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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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尖锋在心学——随缘随性的“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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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3 08:52: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儒学尖锋在心学——
随缘随性的“知行合一”

                                                                      (新加坡)两极哲理研究会会长  阳阳

        当前的大背景是国学之热,方兴未艾。大国崛起,文化上要宣扬个性,这是自然而然的。作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是华人DNA一般的存在,不管人们置身何处,有何种信仰,儒学的作用力总是难以磨灭。
有人说儒学是中国第一糟粕,发狠要革它的命,喊出“打倒孔家店”,“还中国新生”的呼声。其中最著名的党派当数国民党、共产党等。历史上五四发端的新文化革命,以及中国大陆的“文革”,都是剑指儒学的狂飙。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有一位革命大英雄王秀松,他的英雄事迹居然是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他父亲并非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流氓地痞,也不是欺男霸女为害乡邻的西门庆、小霸王周通,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地主身份,地产比乡亲略为多一点。杀父历来都是滔天大罪,连禽兽都不如!可禽兽不如的人居被誉为革命英雄?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还在革命纪念馆里慷慨激昂宣传王秀松杀父的光荣事迹!在革命史中,杀父之罪远不止王秀松一人。那位列入中小学教科书可歌可泣的大英雄方志敏,也曾下令杀害了自己的亲叔叔。李立山身为某党的一把手,他老家的党居然把他父亲镇压了?他这个总书记居然连抗议也没一个,默认了这种“英雄行为”?
此种革命过犹不及,革掉的是儒家的菁华。而终究无法成功,也是因为儒学根深蒂固,代代相传。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奔放,百家争鸣,儒家因热衷政治,保守,独立性、自立性、开拓性不足,并没有得到掌权者的青睐,地位不高。刘邦在乱世起事时期,和春秋战国秦朝的统治阶级一样,喜欢孔武有力智勇双全的开拓性人,不喜欢保守、开拓性不足的儒家。《史记》记载,刘邦当时把儒生称为“竖儒”“腐儒”,并在儒生冠冕里拉屎撒尿,以示和儒生势不两立。但后来,秦朝灭亡,楚汉争霸里,刘邦胜出,面对手下的一帮悍兵骄将,却不知如何处置。《史记》言:“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也就是和当日战场一样,无大无小,直呼刘邦其名,直接与高祖皇帝刘邦嬉戏。这时叔孙通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以进取,可与收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养子共起朝仪。”经过叔孙通和鲁儒生的整肃,全部朝贺仪式气氛严肃,秩序井然。参加朝贺的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仪式完毕后,刘邦深为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从此刘邦对儒学的威力有了新的认识,对儒生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公元前195年11月,高祖刘邦击败淮南王英布,路过鲁国,和随从当地的政府官员一起,带头以“太牢【即马牛羊三牲】”祭祀孔子,他是中国历代皇帝第一位跪祭孔子之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汉朝以“孝”立国,懂得此事,就明白为什么一个杀伐决断的汉武帝,会让董仲舒为国师,在全国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有学者不无沉痛的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是从物质上打击中国的发展,但物质很快就可以生产回归,但汉武帝刘彻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从精神上杀戮中国人的侵略性和开拓性,从此中国人再没有能够回归周秦汉的血性和开拓性。二十四史读来让人迷失而憋气,大数据上儒家思想是和各种失败、没落联系在一起的……稍微能让人为之一振的,只有建功立业的王阳明。个人认为,东西方的哲学通观之的话,欧洲的哲人更胜一筹。他们更早地开始思考研究,体系更全面,观点更犀利。但是,对浸润在儒学中的华人而言,传统这个东西是最了解、最有体会、最熟悉的,身在其中,而置若罔闻去吸收西学的营养,并非完全行不通,却也问题多多。从观照自心、三省吾身的意义上讲,我们也不应该绕开儒学,而其中,王阳明的“心学”是具备时代精神的最优之选了。恭喜王阳明,“心学”历经五百多年的浮沉,在21世纪初开始成为显学。
人们在时代乱象中迷惘与探求,所以现在讲“心学”的也是万紫千红。以下,我谨发表一家之言。

1“心学”是儒学精华,是“中庸”实践篇
“道可道,非常道”。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本身,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如此伟大,自己也谦虚地说,其哲学思想关于实践之事的一切推理,只能言其大概情形,而无科学的确切性。儒学先天性的保守而固执,在历史的河流里始终固步自封,所以糟粕也格外得多。“三纲五常”,愚忠愚孝,“子不言父过”,缠足,私刑……客观来看,儒家思想在某个层面上培养的是“奴性”。所以时至今日很多“素质差”、“蝗虫”、“碰瓷”的“酱缸蛆”形象一直为世界诟病。最近的公案有“瑞典曾姓游客扑街”事件。难怪鲁迅对痛恨又呐喊,甚至讲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其实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吃人”!儒学造就了奴才,然后被统治阶级以各种形式欺压{吃人)
“两极哲理”认为善恶共存,阴阳同体,最重要是着眼全局取得平衡。诚然,这是秉承中庸。
儒家思想不能用糟粕和精华一分为二,不能用一种简单的思维把它一刀切断,这些要,那些不要。像“三纲五常”的本意是讲,我们对于长辈、父母应该有一颗感激的心。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心灵的活动,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应该懂得感激和回报。这样,双方的心灵就会有一种互动,感受到对方的心意,这时,“情”才会出来,这就是性情的学问。直到后来,纲常形成了一种体制,比如“父为子纲”是发展到了一种极端的状况,臣子和子女没有办法制约它,这就出问题了。有些人读经令人担忧,把《论语》用工具理性的态度来利用,事实上如果没有性情学的配合,很容易把《论语》读歪,把人读傻。韩国人在处理儒家遗产时高明得多,把儒家文化的个人修养和西洋现代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适合韩国特色的文明价值体系。韩剧迷在华人地区很普遍。韩剧中再现的那种温情、宁静、简单、纯净、至情至性就是儒家文化的精华遗产。
历史上中国在清算儒家文化时,打击的火力恰恰集中在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对儒教的道德标准概而言之“扼杀人性”,因而予以全盘否定,好象生活在现代文明大厦里的中國人从此不要“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似的。有一位学者这样形容法国大革命:“我们在倒洗澡水的同时,不小心把澡盆里的婴儿也泼出去了。”有些人对待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则更进一步:“我们毫不留情扔掉了澡盆里的婴儿,同时如饥似渴地喝下了洗澡水。”
儒家文化的主要糟粕是“虚伪、厚黑、权术、官本位、特权思想、成功至上……”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明显反文明的文化糟粕却被毫无甄别地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以前谈起钻营投机人们还有个羞耻心,现在光罗大众之中,人们都在堂而皇之的谋求门路、靠山、关系网。“有人就能办事”!各种超越法律、践踏法律,有法不依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不胜枚举。今天中國的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恶性膨胀,超过两千二百年皇权中國的任何一个时期。
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是人的自身修养,是社会人的道德约束力,是自然人的精神需求,概括起来是“礼、义、仁、智、信、廉、耻”。虽然儒家文化的很多道德约束条款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性,真正能做到的人只是凤毛麟角;但却为多数人提供了一个自我修为的标准和社会价值尺度,有效地防范了社会整体道德的沦丧和奸滑无耻成为社会时尚。
就算是“忠、孝”两项明显反文明的儒教道德尺度,如果理解得好一样有益于现代文明,简单粗暴式的否定,一样无益于中华文明的进步。儒教的“忠”指“忠君”,是基于“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人性常识。今天的中國人都明白官僚公务员是纳税人花钱养活的“公仆”,一样应该饮水思源,应该“食民之禄、忠民之事”。“为官食民当思报、事民临危合尽忠”一样是现代文明“民本思想”的精髓。至于孝敬父母长辈,只要去掉“子不言父过”的愚蠢条款,一样是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基本要求。一个不知道孝敬父母长辈的人,缺乏基本人性的人,是不可能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的。
中庸之道,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封建社会里,它一直是儒家学者追求的至高境界。儒家思想的基础就是“不平等”,但它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仁爱”“中庸”。其实它的整个体系的确是圆满完善的。(和“生而平等”的观念相对照,其实更科学——当然儒家高估了人性,现实种很难落实,因此多有虚伪、阴谋的弊病,这是另外的题目了)中庸是高端的文明,彰显的是宽容、包容、社会责任和凝聚力。也是人生哲学的方法论,其中的一些思考和理念是很科学的,需要我们辩证地认识、看待,从中正确地汲取养份,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意思就是中庸是国人的道德标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做到中庸。
“心学”就是王阳明以中庸精神对儒学进行的一次升华。是儒学中最有进取精神和生命力的部分。在海外影响广众。我们认为,心学可谓是儒学的尖锋。称其为“先锋”还不足以言其效能,其尖锐、尖刻的战斗力,其实在历代传学的过程中日趋变形。愿它能恢复锋芒,明心见性,造福当下。
2“心学”风范:勇者无畏,智者坦荡,自由创新,实践精神
心学思想来源于理学又超越理学,其本质或核心内容是良知。其基本观点是把人视为道德主体,并主要通过心即理、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良知及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一系列命题展开。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1)        心即理、吾性自足
心即理是指“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这是王阳明思想的出发点,也是被称为心学的重要依据。王阳明所谓的心即理,心即人之本心,“理”就是“天理”,是各种道德和社会规则的统称。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是朱熹的理学大行其道,“存天理,灭人欲”,以臻“圣人”境界。王阳明历尽坎坷,在“龙场悟道”,这个“道”的意义是划时代的,直至今天也毫不过时。
大部分人思考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现实和欲望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别人的欲望就是你的现实,别人的现实也可能是你的欲望。你自己的欲望很容易改变,然后你就以为别人的欲望是一样(容易改变)的。《道德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概念空间。清晰地定义了这两者的分野,并用大量的实例来强化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但这个基础哲学交到一般人的手中,却是理解不了的,虽然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很简单。但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人是抛不开自己的(这可能是造物保护人的需要)。你给他讲“事实”是什么,他永远要关联到自己身上,然后以这个事情(理论上)对“自己”好不好来判断对错。这样,在这些人身上就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区:他们发现自己的处事原则常常解决不了问题,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理论”什么都解决不了。他们无论成败,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成功。但他们又向往成功者的策略。而成功者的真正策略是无为,这种策略被他们用他们个人观点来解释,他们的世界就不完满了。就会进化出所谓:存天理,去人欲这样的理论来。

“心即理”不是任意妄为。王阳明认为有关防止社会失范的法规法律条文可能被纯粹物化,成为外在的一些僵硬规定或文字堆积,如果理存在于心中,那么这些法规法律条文则内化于道德主体的自律。所谓自律,就是自己约束自己。因此,王阳明的心即理对道德建设十分有益,也即对道德建设的意义在于塑造作为道德主体自律的人。从理论上说,道德建设是主体自律的内在要求,它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一致。是更高层面的道德。
“心即理”并非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在“理学”中“理”可以被视为社会规范和集体利益的交叠。诚然旧的封建社会体制多有“天理”和“人欲”对立的情形;但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合法、被拥戴的政府,无不以国民幸福为目标。事实上,“龙场悟道”的精粹在于变通。而对时下而言,“心即理”则进化出了更多一重要义:真实面对自心。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违本真,才能恢弘生命热力。这种“自由”的发端对于被禁锢几年年的华人而言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在五百年之后的今天依然毫不落伍。为社会焦虑、文明病的一剂对症神药。
自由、真实,才能无畏,坦荡。活在当下,而不是“假装活着”。
心性合一是中国传统心性论的基本内容。王阳明谈心也论性,谈心提出心即理,论性则提出“吾性自足”。
王阳明认为,人的本心为天所赋予,同样其本性也由天所赋予,天赋人心纯粹至善、完美无缺,可称之为吾心自足;天赋人性也纯粹至善、完美无缺,这就是吾性自足。显然是秉承孟子“性善论”而来的。王阳明认为诚是分别善恶的试金石,为善去恶是诚,诚就是没有丝毫私意,因此,反对主观意识及任何虚假伪善,强调扬善抑恶、改过迁善。从吾性自足、人性本善角度来看,这是反传统的强大自信!是对人性的肯定,人权的基石。
2)良知、致良知
王阳明心性论的核心是良知,他的心学也被称之为良知之学。 王阳明指出:“良知之在人心”,反映心的本质,良知只是一个心而非有二,因此良知也是良心,是善或者说是善的源泉。王阳明论及良知的体用。良知只有一个,但表现不同,理一是体,说明良知只一个,分殊是用,指良知的表现,或者说良知的范围。在现实中,良知的展开需要致良知,由内在到外在必须通过致,致良知则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良知是良知工夫的突出表现,是良知的自我展现。
王阳明讲的“良知”可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强加给别人的“良知”的概念,那是自己的概念!这里的“良知”之“良”,首意在“真实”,即自己真心觉得是自己想要的。能找到自身良知,这个修为已经很高了。多数人对自己“良”不知,的确不了解,所以也无法对“心学”登堂入室。
良知之“良”,第二个要义才是好、高明,以及符合道德与效率,能够实现。
致良知工夫的目的是重见本体,一言以蔽之,致良知的特点是反身向内,求还原本心,再现内在的善。因此,他批评后儒舍心外求,不知就自心之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而驰于外,终年碌碌而一无所得。
这就和个俗人的观点有本质区别了,俗人的观点看起来更唯物,认为真理在物上,物上有正确的行为这个属性。而王守仁的观点显得更唯心,他说,物可以有规律,但最终好和坏,却是内心的反映,所以,规律你可以求诸外,但良知你要求诸內。你要问你的心。因为世间的一切都是你本心的反映。你觉得你做得对,那只是你自己觉得你做得对,不是因为别人说你做得对。所以,所有的道理不过是你内心的反映,心即理也。你事君,交友,治民是你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是好的,你不会去让“君“说你好来实现“事君“这件事的成功,你“弑君”也可以认为是“事君”的成功,因为你可以认为这样是为了他少做点坏事,让他青史留名。现在多少父母会“修理”他们的孩子,他们还会心安理得地说,“这是为你好”。“好坏”这种东西,这些都是你内心的感受,所以,你应该做什么,要问你自己的本心。
存在主义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只有意识到生命本无意义,才能赋予它任何你想要的意义”。每个人的“心(或者欲)”都只有自己才有可能去弄清楚到底是什么,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王阳明管它叫“致良知”,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操作手法,叫“格物”,或者再具体点叫“世上练”。这个方法有点类似于数学上的穷尽法,在不断的尝试、比对、觉知的过程之中,我们最终在不断逼近那个我们所期望得到的“真相”:找到我们所真正喜欢的,真正快乐的,真正心安理得的。
善恶是你的自己“意之动”,小狼咬死一只可爱的小白兔给久病的妈妈补营养是善还是恶?那要问你的心。偷别人的钱让你富起来,是善还是恶?那要问你自己。但不是问你自己能否给自己进行理智的解释,而是你在和世界互动之下,是否心安理得接受这种理智。所以,没有对世界的足够经验(格物)无从谈善恶。小孩子偷吃一颗糖,他觉得是善,凭自己的计谋得到收益,有什么比这更好呢?但后来被一群大人责骂,他觉得自己真混蛋,他又觉得这是恶。再长大,发现整个社会都认为,这是个小问题(假定),又觉得这是纯真小孩的一点小心计,就又觉得这是善。那这到底是善还是恶?那就要你对世界有足够的认识下问你自己的心。不入地狱,空谈什么悟呢?
在蛮荒的龙场,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即人人皆有良知。而在血腥的沙场和险恶的朝堂,让龙场悟道实际发挥作用的,是“知行合一”,即遵循内心的良知,便能达到宁静于内、无敌于外的境界。
3)知行合一
致良知中的知是知善恶的知,致指在事上磨练,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是行动中的良知,即知行合一。
王阳明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是行,真知在于行,因为“不行不足谓之知”,行之明觉精察处是知,行使知实现,此知是真知即真行,这是对知行工夫的最好注脚。他认为理不外吾心,不外吾心之良知,穷理即穷吾心之良知,穷理尽性也即穷尽吾心之良知,反求之于心即穷理尽性,在此知行合一,而求外在物理,则心与理为二,知行也不能统一,知行合一以心即理、良知为基础。知与行这两者是一个东西,你做了一件事,那既是你的知,也是你的行,这两者共同映射到你的心里面。如果你愿意去面对你自己的内心,找到你真的觉得快乐的东西,知道什么是你不希望看到的东西,那个东西叫“良知”,而要达成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做事”,也就是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朱熹的“知先行后”当年大行其道,秉承《中庸》提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毛泽东的《实践论》全力进行剖析,其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该著以实践观点为基础,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具体地论述了实践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认识外界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还是认识的目的。毛泽东还具体地论述了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论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人们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能动的飞跃;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能动的飞跃,是更重要的飞跃。我认为这对于心智未成熟的人群,尤其是未成年人来说,的确是恰如其分,一丝不爽的!教育的确是这样的步骤。
因此大多数人,在认为知和行是分离的,要让行向知靠拢,已经是高风亮节。
但为何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面对愈演愈烈的文明社会文明病束手无策呢?其症结就在于僵化、教条。这类理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存在绝对真理的,事君有事君的真理,交友有交友的真理,这些道理,是可以被遵循的,只要你按这些道理去做,就能达到成功的彼岸。你要努力去学习这些道理,并去践行,如果你没有做好,是因为你还有人欲,有私心,有私欲,所以才没有做好。只要你做好了,自然问题也就解决了。现实和网上都有很多人,拼命发心灵鸡汤,或者努力去说服别人,却没有什么兴趣去知道别人的实际情况,都是这种心理在作祟。说到底,他们是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真理”。
这种观点只能骗那些不真诚的人。因为用这样的策略来做事,怎么都做不成。只是看到一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们说的话,他们自己都不信。王守仁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痛苦,主流学说只能用来说,不能用来用。对一个真诚,而且摆脱了经济压力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生观不自恰,整个社会都在等待一种力量来把大家拉到一起去。
这个问题和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一样一样的,我们今天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太完美了!资本主义社会主流价值观比较接地气,但那个仍不是你的欲,不是这个社会的欲,然则,我们的欲应该是什么?这是我们不少知识分子的烦恼,也是是王守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迷茫……
说回“知先行后”,作为教育的原理,它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则因为肤浅而不适用了。这也是我们说“心学”并非老少皆宜的原因之一。
王阳明于38岁在贵阳书院始讲“知行合一”之说。据《阳明年谱》,阳明先生弟子徐爱最初并没有听到王阳明讲述“知行合一”的论述,心存疑惑。向其请教道:“现在的人都知道儿子应当孝敬父亲,弟弟应尊敬兄长的道理,但事实上世间不孝敬父亲,不尊敬兄长的事时有发生,说明“知”与“行”完全是两回事”。王阳明指出,这是被私欲所隔了,并非是本体(客观真实)。而古往今来的圣贤之所以要教人懂得知与行的关系,就是要人们恢复对本体(客观真实)的认知。所以,《大学》中有一句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徐爱继续问道“以往总是把“知”与“行”分开讲,是否是要人分别去探究?”,王阳明答道“这正是丧失了古人的宗旨,我常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知与行原为一体,互为头尾关系而已,并非分别不同的两个关系。古人之所以把“知”“行”分开说,实则出于无奈。也就是说,是针对不同的对象而言。比如有一种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任意妄为,全然不去思考判析,因此对这种人要讲先知而后行。比如有另一种人,一天到晚只是空想,不肯去做实事,对这种人就要讲先行而后知。而对于探究学问之人,必然要讲“知行合一”才符合“本体”(客观真实)的要求。不然,总是先知而后行,知何时有一个尽头。先行而后知,行又何时有一个尽头?”。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又有阐释:“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有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 “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曾深受东方禅思影响的德国人黑塞在Demian里的阐述正为呼应:\"only the thoughts that we live out have any value\" (唯有付诸实行的思想方能谈价值)
另外《传习录》中相关的片段有:“立志用功,如树使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与知行合一同理,王阳明此处指回到事物的本原,不前瞻后顾,心无旁骛地、纯粹地去做一件事。
这正是“活在当下“的人生态度。是智慧的,高级的,深刻的,而为初学者所难以理解的。
这个逻辑是很“完满”的,如果人们还处于心智未成熟,或者满脑子自己(的绝对真理),当然不能感受到它有多完满,但对于找不到人生目的做事者来说,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优解了。否则还能相信什么?如果一直找不到,就只能寄望宗教了。但对于思想独立的人来说,相信一个别人制造和解释出来的东西,这是无法自己骗自己的。一般的宗教,或者类似宗教式的鼓动宣传,只属于俗人和控制者,它无法让你找到你的真正追求的。至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王守仁是圣人了。他建立了一个不需要崇拜的宗教!而这,也是我们华人的精神家园。
如果心学是圣贤功夫,那么知行合一则是俗世智慧。知行合一并非得自顿悟,而是在磨难中不断反思、修练,最终砥砺出的生命境界。在经历了当众廷杖的奇耻、下狱待死的恐惧;流放南蛮的绝望、瘟疫肆虐的危险;荒山野岭的孤寂、无人问津的落寞,直至悟道的狂喜、得道的平静后,王阳明不但求得了内心的安宁,而且逐渐通过“知行合一”拥有了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希望我们最终能找到我们属于这个时代的心学吧。

3“心学”之独特性
1)        心智不全的人止步
有人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哲学史上是早有定论的,认为它不过和之前的儒学功能一样,是一种讲内心“省察克治”的唯心主义道德修养学说。并且,王阳明的“心学”也同时也否定了朱熹知行说中的认识论成分。朱熹的“天理”把儒家道统视为客观规律,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但他的“格物致知”还是符合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的。王阳明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对客观的认知和实践。王阳明用意念代替“行”的合理方面,要人们树立一种信念,在刚开始意念活动时即依照\"善\"的原则去做,将不善和恶消灭在刚刚萌发的时候,这就叫“致良知”。但是人的“良知”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上天赋予的吗?是先知先觉的吗?是人心固有的吗?因此,王阳明的“心说”在本质上是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连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还不如。
这种堂而皇之的官腔其实肤浅粗糙,具有其鲜明的历史局限性。不过确实点出了一个问题:心学并非像萝卜青菜一样普适大众,其受众是有条件的——不具备“良知”的人,无从修心学。
刚出生的婴儿如一张白纸,对儿童来说,他们还不能进行现实活动,更不会有心灵完全合于德行的现实活动。多数未成年人还没有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有很多人因为环境、际遇的特殊性,即便业已成年但仍心智不成熟,根本没有对客观世界的相应认知能力……这些都属于没有良知或者良知不健全的情形。是不适合接触心学的,不得其门径。
阳明心学在历史上曾经流弊重重。因此,有人称之为“性善论”的危险乐观主义。是的,我也认同其危险性——不适合光罗大众,绝非只要是人类就可以学以致用的。它是一种高端犀利,而又优雅灵性的学说,但是“良知”不健全的人,烫手,勿碰。
我们应当理解王阳明的良苦用心。他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教人们如何在追求“良知”的过程中达到向善的目的,教人们应当奉行什么样的原则做人做事才能成为终生获得最大幸福的人。他力图把人们引领到具有高度理性智慧和德行智慧的水平上去,希望人们的行为都能遵循正当的理性。大家如果都朝着他指引的方向努力,毫无疑问,社会将会更加文明、更加和谐,人类将会更加幸福。因此我们也被他关心人类命运,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

2)容易失真
阳明先生曰: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
虽然,自古以来都是借他人的酒杯,盛放自己的襟怀,这无可厚非。但滥解圣人之说,毕竟是弯路。文章铺天盖地,随社会热点走,但谈王阳明心学的文章基本从没断档。真能正解“心学”的,却很少看到!
世间万事,也只能随缘。求真的境界,是看缘分造化。有缘者得之!在此我们随缘谈点“心学”,解赠善缘。
我们谈论的是勇者无惧 “智者坦荡” 王阳明中年悟得“心即理”——“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在晚年悟得“心即理”的本体就是“良知”,“良知即天理”。 当然,最终还得靠“致良知”去“穷理”。而在“致良知”的工夫中,就比较强调“敬”。这又不离儒学本色。
然而心学谈论的是“自由创新”:通过彻见本体后的无为观照,欣然承认上天给予自身的命定东西,随缘生死,一顺天则。自作主宰,自在自如。
现代人因为受父母、学校以及社会的种种影响与约束,而忘记了自己的本心,阳明心学,可以让我们通过“听本心”而摆脱各种体系和机制的束缚而获得自由。
此外,“心学的思维方式是活泼而自由的,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择善而用之,在节奏无比紧张的当代生活和工作中,能焕发出新的生机。(罗智语)”
心学谈论的是“实践精神”。“廷杖四十、万里流放贵州龙场驿,舍生忘死平定朱辰濠叛乱,只手扶起明社稷,这是生活中的‘百死千难’,情感和思想在困厄抑郁的剧烈矛盾中不断突进,这是精神上的‘百死千难’。(韩毓海)”这“百死千难”便是实践。王阳明所有的思想都不是一般读书人的坐而论道,而是在跌宕的人生中悟道的真理。故王阳明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人生的一切目的都无一例外地指向“幸福”,之前只要“存天理”,否定“人欲”;阳明心学首先以“存天理”解决了“主观感受和客观状态的统一”,也以“良知”确定了人生追求的高雅境界,在此基础上圆融贯通的“知行合一”则成为成功的力量、主体的好运,因为运气来自于精神素质,是发自内心的“善”。
以上,就是我对心学的解读。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许也有一千个王阳明,一千种“心学”。但心学要旨是大致相同的,它指引的是一种理性和感性并存的幸福。正如一位心学爱好者所言:“未来,不是穷人的天下,也不是富人的天下,而是一群正直、正念、正能量的人的天下。”愿人们都有强大的内心,无畏、坦荡地活在当下。


来源: [url=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63]儒学尖锋在心学——随缘随性的“知行合一”[/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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