闭会议，赵在会上通报了5月8日常委会情况，提出关于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六条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并未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
（15）在两次会上，几次讨论如何对待非法学生组织问题，赵紫阳同志说，有些地方学生会不能得到多数拥护，可以改选，不要怕改选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 月9日和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当代社会主义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都要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赵紫阳会见了参加座谈会同志并讲了话。他说，这次学生游行闹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5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报道了这次会议新闻。实际上为动乱提供了理论根据，助长了动乱的升级。
（17）5 月16日下午，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他就说，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仍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次定。这个讲话发表的第二天，游行示威的标语口号就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等标语口号，充斥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18）5 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赵紫阳同志提出要向学生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他反复强调，4•26社论是有问题的，但须有一个说法，如果不走这一步，我们这个棋是走不下去的。这个局面转不过来，没有出路。
（19）5 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开会议，赵紫阳同志仍然坚持错误意见，常委多数同志坚次反对，认为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却认为戒严将带来严重后果，表示无法执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会以后，赵紫阳同志不顾常委会次定，竟然立即提出辞职。他要鲍彤为他起草辞职信，经赵签名后立即发出。当受到杨尚昆同志的批评后，赵于次日又收回了辞职信。
（21）5月17日的常委会议，是中央对制止动乱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到会同志必须严肃、严格保密。但是赵紫阳同志会后向鲍彤和秘书张岳琦【90】说，下午常委会作了决策，我今天在会上受到尖锐批评，我原来主张对4•26社论的提法松松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评我说，五月四日的讲话，把事情闹大了，我保留了意见。他还对鲍彤说，李鹏同志在会上批评鲍彤有泄密行为。鲍彤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后，立即召开部分人员会议，说有人说他有泄密行为，他将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审查，表示向大家告别。他向少数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赵的主张被否决的信息。
（22）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继续要求改变4•26社论的定性。信中说，学生答应停止绝食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作出这个让步。
（23）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同志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关于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就透露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釆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动乱的决策。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动员赵紫阳同志参加这个大会，但赵拒绝出席，这就暴露了他同党公开闹分裂的主张。
（25）5 月19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请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面，建议万里同志中止国外访问，立即回国。5月21日，胡启立问赵紫阳同志，对人大常委党组的报告如何答复。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鹏同志商量，就个人同意发电报，要万里同志提前回国。
（26）5月21日上午，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
（27）5月21日，赵紫阳还对他的秘书李勇同志说，我想还是应该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要鲍彤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
（28）［编者注：录音遗漏］
（29）赵紫阳同志强调，对文艺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曾经受到赵紫阳的赞赏、重用和包庇，其中严家其【91】、陈一咨【92】等人，在这次动乱中成为策划动乱和组织阴谋活动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这些人就潜逃国外，疯狂地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活动。一贯得到赵信任和重用的鲍彤，在宣布戒严以后，与陈一咨等人一起攻击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以上就是他们经过长期审查以后，认为我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所谓事实和证据。这三十条且不说其中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实，我看也不能根据这三十条作出他们给我的结论。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7:30:28

二、非法幽禁岁月漫长

在对我的审查结束后，他们仍然长期对我实行软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在审查期间，把我关在家里整整三年，现在既然宣布审查结束，当然应该基本上恢复我的自由。在乔石、宋平找我宣布停止审查决定时，我就提出恢复人身自由问题。他们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讲逐步扩大，逐步淡化，实际上就在宣布结束对我审查时，很快就作出了限制我行动的六条规定。
开始他们一方面作了六条规定，另方面，可能是有点心虚吧，怕被外界抓住什么把柄，怕国际上或舆论界曝光，所以一直不公开拿出来，不和我见面，只是让中办警卫局和我这里的工作人员来执行。当然在我这里工作的同志只能按上面的指示办，但又不好说是上面的规定，总是找一些理由和我纠缠。所以有一段我和他们常发生一些摩擦、矛盾。因为他们这样做没有道理。后来我也看出这不是他们的事情，而是上面有交待。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把规定告诉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让我明白。比如解除审查后，我就提出冬天去广东休息一段。因为我气管有毛病，北方冬天干燥，咳嗽很厉害，到南方会好一些。但他们说彭定康【93】正在香港搞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形势非常微妙，去广东不方便【94】我觉得很可笑！彭定康在香港搞什么是外交的问题，与我到广东有什么关系？他们说你不要去广东，可以到广西、云南、贵州。于是我决定去广西，但临走的时候他们说，到广西只能到南宁。这就奇怪了，原说可以去广西，现在变成了只能到南宁，事实上我到南宁后，他们千方百计不让我到其他地方去。
我从广西回到北京后，想到昌平高尔夫球场打一场球，结果不让去。我问这是哪里规定的？他们也不说，只是说不能去。我把警卫参谋王统海找来，我说我要发一个声明，声明内容是：今天警卫局阻止我去昌平高尔夫球场打球，甚至连去年12月允许去的顺义球场（也是日本搞的球场）也不让去了。我认为这是警卫局一种越权的行为，是违反中央精神的。还说什么让我顾全大局，不知此话从何说起？去年十四大期间，乔石等四位领导同志找我谈话时，我明确表示审查结束应恢复我的自由。至于行动，我会注意到影响的，中央领导有什么建议，我也会尊重。但限制我自由的任何硬性规定我绝不接受。当时四位领导同志对我的表态没有提出异议。今天我不知道警卫局根据什么阻止我去打球。今后再有这种阻止行动我绝不接受。我让王统海原原本本向上面转达我的意见。另一次，我要去养蜂夹道【95】打台球，开始他们不同意，我坚持要去，他们又说司机不能开车，我说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去！这样闹了一下，他们就答应我去了，但规定每星期只能有两个上午可以去。我去了两三次，但没有见到任何人，后来搞清楚了，这是他们清了场，不让别的同志来玩，变成了我的“专场”。为什么要这样？养蜂夹道俱乐部是老干部的俱乐部，他们就怕我见到那些老朋友、熟人。当然他们也不会幼稚到以为我一见到这些人就会发表煽动言论、组织串联。所谓怕影响就是希望我不要再出现，让人家忘掉我，让我慢慢地无声无息地消失。他们怕所谓的不稳定影响，似乎一听到我就不稳定了。
因为老在这些事情上摩擦，和我打交道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老是劝阻我的活动，又不能说是上面的意见。大约他们觉得，老是这样也不好办，不如把事情说明了好。因此派中办党委的孟宪中，大概是党委副书记或书记，向我传达中央办公厅几点意见，就是限制我活动的六条规定。其中四条是明确限制性的：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
（二）外出活动要警卫局派随卫人员，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
（三）考虑到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都是外资或合资经营，打球的都是外国人或港澳人士，建议近期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打球，可到顺义农民办的高尔夫球场去打球。这就是说，我只能到一个地方，即顺义农民办的高尔夫球场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目前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
由于这是中央限制我个人自由的正式规定，所以我就给江泽民和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一）6 月25日中央办公厅党委副书记孟宪中同志向我宣读了经中央批准限制我行动的几项规定。我才知道自去年我的问题了结以后，仍对我个人行动有诸多限制，是按中央批准的规定实施的。但我认为这一规定是不符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的，也是违反“党内不准用超出党的纪律和违反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的原则的（见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十条”）。因此，我要求中央重新考虑撤消这一规定。
（二）规定中不准我近期到外资、合资所办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不准我目前到沿海地区行走。我不知道这个“近期”和“目前”的含义是什么？这一规定是在去年10月作出的，现在已过去了8个月，难道“近期”、“目前”的时间限制还有什么意义吗？
（三）就半年来对我行动的实际限制而言，也超出了这一规定的范围。比如规定不去沿海地区，为什么今年初我去广西时，只准在南宁一地，不准到其他地方去？又如，规定在北京不到繁华人多的地方去，为什么我去养蜂夹道打台球也要限制时间呢？难道老干部俱乐部也属于繁华地区？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当然，这封信发出后没有下文，一概不予理睬。
这里还要说一下，他们对这类事总是非常紧张。派孟宪中来宣布六条规定，我要求看一下文字的东西，他说只能向你宣读，文字规定不能给你。我要秘书记一下，他不好说不让记。记录写出来后请他看一下，他说他不看，你怎么记是你们的事情，我不看。总之怕将来万一曝了光，泄露出去，他就会说这不是他们的事情。所谓防止出乱子，防止后遗症。这很不正常。
他们说在家可以会客，除了记者和外国人。但实际上凡事先没有联系的来人，一概不让进，也不向我通报，统统让人家走人，所以什么人来过，我根本不知道。有些人是我知道告诉他们的，但要经过同意，要看身份证，要登记，尽量加以限制。我这里本来就是多是多非的地方，加之要有那么多手续，有些人嫌麻烦也就不来了。所以我这里是门庭冷落。
到外地更没有人找我。除管接待工作的人和省市主要领导以外，都严格保密、封锁，不让人知道。比如广西我有个老熟人贺亦然【96】同志，大概是政协主席吧，要见见面，但不让见。又如安徽有个老朋友刘正文【97】，现在去世了。我到合肥他第一次打电话要求见我，回答说我到外地去了，第二次打电话，又说我已走了。总之怕我见人。有次到四川，有些市、县的同志知道了，要来看我，此事反映到中央，中央批评四川，为什么不好好保密，那么多人去找赵？
这些年除1997、1998年冬春外每年冬天都外出。为了去广东，我大约写了七封信给江泽民和政治局，但从无下文。他们不回信，只是叫办公厅告诉我不要去广东，可以到其他地方去。1993年1月去广西南宁，回来时路过长沙；1994年去贵州，后来到四川成都住了一个时期；1993年到黑龙江呆了一段；1994年去长春、哈滨；1995年到江西、安徽；1996年去了江苏无锡、镇江；1997年去了杭州，后来又到四川；1997年冬、1998年春没有外出，呆在北京；1999年先到杭州，后到烟台；今年即2000年1月，先到桂林，后来又到了四川。外出活动范围在逐步扩大，除了每年要求去广东、海南未获得同意外，1995年要求去无锡、苏州也不同意。1999年冬、2000年春我本来要求去广东、海南、福建，都不允许去，于是去了广西，回来时又到四川。
所以我想，他们说不要去沿海地区，实际上是为广东作陪衬，只说不许去广东，那不是太突出了吗？烟台、杭州不也是沿海吗？但可以去，就是不让去广东。为什么怕我去广东，我也不知道。
1995年春天【98】，陈云同志去世，我当时在北京。听到这一消息我很悲痛。尽管在改革开放方面他的一些主张我并不赞成，但我觉得他在很多方面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当时我很想到陈家去吊唁，表示我的心情。当我向中办提出来，不久中办答复说不方便去，结果没有去成。事后得知在我提出这个要求后，中办曾与陈云同志家属联系，想借家属的意见阻止我去。但家属表示同意，中办没办法，只好直接告诉说不方便。这些事情他们总是不允许，又不愿意让外界知道对我的限制。
邓小平同志逝世的时候【99】，我在杭州休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悲痛，立即打了个电话给中办同时让他们转告中央领导人，一是表示我的哀悼，二是要求立即回北京参加吊唁。中央很快答复我，说现在不搞什么遗体告别仪式，要我不要回北京。1997年5月份，我从成都回北京的路上听到彭真同志逝世【100】。一回到北京，我就给彭真家里打电话，说要去吊唁，我又给警卫局打电话，说要去彭真家。中办知道后，立即派孟宪中到我家，劝阻我去彭真家吊唁。盂说：“彭真家里没有设灵堂”，又说了“要顾全大局，注意影响”。我对孟当面撒谎的做法非常生气，当时发生了争吵。老同志去世了，去悼念一下，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什么可怕的呢？
现在谈一下我给党的十五大【101】写信的问题。
1997年9月12日，我把给十五大的信，通过中办秘书局转给九个人，请他们转给大会。除七个常委【102】外，一个是杨尚昆，一个是万里，因为他们是当事人。这封信是通过中办秘书局转送的。事后得知，至少九个人中有两位没有收到，一是杨尚昆，一是万里。至于七个常委我想可能是收到了，我是请他们转交大会的，结果完全被封杀了。
现在，我把信的内容说一下，因为外面有些传闻，说我写了这个写了那个，有的还并不确实。原信如下：
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们：
这次召开的十五大，是我们党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一次代表大会。再过两年多时间，就将进入二十一世纪。值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我衷心祝愿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请允许我向大会提出一个对“六四”事件重新评价的问题，请予以审议。令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八个年头，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两个问题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回答。
第一，那次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但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釆取武装镇压的手段去解决。当时的武装镇压虽然迅速地平息了事态，但不能不说人民也好，军队也好，党和政府也好，我们的国家也好，都为当时的那种决策和行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其消极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在党群关系、台海两岸关系以及我国的对外关系中继续存在。由于这一事件的影响，还使十三大开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至在我国经济上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出现种种社会弊端迅速滋长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愈演愈烈的严重情况。
第二，对那次学潮当时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既可以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态呢？我当时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为了争取这样的结局。我现在仍然认为釆取这种方式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态的，至少可以避免严重的流血冲突。大家知道，当时学生中的多数是要求惩治腐败和促进政治改革的，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颠覆共和国。如果我们不把学生的行动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接受他们的合理要求，釆取耐心的协商、对话、疏导，事态是可以平息下去的。这样就不仅能够避免流血冲突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而且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我们的国家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局面。
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即使时间拖得再久，人们也不会淡忘掉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现在全国形势尚属稳定，思稳怕乱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人们当年那种激动情绪也逐渐趋于平静。我们党如果能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提出重新评价 “六四”事件问题，并主持进行这一工作，是可以排除来自不同方面极端情绪的干扰，而把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进程引向理性、宽容、和解以及严格遵照解次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样就既可以使历史难题得到化解，保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同时也可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争取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
希望我们党审时度势，早作抉择。以上建议，供大会审议。
赵紫阳
1997年9月12日
我这封信没有对外散发，也没有通过什么人外传。但境外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这封信，这下子就惹了乱子。很快孟宪中就来找我，说全国形势大好，要我不要影响大好形势，要我遵守党的纪律，意思是说我不遵守纪律。我当即问他们，我是共产党员，《党章》明确规定，党员有权利向党代表大会提出自己的建议。他们说，“六四” 已经有了结论了。我说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要不要重新评价“六四”，代表大会是有权作出决定的，即使过去作了结论，也可以重新评价，当然也可以重新肯定。这是代表大会的权力。党的任何决定都可以在代表大会上讨论。他们说，写信不应该扩散。我说，我就是写给九个人，而且是经过秘书局转的，我倒要问，我请转的信搞到哪里去了？谈话当然很不愉快。
正在这时，雍文涛【103】同志逝世了。我们是老战友，曾在广东一起工作，我要去吊唁。以往除中央领导人外，部长一级的人去世了，我还可以去吊唁。但这次他们说，因我不遵守党纪所以不让我外出。接着完全不准外人进来，不能会客，甚至比审查期间还严。广东一个老太太原本是我们家的保姆，现在年纪很老了，千里迢迢从广东来看我，被挡在门外几个小时。甚至连我老伴上街买点东西回来，门口警卫部队也要检查她的小包。这就显然不是值勤部队的事，至少是中办的规定。于是我就给中办写了封信。内容如下：
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
你们好。最近中办警卫局通知这里的执勤部队，禁止我会客、外出和打球，连参加一位去世同志的吊唁活动也被禁止，甚至远道而来探亲的亲戚，也被阻于门外。而这些连十四大后制定的限制我活动的六条规定也是允许的。这就是说，对我实行了五年的半软禁，又升为完全的软禁了。
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显然，这一决定不是出于警卫局和执勤部队，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原来的规定己作废，有了新的规定？却至今没有向我宣布。这样不明不白地把我软禁起来，不能不说它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即使违反了党的纪律（何况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党组织可以根据《党章》的有关规定，给我党纪处分，甚至开除出党，但无权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剥夺我的公民权利。《党章》明文规定，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违反这些规定的组织或个人，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追究。
我作为一个公民，即使犯了刑律（也是根本没有的事），要依照法律程序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时，也只有国家的执法部门才有这种权利。这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中办系统虽然是中央的极端重要的工作部门，但它不是国家的执法机构，无权实施国家司法部门的权力。过去我们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年代，上迷这样不讲法制的事曾屡见不鲜，也成了一些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习惯。但那样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强调法制建设，尤其是刚刚开过十五大，就更不允许再发生上述这些事了。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104】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依法治国，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越超法律的特权，一切政府机构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我认为江泽民总书记这些话是认真的，是要切实执行的，不是讲给人听的。请问，我作为一个公民，你们随便不准我外出、会客，剥夺我应有的权利，这样做符合依法办事的原则吗？你们不正是把自己摆在拥有超越法律特权的地位吗？中办是党中央办事机构，就在中央领导人的身边，难道不应该用十五大宣布建设法治国家的各项原则，同自己的行为对照一下吗？
当然，这封信也没有什么结果。
过了一段时间没有答复，所以接着我给中央常委，即十五大新当选的七位常委【105】，每人一封信。过去写信给常委，我猜测只是一、二个人看到，其他人看不到，所以这次我给常委每人一封。信的内容如下：
（各位常委的名字）：
你们好！我在9月12日曾给党的十五大写了一封信，建议重新评价“六四”问题，此信想你们已经看到。自从信发出以后，我就被禁止会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的自由，把我从半软禁升级为完全的软禁了。对于这一严重违法行为的发生，我曾写信给中央办公厅要求解决，但一直到现在对我的软禁仍在继续。因此我不得不直接向你们反映。
我作为一个党员，就某个问题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建议，是正常行使党员权利，这是《党章》明文规定了的。不管我的建议是正确还是错误，不管党的代表大会同意审议还是不同意审议，我都既不违反《党章》也不违反国家法律。而现在对我实行软禁，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就是已经把我作为触犯了国家法律的人来对待了。但我不知道我究竟触犯了什么法律？也不知道是由国家哪一个执法部门经过何种法律程序，对我行使实施软禁的权利的？这样不明不白地随意对一个人实行软禁，剥夺一个人的公民权利，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吗？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因持有不同意见而被剥夺人身自由，实行软禁的事也很少有过。就在1962年毛主席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时，对彭老总【106】的万言书虽然非常愤怒，也并未剥夺他的人身自由，以后还分配他去了三线建设指挥部工作。而在我们党早已深刻总结了过去“左”的沉痛教训以后，十多年来一直强调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尤其是在江泽民总书记刚刚在党的十五大向国内外郑重宣布我党要坚持以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候，在中央身边竟然发生了如此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自从1989年6月以来，我被非法软禁、半软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这种被剥夺自由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这对我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但更为严重的伤害还在对我们党和党中央的形象上，人们不会不把我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拿来同十五大宣布的依法治国的原则相对照。从而对新宣布的重大原则的可信性，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且我们的后人，将来评论觉的这段历史时，也次不会把一个因保留不同意见的党员竟然遭到长期被软禁和剥夺公民权利这件事，看作是它的光彩的一页！
我希望我的这封信，能引起总书记和常委同志的重视和关注。我希望发生在中央身边的这种有恃无恐的违法乱纪行为，能够早日制止。我希望能够早日解除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的情境中度过余年。
请示覆。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这封信发出后，像以前一样仍然没有回音。
后来中办党委把我的秘书找去，对他说信已收到。第一，这不是软禁（他们很怕讲这是软禁）；第二，是由我引起的，大概是指我给十五大的信传到了境外。就这么一个答复，就算是对我的两封信的答复。事实是一直把我关在家里。
过了一段时间，直到大约是江泽民去美国访问之前，对我这里仍然没有任何松动的表示。奇怪的是有一天，中南海保健处负责我医疗的医生到我家，毫无来由地突然对我说，你这样老困在家里不好。我笑笑说，不困又有什么办法？他说要不要我们向中办写个信反映你的问题，出去打打球？我说现在连会客都不允许，还谈得上出去打球？他说我们可以给你打报告。这是中南海保健处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不符合保健处的传统、习惯、规矩，他们从来不能干预这些事，这个医生以前也从来没有建议过这样的事。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江泽民要到美国去，人家如果问起赵的事，他就可以说，赵没有被软禁，最近不是还打球吗？想到这，原来如此！我就说，你们不要管这件事，而且我现在也没有兴趣去打球。医生为什么要管这事？肯定是中办授命。接着中办党委又找我的秘书说，打球可以了，冬天去外地也可以，上次雍文涛追悼会未让去，以后这类追悼会还可以去，但会客却没有提。这样很明确，不放松，不准会客，不准外出，但是为了搞点消息出去，让我打球、参加追悼会。我觉得这些做法实在叫人哭笑不得。干脆，我拒绝打球，绝不外出，也不参加追悼会，就在家里呆着不动。所以1997年冬天我没有出去，在北京呆了一冬。虽然北京冬天干燥多灰，对我的呼吸道疾病很不好，咳嗽很多，但我没有出去。这些插曲说起来也没多大意思，但从这些事情看到他们的一种心态，既想用各种办法限制我，又怕曝光给国外的媒体知道。一方面不顾法制，不讲道理，限制你的活动；另一方面又怕外国人知道，怕曝光。
从 1997年10月到1999年12月，不仅原来限制我的六条未废除，又增加了更严格的限制，不准会客、外出，时间二年多。后来随着时间推移，略微有了松动。亲戚可以来了，一些基层的同志、退下来的一些老同志也可以来了。但是，退下来但曾负过责任的同志，比如当过部长的，甚至副部长的同志不能来。当然他们没有明确说过。去年下半年我请赵健民【107】同志来，中办马上回答说，赵健民不能来！又一次我想找萧洪达【108】同志来，中办又通知说，萧洪达不能来！直到1999年12月，我原来的秘书杨文超同志到年岁要退休了，为了派一个新秘书，中办党委来了两位同志谈这件事。我趁此机会提出两个意见：一是冬天要外出，希望到广东、福建、海南休息；二是软禁了十年，特别是十五大以后完全软禁两年多了，要求解决这个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通过秘书告诉我：福建、广东、海南不要去，其他地方可以去，口气松了些；在家会客一般可以来，象过去一样，根据情况，有的不好来，有的能来。于是我立即告诉赵健民同志，赵部长来了，他们没有阻挡，同意了。赵坐了一会，随后萧洪达、杜导正【109】、姚锡华【110】同志也来了。这样大体上又回到以前的六条规定上来了。

【77】怀仁堂：清代原名为仪銮殿，是慈禧太后训政之地，是当时实际上的政治中心。袁世凯执政时将仪銮殿更名为怀仁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常在这里举行会议。
【78】陈野羊（1915-1994）：四川冕宁人。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任中顾委委员。
【79】李正亭（1918-）：陕西神木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80】“新权威主义”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某些学者提出的一种政治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只能在政府的权威和集权下才有可能加速发展。
【81】《河殇》是中央电视台制作1988年6月16日首播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总撰稿人为苏晓康和王鲁湘，导演夏骏。《河殇》表达了纪录片作者对西方文明，包括现代民主制度的向往。
【82】1989年6月30日，时任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是中共对“六四”事件唯一公开的最权威的官方文件，由各种毫无根据的谎言和谏言组成。
【83】 “六四”事件以后，苏联以及东欧发生的一系列事变对中共党内镇压以后的当权派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心理冲击，加深了他们“不开枪镇压就会一党政权不保”的印象。这些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拆除；1989年12月苏美峰会宣布“冷战结束”；1990年2月7日苏共宣布解除一党制。
【84】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990年3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85】中国于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在北京承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
【86】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87】《新观察》是1950年创刊的中国知识界的综合性期刊，1960年停刊。1980年复刊后由著名资深女新闻工作者戈扬（1916-2009）任主编，成为有影响力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一份杂志。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被停刊。
【88】李勇（1948-）：1985-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后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党组书记。
【89】杜润生（1913-）：山西太谷人。有威望的农村改革家。中顾委委员。1983-1989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90】张岳琦（1938-）：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赵紫阳秘书。
【91】严家其（1942-）：江苏常州人。政治学学者。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六四”事件以后被迫流亡，曾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钱”首任主席。现居美国。
【92】陈一咨（1940-）：陕西三原人。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1989年“六四”事件中，陈一咨在5月 19日组织发表了署名“三所一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反对暴力镇压，事后被迫流亡美国。
【93】彭定康（1944-）：Christopher Patten，英国政治家。1992-1997年是英国第28任即最后一任香港总督。2000年至2004年出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
【94】 1989年的“六四”事件对香港的影响极其深远。当年曾发生过超过一百万香港市民参加的声援北京学生的运动。1989年以后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年年有纪念 “六四”的“烛光晚会”。广东省毗邻香港，因此惧怕任何有关赵紫阳的海外报道是有可能的。另外，赵紫阳曾长期任广东省委书记，也不能排除不允许去广东是为了避免像四川那样发生旧部纷纷探望的现象。
【95】养蜂夹道老干部俱乐部位于北京西城区文津街一号。
【96】贺亦然（1918-）河北满城人。1979-1983年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97】刘正文（1912-）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安徽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98】原文为：“1995年秋天”，作者口误或记忆有误。陈云去世的时间是1995年4月10日。
【99】邓小平逝世的时间是1997年2月19日。
【100】彭真逝世的时间是1997年4月26日。
【101】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死后七个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标志着后邓时代的开始。
【102】中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是：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以及胡锦涛。
【103】雍文涛（1912-1999）：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省委书记，林业部长。
【104】十五大政治报告：江泽民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
【105】中共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
【106】彭德怀（1898-1978）：湖南湘潭人。元帅。中共建国后长期担任国防部长。1959的年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直言，批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 ”中的问题，指出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被毛泽东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和里通外国，毛泽东由此萌发七年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彭德怀一案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冤案。
【107】赵健民（1912-）：曾任山东省省长、中共山东省委监委书记；云南省政协副主席；1982-199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08】萧洪达（1918-2005）：广东潮阳人。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1987-1992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109】杜导正（1923-）：山西省人。原《光明日报》总纶辑、1987-1989年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后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110】姚锡华（1929-2009）：江苏省南京市人。曾任广东省高教委员会党委书记、国防科委政治部秘书长。1987-1989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共十三大代表。 www.6park.com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7:33:33

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

一、邓小平和陈云的不同主张
现在谈谈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是有两种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说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以邓小平为代表，一种以陈云为代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要主张，是加快经济的发展，注重速度，强调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陈云为代表的主张，基本上坚持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做法，坚持计划经济，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或保留的态度。十多年来，几经反复曲折，邓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我和耀邦基本上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李先念是完全站在陈云一边的，甚至比陈云更偏执、更顽固。我觉得他和陈云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陈云主要是观点、认识不同，而李先念还夹杂着一些个人得失的考虑。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的。还有长期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111】，主要是他们两个人主持的。包括粉碎“四人帮”【112】以后那两年搞了一些大干快上，造成经济上的失衡，不自量力地引进许多大的项目，即被称之为“洋跃进”的那些事，也是在他和余秋里主持下搞的。以后搞改革开放，李先念似乎觉得自己过去的工作被否定了，常常流露出这样一种不满情绪：“什么都是现在对，过去都错了？”等等。当然，从观点上说，他接近陈云，他所以那样固执，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情绪，后来一直对改革开放不满，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经常对改革开放发牢骚。
支持陈云观点的还有姚依林，他后来接替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在国务院是主持全面经济工作的副总理。
我对邓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说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但对邓过于强调速度，我也有所保留。我不大赞成过于强调速度，当然如果各方面搞得好，经济搞得顺，速度加快了，那当然是件好事，不会有人反对。但鉴于多年来我们追求产值的毛病，过分强调速度，很容易造成下面盲目追求高指标，不讲经济效益只讲速度，而我们旧的经济体制也很容易搞成这样。虽然我提出的指标低了些，强调经济效益，邓也知道我的这一看法，双方没有形成明显的分歧，彼此能够理解。
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我与耀邦基本主张相同，都有热情，但在具体步骤、方法上也常有些不同看法，尤其在速度问题上，耀邦比邓更厉害。邓只是一种想法，希望搞得快些，而耀邦却到处鼓吹，要求“提前翻番”【113】。因为我主持全面经济工作，所以有时我们两人的分歧比较明显。
对陈云同志，我调中央工作的头几年对他很尊重。我觉得在老一代领导人中，陈云对经济工作有深刻的研究，有自己的真知灼见。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得很成功，当然那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1957年以后，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赞成毛主席大跃进【114】那一套搞法。当时全党头脑都发热，他老人家坚持自己的观点很不容易。而且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是他最先提出既要搞大计划，又要允许小自由，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尽量把经济搞活一点。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全党都是一个调子，要计划占领全部阵地。还有 1962年，在经济困难时期，他出来收拾局面，搞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挽救措施，包括高价糖果，从国外进口黄豆救治国内水肿病等等，很快使形势好转。当然那时还有少奇【115】同志、周总理【116】，但是很多措施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陈云首先提出进口一些粮食以保国内的经济作物。因为那时国内经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许多东西都要进口，粮、油、棉都要进口。总之，他是有真知灼见的。我到北京后，对他不赞成片面强调速度，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我也是同意的，这和我的想法相同。同时，他对我提出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打破大锅饭，扩大企业自主权，他也表示支持。因此，开始几年双方处得不错。而且我还可以在邓、陈之间起一点沟通和中和作用。因为我主管经济工作，我听听邓的意见，又听听陈云的意见，然后提出我的见解，这些见解当然主要是根据邓的，但也照顾到陈云的一些意见，结果他们两个人都同意。
问题是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把改革开放向前推进时，陈云的思想仍然原封不动。在五十、六十年代，陈云的经济思想在我们党内算是很开明的，但是现在还是大计划、小自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那一套，因此他和整个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形势，越来越不合拍了。于是我们之间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7:34:03

二、1981年进一步调整经济

第二个问题，1981年全国进一步经济调整问题。1979、1980年为了纠正当时经济上的失衡，已经进行了调整，这是在陈云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财经委员会【117】，小平同志力主陈云主持，那时我尚未来北京【118】，后来我主持时改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19】。那两年的调整，主要是纠正李先念、余秋里他们主持那一段发生的问题。这次调整，余秋里、康世恩【120】他们很不以为然，比较反对。后来把余秋里调离计委，由姚依林接替，与此有关。
在 1979和1980两年调整后，1981年又提出要进一步调整，这是我担任国务院领导人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大事情。本来在1980年5、6月间，在讨论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曾提出过一个十年倍增的设想，也就说，1980到1985年期间，每年递增5%-6%；前一个五年计划慢一点，后一个五年计划快一点，总之十年增一倍、翻一番。但在计委具体研究1981年年度计划的时候，发现1979、1980年财政赤字每年都在100亿元以上，1981年仍将有很高的赤字。同时，这两年物价已在上涨，群众反映不少。陈云知道这些情况后，他提出必须做到1981年财政平衡、信贷平衡，他提得很尖锐，说宁可不要速度，也要做到财政平衡。他主要怕年年财政赤字，引起通货膨胀。李先念甚至提出不仅要财政平衡，而且要有节余。他们两位过去历来主管经济工作，按他们的意见重新研究1981年经济计划时，就必须对1981年的经济进一步调整，也就是说，要大大压缩基建规模和大中型建设目，降低发展速度。计委根据这个精神拟订调整后的经济计划，提交1980年11月28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经过小平、陈云、李先念同意后，于12月26日召开了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向全国作了部署。
由于那几年农业连续丰收，市场也比较繁荣，经过城市和农村的改革，群众生活有了提高，形势很不错，各地的同志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这么大的调整。因为有些项目已经与国外签订合同，如果要压缩，就要修改合同，有些项目的设备已经运来，如果压缩那就要封存。所以那段时间，国际上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中国形势不妙，但也有赞扬的。我看到的材料，只有日本认为调整有必要，才能使经济走上轨道。
这次大调整是陈云、李先念提出的，邓小平虽然在常委会上表示同意，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话，但实际上这个做法并不符合他的意愿，尤其是从国外引进的大型项目下马、设备被封存起来，他是不愿看到这种情况的。他在会议上同意陈云、李先念的意见，只是对陈云投了一张信任票而已。直到这个时候，据我看邓小平仍然把陈云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决策者。他认为在经济问题上，陈云看得比较深，比他要高明，几十年来已证明了。邓也说过这样的话，即使他不以为然，还是投了陈云一票。
耀邦在那次会议上没有讲话。据我观察，他是不大赞成的，但也不便于反对。因为两位老人提出来，另一位老人也同意了。但是事情过去了一年，1982年春天耀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时说，1981年经济调整搞了个小“马鞍形”【121】。后来这句话传到陈云耳朵里，他当然很不高兴。我当时虽然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因为刚到中央不久，对全国经济情况不太熟悉，我思想上比较信任陈云，所以虽然他的意见和我原来十年倍增的想法不一致，我还是同意了陈云的意见。从结果来看，这次的调整是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我们整个经济处于还账阶段。多年来，不仅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在城市建设、农业、人民生活等方面欠下了许多帐。要把经济大体理顺，就必须还账，必须“补课”。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很高，不可能把建设的摊子铺得很大。比如说，当时为了恢复农业的活力，恢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出了要给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这就不能不对多年来存在严重的“剪刀差”【122】问题加以调整、解决，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个政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定下来的。当时我还在四川，但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研究时，我也参与了意见。当时农副产品的价格必须提高，否则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这是第一。第二，那时虽然还不能取消，但要减少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123】的数量，尤其是重点产粮区、商品粮区，多年来派购征购压得很重，农民喘不过气来。要实行计划外加价收购的政策。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这两条非常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农业的复苏，从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1984年，连续几年农业丰收，农村欣欣向荣，首要的当然是解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124】的问题。农民有了土地，实行了包产到户【125】，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多年来，农民为生产队打工的状况改变了，农民开始为自己种田。但是我要说，农村那几年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活力，简直像是变魔术似的，谁也没有想到。多年来大家感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几年时间就转过来了，过去粮食那么紧张，到了1984年竟然发生了农民有粮卖不出去的问题，国家收购的粮食，压在仓库里很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除包产到户，另外两条关系极大：一条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开始在农产品里感到减少了“剪刀差”，农民种地有利可图；另一条就是减少了统购、派购的数量，不从农民嘴里夺粮。过去多少年来农民吃不饱肚子，每年粮食一收下来，就交公粮、余粮【126】，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多年。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每年要进口粮食。陈云同志原来说进口粮食以保经济作物，实际上进口粮食解决了城市粮食供应，减少了对农村的购粮。那时每年进口粮食数量很大，我记不很清楚了，大约是1000万吨到2000万吨。这边进口粮食保证城市供应，那边不从农民口里夺粮，重点产粮区又可以拿多余粮食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使之有利可图。这样三条一配套，农村一下子就搞活了。
实行这三条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但城市粮食的销售价格却不能马上提高，因为那时居民的购买力有限，城市粮价不能轻易动，这就增加了财政上对农副产品的价格补贴。同时进口粮食要用外汇，也就影响了进口设备。另方面多年来城市居民住房非常困难，不能不增加城市住宅建设面积。同时工厂扩大自主权，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和奖金，这些都需要开支，所有这些都属于还账性质。没有那几年的还账，不可能有以后那么好的形势，缓不过劲来。
所以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比重逐年下降，而财政开支逐年扩大，这就出现了赤字。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正常的，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直到1984年，我才提出今后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要减少财政赤字，只能暂时压缩经济建设的规模，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别无他途。我认为，制定1981年计划发现这些问题后，提出调整是必要的，我现在仍然是这个看法。如果那时不顾这些情况，认为政治形势比较好，粉碎了“四人帮”，开了三中全会，大家欢欣鼓舞，于是就搞大干快上，那就很容易或者很快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又回过头来压得工人、农民喘不过气来。从整个形势看，虽然经过1979、1980年调整，1981年再缓冲，实行进一步调整很有必要。
从结果来看，1981年的调整结果和过去的几次调整结果不同，不仅农业继续丰收，市场继续繁荣，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出现负增长，全年也增长了4%左右。特别要指出的是，1981年随着调整的发展，增长的幅度越来越高，第一季度比较低，第二季度就好一些，第三季度就高一些，第四季度明显加快了。这说明调整很好，国民经济回升了。
这次调整有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在压缩基建规模，压缩重工业、钢铁和机械加工的同时，大力发展轻纺日用消费品工业，并结合着城市放宽就业政策，允许、鼓励个体户经营，大量发展多种服务行业，因而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了一定的速度，市场继续繁荣，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下降，而且继续提高，没有进一步造成失业，就业的范围也宽了。最后做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人民比较满意。
当然从事后来看，不是没有缺点，除了计委历来在压缩基建的时候，常常采取“一刀切”、“剃平头”【127】的做法没有完全纠正。
我也感到，在压缩基建规模开始的时候也很难不一刀切，就是发指标要各地方压多少，当时还是那种旧体制，不这样做也不行。但为了挽救、照顾那些实在不该压的项目，我叫计委留下一部分机动费用，以备“拾遗补缺”。在普遍压了指标以后，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压了实在可借，或者继续搞极为有利的再恢复一点，当然数量不能多，不能大，以减少“一刀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样做虽然好些，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事后来看，这次调整搞得狠了一些，如果能注意一下适度会更好些。主要是对已经引进来了的成套设备，有些项目，或者是其中某些设备，确是国内所急需，安装起来周期不长，很快就能发挥效益，这些就应该照顾。因为这些设备已经进来了，已经付了款，安装起来国内配套资金不需要很多，而且封存也需要经费。如果能安装就安装，这是合算的。如成套引进的电站设备、化肥、石油化工设备，还有宝钢的炼铁高炉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虽然有的项目过了一年又上马了，但不仅时间拖长，花费也增加不少，而有的几年以后才恢复。
当时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大部分采取缓建、封存办法，主要是国内没有配套资金。因为要压缩赤字，搞财政平衡。看来是机械了一点。比如说，即使搞的结果没有完全做到消灭赤字，还有部分赤字，而这些赤字用在合算的项目上，一两年、两三年就回收过来了，也是可以的。再说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如果多借点外资也是可以解决的。当时陈云他们态度比较坚决，顾虑比较多，他根据1961年1962年经济调整的经验，怕摊子铺得大了、多了，就坚决地压缩。我们当时有些事也看不清楚，缺少经验。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7:34:35

三、开始对外开放

第三个问题，关于对外开放的问题。在开放的问题上，陈云顾虑比较多，他同邓小平的分歧也比较明显。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问题。这一点我下面再讲，先讲开放问题。因为把计划经济改为搞市场经济当时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下放权力，简政放权，农村包产到户，陈云并不明显地反对。但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顾虑比较多。首先是关于特区的问题。特区是邓小平主张的，首先批准了广东深圳、珠海，福建厦门，以后又增加了一些地方。对特区陈云一直是有保留的。他从来没有到特区去过。有人告诉我，他曾派人到特区去过，派的人开始回来反映消极的东西多一些，后来好象好一点。但我总的感觉，他对特区始终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
特区开办不久，陈云在1981年12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这次会议本来是讨论农业问题的），以及那年春节计委领导给他拜年时他的谈话中，都强调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并说特区不能再扩大，要充分看到特区所产生的负作用。本来沿海地区特区是可以多搞一点儿，如上海、江浙等地，特区是可以搞一些的。但陈云特别强调江浙地区，包括上海，不能搞特区。陈云说那里是投机分子活动有名的地方，集中的地方，他们搞投机熟门熟路，一遇时机就会纷纷出笼。邓力群【128】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还搞了一些材料，
论证我们现在搞特区会沦为过去的“租界”【129】。一时间，这种议论就传开了。这是在陈云、邓力群他们思想影响下出现的。
关于利用外资问题，陈云与小平看法完全不一样。小平主张大量利用外资。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利用外资，经济很难发展起来。当然，他是管人事的，具体怎么用，他也管得不多。总之他只要听说国际上优惠贷款也好，不是优惠贷款也好，或者搞合资企业也好，他都非常支持。
但陈云对利用外资就很谨慎。上海大众汽车合资企业的事，在他那里压了很久才同意搞。陈云对利用外资是有看法的，他认为利用外国资本不可能解决我国的建设问题。他经常说，外国资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超额利润，也就是说，你利用外资是不可能有便宜占的。他经常敲打当时主管外经工作的谷牧【130】，要提高警惕。他说，利用外国投资，政府优惠贷款很少，大量是设备贷款【131】，而设备贷款表面上优惠，实际上他是为了出口产品，所谓的优惠已加到产品里面去了。而且设备贷款只能买他的产品，不能自由使用，自由使用就要用自由外汇，自由外汇利息非常高，用不起。他对搞合资企业，态度也比较消极。我觉得陈云思想上还是停留在列宁《帝国主义论》【132】对资本输出的论述上。改革开放以后，他还重新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一次他专门对我讲，列宁总结的帝国主义那几个特点至今没有改变。现在还是那个时代。在这里我讲一件事。1982年1月在沿海地区开展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这件事影响很大，是1982年1月以中央名义发出的紧急通知提出的。那时我不在北京，我是在浙江看到这个通知的。事后我知道，起因是中纪委一份反映广东走私贩私活动的材料，陈云在这个材料上作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示，指出要雷厉风行地给予打击。陈云批示后，耀邦主持书记处开会讨论后发出了这个紧急通知。3月我已经回到北京了，中央专门召开了一个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并且以中央名义把座谈会纪要发到全国，要各地按此精神办理。4月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地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中心任务。
1981 年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展这项活动，使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受到很大的伤害。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这么一搞，经济领域的走私、投机、受贿、盗窃国家财物等现象肯定会发生，也应该给予打击。但应就事论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但当时把问题看重了，性质上也定得不当。当时把经济上放宽搞活后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133】，提高到“是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甚至还提出“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用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对我们进行破坏、腐蚀的反映”。还说，“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国内影响增多，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今后必须加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斗争，强调在改革开放中，要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这样一来，就不仅是打击经济犯罪的问题，而是提高到意识形态上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进攻，提高到严重阶级斗争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而真正在经济领域明确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这一次开展的打击沿海地区经济犯罪的运动。不叫运动叫活动也可以，反正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就这么一次。
问题是这种提法和这种搞法，势必涉及到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问题。对广东等沿海地区发生的走私之所以作出如此过度的反应，这与陈云对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一直抱有保留和怀疑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项极危险的政策，特别是开放、搞活。这次提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便宣布经济特区也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特区了。还宣布要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管理。除国家规定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以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这样就把原来在改革开放中，在建立特区时已经下放给特区的一些权力取消了。并且还规定要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的统购和派购，减少议价部分的比重。还提出把沿海工人的奖金控制在略高于内地的水平。这样一来，打击沿海地区的经济犯罪活动，变成在经济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必使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些搞法被否定了，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了回来。允许广东、福建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也就没剩下什么了。
发生这种情况，起因当然是中纪委的材料，但是没有陈云的批示不可能搞出这么个东西。胡乔木【134】在其中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邓小平大概对这件事没有感到它的严重性，因为他一贯主张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这场斗争对整个改革开放会带来什么严重影响，他没有觉察。
至于耀邦和我，这次完全处在被动状态。虽然中央的紧急通知是耀邦主持的书记处会议通过发出的，实际上是奉命行事。接着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虽然是我们两人主持的，并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我们处在很为难的状况。当时两省的同志表示顾虑很大，认为这么一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很难搞了。我们两人一方面向他们做工作，要他们接受中央通知的精神，另方面又要劝说陈云尽可能保护改革开放，使沿海地区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不要受大的损害。
在会议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陈云提出要调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135】的工作。他认为像广东、福建这样一些地方，不能让任仲夷这样头脑灵活的人来干，要找很坚定的人。用陈云的话说，应该找一个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人来担任。这件事经耀邦和我再三争取，陈云才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再说，他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当时陈云曾提出了一个人，但这个人身体不好，只好作罢。
这一场运动实际上是针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的。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加上中纪委领导人仍然是采取过去那一套左的办法，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打击行动出了不少问题。有些把工作中的失误、缺点作为犯罪处理，无罪错判、轻罪重判的事不少。本来适应改革开放的一些事，因为政策、立法没有跟上，被当作投机、贪污处理。例如技术人员利用工余时间帮助社队民营企业工作，领取了报酬，或从事第二职业得到了收入；有些单位用自己的留成外汇与别的单位等价交换其他物资或货币（因为留成外汇价格高于银行牌价），以及采购人员和企业人员在贸易洽谈中的交际费用等等，都被看作是犯罪行为。当时搞错了许多人，以后又不得不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更严重的是，这样一来人们对改革开放发生了怀疑，不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思想引起了混乱。1982年一个时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顾虑重重，事事观望，一些采购、推销人员几个月不外出活动。
因为中央有通知，各地纪检部门，组织人事部门，有些人本来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改革开放看不惯，这时就纷纷到工厂、企业去调查来，调查去，弄得工厂、企业苦不堪言，改革开放的许多事陷于停顿。
这就是改革开放不久开展的一场反对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一些情况。因为后来很少谈到这件事，我在这里说一下。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7:35:04

四、探索经济建的新路子

第四个问题。我在1981年11月向全国人大做了一个政府工作报告，题目是《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在报告中我提出，今后的经济建设要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围绕这个总题目，我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这是我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后，就经济问题所作的第一次长篇讲话。当时有人把它说成是我的施政纲领。
自从文革结束以来，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就着重对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过去搞经济的那一套方法，表面上速度不慢，但效益极差，人民得不到实惠。第二个就是，现有的经济摊子很大，存在极大的潜力，但原来那套办法却不能把潜力挖出来，必须另找出路，对原来那种办法进行大的改革。这是我在四川时开始形成的概念。在1981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我讲了这么一段话：“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多个领域的经济效益是核心问题”。接着我回顾了建国以来我们经济建设的问题。1980年同已经完成了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国民收入增长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1倍。可见，固定资产增了那么多，而工农业总产值却没有相应增长，国民收入没有相应增长，人民消费水平增长就更少了。这些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要低得多，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而工业资产增长却很多很多。这说明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与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因此我认为，我国经济的症结是经济效益的问题，而不是表面的产值增长速度。
接着我在1982年天津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会议上，就着重谈了经济效益问题。我指出，在工业生产上长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办了许多蠢事，常常是“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最后靠银行发票子来补窟窿，致使国家和人民受实害。在这次会议上我讲经济效益问题，提出了一个观点，也可说是一个公式，即：要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前半句讲尽可能地节约，劳动和物资消耗尽量减少；后半句讲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关键是产品必须符合社会需要。否则生产的越多，浪费就越大。工厂追求产值，生产出大量无人买的东西，压在仓库，最后是报废，这样的事太多了。
如何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如何才能使工厂生产出社会需要的、适销对路的商品？这涉及到许多方面，但从根本上讲，涉及到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问题。要靠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经济体制来解决，否则没有出路。我之所以长期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兴趣，以至努力探索并致力于这项改革，就是为了根除中国经济的弊端，是有的放矢的。我如果没有对中国经济弊端的认识，就不可能产生要求改革的想法。当然如何进行改革才能根除中国经济的弊端，我开始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模糊的。开始提出的改革办法，许多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真正认识到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根治中国的经济弊端，经济必须市场化，必须解决产权问题，是经过长期反复实践才逐步总结出来的。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提出走出一条新路子，就不会有以后改革的过程，更不会有今天的认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对于以后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开始也不是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7:35:33

五、我同耀邦在经济上的不同意见

第五个问题。正是因为我到北京后强调经济效益，不大赞成过去那种追逐产值、速度的搞法，所以我和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在很大的方面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上。
这种不同意见在1982年就开始了。当时耀邦在玉泉山主持起草十二大的政治报告【136】，涉及到经济问题如何写。起草小组的多数人开始是以我在1981年政府报告的基调来写的，但耀邦不同意这种写法，他提出了一个思路和想法。因此政治报告有关经济这一部分就写不下去了。后来问题反映到邓那里，邓就拍板说，经济部分基本上按政府报告的调子来写，这样耀邦也就勉强接受了。因为我没有参加起草工作，起草中有哪些不同意见，他们没有提到常委会或书记处会上来讨论，所以耀邦究竟有哪些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不同意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调子，我也不清楚。但从他在十二大前后的言论和行动来看，他主要不同意我重视效益，不强调产值、速度的问题。他讲经济问题很少讲效益而十分强调增长产值和速度，常说“翻番”、“提前翻番”等。当然，我提出的六五计划增长速度“保四争五”【137】是留有余地的。我也清楚实际执行结果肯定会超过。当时经济体制还是旧的，很容易追逐产值、轻效益。我宁愿提得低一些，而不愿意提高一些，以免刺激下面又犯盲目追求产值的毛病。
小平同志虽然也非常重视产值指标，十分关心每年增长多少，但他对我提出的想法表示理解。但耀邦对我的想法却不以为然。所以十二大的报告虽然根据邓的意思基本上按政府工作报告写了，但他的想法没有改变。十二大以后他到外地视察工作，更加强调要增加指标，要加快速度。几乎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求。哪里产值定的高，他就表扬。哪里速度慢了些，就严厉批评。从来不讲经济效益，也不对快慢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笼统地就是鼓励快。于是地方上就根据耀邦的指示，向计委、国务院要资金，上项目，要能源，要材料。使得有一个时期各地比速度、争材料、争资金的气氛相当厉害。虽然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大报告是那样讲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讲话、指示，又是另一个调子，当时我感到许多事不好办。
1983 年我与耀邦在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显了。他一个劲地鼓励加快速度，而且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譬如他到处宣扬和推广河北保定地区开展的农村人均每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的活动，说一年一百元，搞多少年就能增长多少。这种搞法我们过去就吃过亏，很容易搞成形式主义。1983年1月我访问非洲期间，耀邦作了一个城市改革的报告，主张城市改革全面推广农村承包的办法，也就是所谓“包字进城”。在城市采取承包的办法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工业、商业采取什么形式，如何承包，要经过试验，逐步推行，绝不能简单地一包了事，更不能一哄而起全面推开。耀邦讲话后北京就在国营商店搞承包，一开始就出现了乱涨价和卖大号的情况。什么叫卖大号？就是商店把畅销的商品大批卖给零售商，从中获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价买给消费者。这样国营商店一下子卖出那么多东西，承包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商业不能这样搞，工业企业也千差万别，在整个价格政策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很难用一种办法承包出去。我访问非洲回来以后，停止了这种搞法。我提出城市经济改革要经过试点，逐步推行，摸索试验，不能一哄而起。就在这一年，即1983年春节，我在团拜会【138】上也讲了这样的意思。那年耀邦是在海南过春节的，他对海南的干部说：“什么一哄而起？是轰也轰不动！”
这一段他在各地视察时，对国务院领导经济工作经常讲一些批评或影射的话。这些讲话的记录经传抄、扩散，使许多人知道在经济工作上我同耀邦有不同声音。
这个情况很快传到邓小平耳朵里。1983年3月15日，邓约耀邦和我在他家里谈了一次话。我把经济工作的情况和我的意见讲了，耀邦听了很平静，有些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有些作了解释。这次谈话比较好。邓小平最后说，经济工作他赞成我的意见，批评耀邦讲话太多，不够持重，老喜欢搞些惊人的东西，作为总书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邓还说，搞改革不能搞群众运动，改革要贯穿整个四化【139】过程，不是几年可以解决的事。还说现在形势很好，要注意头脑不要发热。同时在这次谈话中还定下了这样一条，为避免再出现不同的声音，今后经济工作主管是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重大决策，发号施令，肯定哪些对、哪些错，都要经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提出，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作为权威的发言和决策者，不要多头发言，政出多门。当然书记处是要管经济的，但主要是管大政方针，不要干预具体的经济工作。小平是因为听到有不同声音才找我们谈话的。谈话中我把我的意见也都讲了，他这么一讲，也就是基本上投了我的票。这次谈话以后，耀邦直接干预国务院经济工作少了，对国务院的批评也少了，但思想深处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还是继续讲他的观点。但有了小平那一番话，我觉得事情好办了。以后我的态度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耀邦讲的对的，我们就采纳他的意见，他讲的不符合实际的，他可以发表他的个人意见，因为他并不代表集体，我们也不一定完全按他的办。耀邦也知道，因为有了小平的话，他讲了一些意见我不大同意，即使没按他的意见办他也就算了，无所谓了。
国务院经过研究提出的重要经济工作方案或意见，都交中央常委会或书记处讨论。有时耀邦即使不赞成，好像也不好反对，就会说：“好吧，那就这样吧。”但事后他对启立说，现在也是强迫签字。国务院是怎么讨论的我们也不清楚，拿来只好同意、签字。在六十年代，毛主席对国家计委的工作不满意，也曾说过所谓“倾盆大雨 ”、“被迫签字”【140】之类的话。现在耀邦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为了尽量与耀邦沟通，我曾经建议国务院和财经领导小组关会讨论问题的时候，邀请胡启立、郝建秀【141】等书记处的同志参加，以便随时向耀邦通报情况。还建议耀邦派工作人员列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的会。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耀邦没有这样做。我还特别提出，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在正式提交常委和书记处会议讨论之前，可单独先向耀邦汇报，以便互相沟通，使他事先有充分的考虑时间。他同意了。先向耀邦汇报，再向常委汇报，这样搞过几次，开始他还有兴趣，但以后看来他兴趣不大，他又不让再搞了。这个问题也就没有解决。
看来问题根本上是由于我们两个人【142】在经济问题的思路，也包括工作风格上有些不同。耀邦不好、也不能把他的意见强加给国务院和财经领导小组，因为小平已有了那么个规定。所以不是采取沟通情况或让他在国务院讨论经济时了解决策的过程就能解决的。尽管有上述这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讲，自从在小平那里谈话以后，我们双方在方式上都注意了，至少再没有使别人感到在经济问题上有两种声音。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7:36:02

六、计划与市场

第六个问题，讲一下计划和市场的问题。
小平同志一直强调市场的作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在会见外宾时就说，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以后又多次说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哪个为主，可以视不同时期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指出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经济。邓对这个决定评价很高，说是新的政治经济学。1988年他在同我一次谈话时，针对陈云、李先念的主张，邓说我们的计划经济是学苏联的，现在人家都不搞了，我们为什么还抱着不放呢？当然到1992年时就讲得更明确了。总之他一贯倾向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市场经济，虽然不同时期有不同说法。
耀邦也是对计划经济不感兴趣。据我观察，耀邦认为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束缚了企业积极性、下面的积极性、地方的积极性。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让群众、让企业、让地方放开手来干，近似过去搞群众运动的那一套办法。
至于陈云、李先念，他们一直强调计划经济。特别是陈云，从五十年代以来，几十年始终没有任何变化。“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几乎是他每次讲话都要强调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他每次讲话都还是这个调子。他主张对待经济就像养鸟，不能抓得太紧把鸟捏死，也不能撒开手让鸟飞掉，应该关在笼子里捏不死也飞不掉，这就是他有名的鸟笼经济思想。他不仅认为中国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而且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他仍认为苏联搞计划经济，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在几十年内变为仅次于美国的强大国家，就是计划经济成功的证明。他认为中国所以没有搞好，主要是毛主席搞了那一套的干扰，加上文化大革命。如果都像第一个五年计划，肯定是很好的。直到八十年代末，至少在我下台以前，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在对外关系上，陈云思想深处实质上对苏联是看好的，对美国不放心。在外交路线这一点上他和邓小平有很大的不同，两个人之间也有矛盾。在1984年的时候，阿尔西波夫【143】到中国（他是过去苏联派到中国帮助搞计划的专家，与陈云的关系比较好），陈云见他。当时小平专门为陈云规定一个谈话口径，让陈云按着这样讲，小平对陈云怎样与阿尔西波夫谈不太放心，怕造成对外政策上的混乱。陈云不情愿，但还是照这样做了。这是当时的一个插曲。在八十年代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徐向前【144】。他也认为苏联终究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45】刚刚推开的时候，陈云在1981年12月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他说，农村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其中粮食、棉花、烟叶等多种经济作物，都必须规定种植面积，养褚也要规定任务。1982年1月春节期间，他又找国家计委领导人作了一次加强计划经济的谈话，报纸上发了消息。他说，现在计划不受欢迎，计委的工作难做，但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作了一个书面发言，尽管肯定了五十年代对粮食不搞价值规律的做法仍是正确的，但他对提交全会讨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表示赞成。这个决定稿子提交全会讨论前，我曾写过一封信分送常委，内容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要点，小平、陈云、李先念都表示赞成。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还说，由于现在经济规模扩大，五十年代一些做法很多现在不适用了。这次讲话我觉得是好的，支持了改革。
但是到了1985年9月全国党的代表会上他又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说这个话现在没有过时。陈云这样讲就有问题了。因为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有几年是用过这个提法，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那个决定，已经讲整个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且已经否定了过去毛主席长期坚持的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观点，怎么还讲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讲这样的话就与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相抵触了。陈云在会前曾把他的发言稿送给我征求意见，我感到很为难。因为他现在讲这个话，明显地从他一年前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后退了。他这样一讲，必然会在会上引起思想混乱。但我也知道，他既然已经写了，虽然还没有讲，要他改是做不到的。因此我就去了他家里，建议他加上一段话：“所谓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这样的话他在五十年代就讲过了，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当时就让秘书加在他的发言稿里。我为什么建议他加上这句话？因为加上这句话就对市场调节为辅 ——也就是为辅的市场调节作了严格的限制，仅仅是指那些国家完全没有计划指导的小商品【146】。而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讲的相当多的商品，即所谓间接计划的那一部分，也是靠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加上这句话实际变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计划调节；一部分是靠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间接计划，即大量的商品；第三部分所谓“为辅”的市场调节仅仅指的是小商品。也可以这样说，不作计划的、盲目生产的小商品，加上间接计划即宏观指导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实际上靠市场调节的商品，已经是或者至少是一半对一半。加上这句话，就可以做这样的解释，这样就同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矛盾不大了。当然陈云肯定不会做这样的解释，他是另一种意思。但至少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如果不加这句话，他直接讲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就把整个市场调节的范围搞得很小很小。这似乎是一种文字游戏，但当时没有办法。在中国党内对经济问题有重大影响的陈云，如果按他原来的讲法发下去，必然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
到了1987年十三大我在政治报告【147】中指出，今后经济运行机制，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由于当时整个形势，改革开放气氛很浓，我报告的草稿一次又一次送给陈云审查，他没有公开反对，但一直也没有说过同意的话。不像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他是正式表示了同意的。当我在十三大开幕时作政治报告的时候，开始不久，他就退席了。这表示了他对政治报告的保留态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那时他身体不很差，可以听下去。相比之下，1981年我做为国务院总理讲提高经济效益十条方针的时候，当时他身体不太好，有人劝他回去休息，他说不，我要把紫阳报告听完，这表明他对我的支持。本来，老人开会、听报告，中间退席是很平常的事，但有这样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他的态度。到了1989年“六四”以后，以陈云经济思想作为指导的姚依林，很快就提出“要跳出赵紫阳的圈子”，要公开批判“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
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很大成分就是改革计划经济。归根到底，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计划和市场，一个是所有制。陈云是几十年一贯坚持计划经济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始终站到了改革开放的对立面，不是偶然的，也是不奇怪的。
至于我本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开始我只是感到中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交通信息不太发达，如果一切生产流通活动都由中央计划统一安排，必然是官僚主义丛生，弊端百出。后来到中央工作以后，又认识到之所以经济效益不高，生产和消费脱节，根本原因是中央计划体制带来的弊端，不发挥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不行的。但我对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实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心中无数，所以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中，对计划体制按照不同企业和商品，曾经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按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如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骨干企业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二是按市场变化由企业和经营者自行安排生产，如产品繁多的小商品。以上两类，一个是指令性计划生产的，一个是完全由企业和经营者自行安排生产的。在这两类之外还有两类产品和企业：一个是大部分按国家计划、小部分自行安排；一个是大部分按市场自行安排、小部分按国家计划。当时这样划分，虽然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但扩大了市场调节的部分。这样的区分，当时也得到了陈云的认可。在为十二届三中全会准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文件的时候，我向起草小组讲了几个基本的概念，后来我又把这几个基本概念给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我的几个基本概念是：
（一）中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二）中国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不是产品经济，可以概括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48】；
（三）计划分为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要逐步缩小直接计划的部分，扩大间接计划的部分；
（四）间接计划主要靠市场和经济手段调节，直接计划也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我的这几个概念，都写进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里，明确了商品经济。除小商品外，间接计划的部分，也要靠市场调节，而且这一部分将逐渐扩大。这样，中国经济中靠市场调节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1984-1985年在计划体制改革中，除了下放权力给企业外，主要是缩小了国家计委直接计划的比重。那几年逐步缩小了国家计委直接计划的产品，缩小了国家计委直接管理的统配物资。

到了十三大，政治报告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机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也就是说，要基本上实现市场原则。不过由于受意识形态的约束，没有使用市场经济这个名称罢了。由此可见，对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在认识．上我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美式民主 · 发表于 2010-4-16 17:40:03

改革历程——赵紫阳

七、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

第七个问题。国外在议论中国经济改革时，大体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渐进的，而且大多肯定中国采用渐进的、逐步过渡的方法，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的动荡和经济滑坡，是成功的。但中国这种逐步过渡的方式是如何进行的呢？

从我下台以前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十年的经历来看，所谓逐步过渡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是主要的方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逐步生长、壮大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如随着农村改革的开展，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减少，绝对数量有所下降，随着农业的增产，所占比重更是逐年减少。由农民进行市场调节交易的，或者超产由国家加价收购的数量越来越多。

到了1985年，进一步取消了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整个农业除棉花和少量产品外，基本上实现了市场调节，脱开了计划经济的范围。乡镇企业的兴起，工商业个体经营放开，允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外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一开始就是在计划经济以外，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市场经济部分。这一部分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年来蓬勃发展。由于他们的机制活力大，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和原来的集体经济。他们既为中国经济带来了繁荣，也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出来一种新的经济一一市场经济。因而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在计划经济模式还没有作大的、根本改革的情况下，中国整个经济中市场经济成份一天比一天多，所占的比重一天比一天大，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也在一天一天由量变到质变。这是中国改革的最大特色。中国经济的改革，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又保持了政治稳定，这是根本的原因。

以上是主要的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对计划体制内的那一部分，也逐渐地加以削弱缩小。当然不是一下子改掉，而是开始的时候变动不大，小量地改变，以后逐步逐步地加大份量。虽然比前面所讲的这是次要的方面，但它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配合作用。如改革以来实行的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等许多政策和措施，在计划改革方面逐步缩小直接计划，扩大间接计划的比重，逐步压缩国家的统配物资，扩大企业自行销售的品种和数量。国家统配的重要物资，超产部分允许企业自行销售，计划内的也允许一定比例的自销。还有对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及放、调结合逐步进行价格的改革等等，都对体制外生长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总之，当时有两部分，一个是计划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势必是此消彼长。计划经济缩小减弱，市场经济就得到扩大和加强。当时市场经济部分主要是农业、农副产品、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而属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基本上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一个消费品，一个生产数据，如果控制生产数据生产的企业不削弱、不缩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场，新生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无法继续；如果生产数据生产的那一部分，一点也不允许自销，一点也不允许进入市场——如果把小煤窑、小水泥也都统管起来的话 ——那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将会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十几年来对计划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国有企业机制的改革，尽管都没有触动根本，但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意义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

过去曾有人把这种逐步过渡的渐进改革方式，批评为“缺少整体规划”，“缺乏全面配套措施”的“走一步看一步”，“没有远见”，“盲目性很大”等等，现在这样批评的人少了。但他们所指出的两种体制双轨运行下所产生的种种弊端，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当这种负面影响超出了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时，那就会爆发问题。这只能由经济和政治体制进一步改革来加以解决。这种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条件，在几年以前就具备了。两种体制、两种运行轨道长期并存，终究负作用很大。一开始采取渐进过渡的办法是对的，但不能长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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