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宗风远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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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孟达：宗风远鬯

严孟达
2015年07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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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
我国华族社会的百年老店，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配合建国50周年而主办“禧街47号”特展，上周末正式开幕。特展主要是以一套20分钟的多媒体记录片，呈现总商会在建国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成立于1906年的总商会对建国所作的贡献当然不止于50年，说新加坡建国“50年”，并不能切断独立之前另50年的动荡沧桑岁月。比较起来，建国前50年历史的“精彩”并不下于建国后的50年，总商会的历史横跨建国前后50年。从历史角度来看，前50的历史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它为后50年做了铺垫。
建国总理李光耀早在1964年便说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历史反映着新加坡的历史”，他说这句话时，新加坡还在马来西亚里头。他所概括的是总商会历经殖民地、二战和战后的风云岁月，也就是新加坡人经历过的一段多灾多难的日子。总商会作为华社的最高代表机构，肩负历史重担。华人祖辈的南来就是为了讨一口饭吃，新加坡不被当成落地生根的“国家”，华人社会普遍效忠的对象是中国。20世纪初，中国局势的动荡不安，从清朝覆亡到中华民国的成立，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命运与中国历史命运相与共。
禧街47号的总商会会所里挂着一个匾额，苍劲有力地写着“宗风远鬯”四个大字，一般人对其意义不甚了解，也不求甚解。这个匾额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1918年上任，1922年辞职）在1920年“赐”给总商会的，四个字据说是他的手笔，这一点可信度高。徐世昌是晚清进士，学问好，也写得一手好书法，形象相当正面，有“文治总统”之称。“宗风远鬯”的“鬯”字（读chang）与通畅的畅字相通。明白了这个“鬯”字的意思，四个字的意义从字面上也容易理解，也就是说“祖宗遗风到了远方也要发扬光大”。在大清和后来的民国眼里，流落海外的华人都是炎黄子孙，无论是谁当中国的统治者，都会视海外华人为“子民”，因此对他们都有文化传承的期许。
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新加坡（以及马来亚半岛）的华人被当中国人看待，因此在政治、教育上饱受歧视。在这样的环境下，身兼总商会领导层的华人先贤兴学办校，让华族子弟有书读。及至战后，总商会争取华语作为议会里的语言，为华人争取投票权（也惠及印度族同胞）。一系列的反歧视的行动，以及战后向日本声讨血债运动，都激发了华人的本土意识，政治的效忠对象逐渐从中国转移到新加坡，本土意识在新加坡建国前便已开始萌芽。因此，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被迫退出马来西亚之后，才能够在已经生根萌芽的本土意识上，有效地动员新加坡人团结一致为建国事业奋斗。新加坡华人的命运就是新加坡的命运，这是总商会在前50所埋下的历史伏笔。
在1930年代，总商会会长林庆年与董事会作了一个现在看来无异是相当划时代的决定，就是在华校采用华语为统一教学语。这在那个华人社会方言社群意识浓厚的时代，要讲不同方言的父母让孩子入学后放弃方言，还真不容易。事隔多年后，总商会在1979年负起推广华语运动的重任，亦可说是其历史宿命。
1953年，总商会会长陈六使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新加坡和马来亚社会上掀起兴办南洋大学的热潮。尽管南大后来的发展“时不我与”，但毕竟催生了之后的南洋理工学院和南洋理工大学。今天看来，南大的创立也算是总商会在前50的一个历史大手笔。
建国后的50年来，总商会着重培训和提升本土企业家，在全世界华人商业网络广结善缘。1991年创办世界华商大会，为全世界华商建立一个交流平台。2011年世界华商大会再度回到新加坡，相隔20年，新加坡在世界华商网络上的中枢地位已有所巩固。2013年，新加坡成为中国的最大外来投资来源国，华商功不可没。华商对中国经济发展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不是20世纪初南来华人可以预见得到的。2007年，总商会在当年的内阁资政李光耀倡议下成立“通商中国”，给本地华商打通了另一扇与中国沟通的窗户，这也不是任何地方的华商社群可以复制的。
在后50里，总商会的时代角色越来越多，为国家经济决策过程出谋献策，为种族和谐作桥梁。从动荡时代过渡到繁荣时代，“禧街47号”里挂着的“宗风远鬯”四个字，也有了新的时代意义，新加坡先辈筚路蓝缕、开天辟地的精神，值得新一代国人缅怀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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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