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政治乱中国（八）治理贪腐，学新加坡找洋专家

两极哲理

今天是2010年5月19日星期三。这次要谈的是关于西方带给中国正面的“乱”，旧传统中不乏流弊，把千年延续的贪腐体系打乱，砸成块击成粉，进而收拾成清净局面，所以是当乱则乱，是正面的乱。

一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包括所谓“高于一切”的“稳定大局”。死水往往孳生蚊虫和病菌。没有所谓“高于一切”！万事万物，瞬息万变。死棋必死，僵化必滞后，人为的“高于一切”有违“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自然之道，殊不合“两极哲理”中“变易”之旨。

今年8月9日，就是新加坡建国45周年的生日了。当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的时候，有很多人不看好她能生存下来。然而，新加坡却靠着她殊胜的智慧，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迅速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虽然荣枯有时，难得小国有大器，年逾不惑，仍然还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发达国家呢；在许多国际文明排行榜上，她也经常名列前头。

新加坡在这45年里，做出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如：公交系统、公务员及其薪金体制等。小器不能容物；有容乃大、乃高！这些成功的改革无一不是借助西方的管理知识和人才来达成的，这才有新加坡今天焕然一新的文明面貌。

《两极哲理》是新加坡建国四十年后才完生的哲学，其中经过了前后15年的修正和发展，是一部根基在中华文化肩膀，并体现新加坡特色的人文哲学。可以说《两极哲理》是新加坡建国四十多年的文明结晶，是狮城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缩影，也是新加坡智慧结出来的花果。她承继中华文化的道、儒、释，其中的“事物自然变化之法则”提出了十多种规律作为为人处事、齐家治国的参考。本文将以其中一则：“事物往往是因：一、内在的自然力量，二、外在的自然力量，三、内与外在的自然力量而引发变化。”及借鉴新加坡建国过程借助西方知识和人才的例子，来阐述如何改变中国在崛起的过程所遇到的贪腐等问题。

纵观中国历史和文化，很久很久以来，凡和官方打交道，尤其是有事求于官老爷时，都会出现“疏通”、“打点”、“答谢”、“送礼”等等贪腐行径。从研究贪腐的角度来看，二十四史也好，二十五史也罢，从开国的清廉到盛世的贪腐，从早期羞羞答答的“逾制”，到宋元明清的名目堂皇，根本就是一本本贪腐的历史！小农经济下的两千多年绵长“人制”，永远无法自医人性的劣根，反而模糊了是非界限、积累了沉渣余孽，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已经形成了顽铁一块、无从根治的局面。

换句话说，中国的贪腐居然已是中国人的生活、文化的一部份，无赖地戴上一顶“天经地义”的堂皇冠冕。所幸，有识的中国人不少，深知其害。

要改变一种文化并不容易，因为文化是由习惯提升而来，根深蒂固，牵一发动全身。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贪腐的严重后果，这些年来，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贪腐还是“前仆后续”，层出不穷。从两极哲理的哲学角度来分析，中国治理贪腐的努力至今只有执政者的“内在的自然力量”，但此力量却不足以抵消或超越反面力量，所以才有目前的局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考虑借用“外在的自然力量”，里应外合、标本兼治，或许就能纲举目张、理顺脉络，成功机会增高。


我们把以下列出的抗贪腐集团归纳为中国的“内在的自然力量”：

·        法制水平：官方，立法逐步健全，由国家机构执行法律，此为治理贪腐的基本。

·        认识水平：官方与民间的普遍范围，全民对贪腐的认识从无知觉与妥协，到抵触及对抗。

·        舆论监督水平：民间，除了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近年来互联网成为醒目的舆论渠道。

上述的抗贪腐要素都属于切实有效的“内在的自然力量”，有目共睹，其水平在不断提升。要不，中国的贪腐活动一定会更猖獗，重蹈前苏联等东欧国家的后尘也说不定，在这里按下且不谈它们的不足之处。

说回新加坡借助西方的管理知识和人才给早期的公交系统和公务员及其薪金体制等做的改革。

立国初期，新加坡的公交系统紊乱，贪污猖獗，效力低而服务水准低劣。为了改善当时的公交系统，新加坡第一次引进西方的专家和管理知识，改变了传统的公交管理体系，奠定了新加坡目前有序的公交系统。
约十几二十年前，新加坡再次引进西方的专家团队和知识，对旧有的国家公务员制度、 薪金体制等先作考查研究，再给予建议、定策、定制和强力推行。从那时起，新加坡僵化的旧公务员制度等等不断做出重大的改革，很多方面可以说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很有石破惊天的味道，才形成新加坡目前的优良体制。这次的改革，除了借用西式的“猛药”，也有本地成熟的管理公司参与。理所当然，大力度的改革当然有大阻力和大量的公务人员受到影响和很多人“受伤”；然而，好在良药苦口利于病，最终是国家和更多的公务人员从中受惠，人民现在看到的是善性后极，就是新加坡目前的完善制度与和谐社会。


新加坡寻求西方专家团队来协助改革本身根深蒂固的弊病，可谓是借助“外在的自然力量”，好处是：

一、西方专家旁观者清，易于对症下药。

二、能以发达的管理体系把旧制度一步拉上现代化轨道，大大缩减了摸索与修正的时间，效率高，利国利民。

三、医者不自医，他山之石却可以攻玉。面对复杂的传统强行推行西方先进的“平等”、“人权”理念，一并革除了特权文化、人治人情等包袱。

四、国家进步比发扬传统的目标要大，认清这点（尤其是洋专家）就没有后顾之忧，因此不怕各种势力掣肘，改革更易成功。

追根究底，贪腐主要来自薪金体制的不健全，虽然有健全的薪金体制不能完全杜绝贪腐，但健全的薪金制度却能宏扬人性中的善，把贪婪的恶根大大地压抑住，从而降低贪腐。

说起来中国改革开放也三十多个年头了，还是很多该改的改不动，该放的放不开。假如中国借鉴新加坡的经验，也借助西方专家改革公务员体制，还另有一个好处是，让外界更了解中国，这是更坦然的“开放”。增进了解的后极必然是更多接受，更少排斥，这对中国的崛起显然是利多弊少。

再提供点具体操作上的技术参考。印象中，新加坡的薪金改革先从教育部开始，再到卫生部、警察与国防人员，再逐渐推广到其他部门。先从教育部开始是高明的，承接“尊师重教”的传统，利于接受；而且因为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重任，要有好的薪金待遇才能吸引好的人才，教育阵线粮草丰茂才能招来强兵买来好马，教好学生育好人才。

然后是医疗行业和公务员。同理，要有好的医生护士和尽忠职守的警务人员，也要有好的薪金制度才人让他们奉公守法，忠于职守。

《两极哲理》的“事物自然变化法则”也有提到，一切事物都要不断的“突变、杂化、组变”（即革新、发展、成熟），又再进入更高层次的“突变、杂化、组变”，如此不断进化前进，才是正道。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体已经进入“组变”阶段，也许就快要进入新的“突变”阶段。然而，中国的薪金体制的“突变”却姗姗来迟，一路风平浪静没有太大的变动，这是不健康的现象，有违事物的变化规律，才会有目前贪腐问题。这就是前文提到的，“稳定大局”再重要，也不能人为设置上个“高于一切”的套子，不然肯定成为一种“裹脚布”，导致畸形，也把自己绊倒。

新加坡上述的改革，从开始到结束，经历三到五年，这是得益于“船小好调头”。五千年的“文明”和十三亿的人口、近千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对于“改革”来说，都是一些“尾大难掉”的阻挠，相信中国类似的改革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来完成，少则十年八年，长可二三十年也不一定；然而，一旦国基再铸，江山更加多娇，国运昌隆，国家或许又能昌盛百年或千年，何乐而不为呢？还是那句话，中国是全世界华人的根脉所在，我衷心望她健茂旺盛，因此才时有所思，时有所谏。

今天是卫塞节，刚好是开始写第一章两极哲理的17周年，在此做个记录。


2010/05/28
两极哲理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