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家思想及《 和谐工程》 的数量化（QUANTIFY）与标准化（STANDARDISE）的比较

王瑞贤

究竟是一人被杀不对，还是10 人被杀会更好呢？要判断类似行为的好坏对错，可利用《 和谐工程》 里的行为数量化与标准化的方法来加以衡量。

举个例子，阿雄是位神枪手，在监狱里工作，主要任务是执行处决死囚，用枪把那些被判死刑的犯人枪毙；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刽子手，在他的工作生涯里，已经杀死了最少10 个犯人。



阿雄有位叫阿卡的朋友，行为不端，有一晚乘阿雄不在家时，迷奸了阿雄的妻子，过后就逃之夭夭，不知去向。有一天，阿卡因偷窃罪入狱，被关在阿雄的监狱里。阿雄为了要报妻子被奸之仇，在某一个夜里，乘上司不在时，拿那用来枪毙犯人的枪，把阿卡给毙了。阿雄过后被捕，也被判死罪。



为什么阿雄枪毙10 个死囚却无罪，但枪毙了一个作恶多端的阿卡却又有罪呢？



因为阿雄枪毙10 个死囚的行为符合《 和谐工程》 的准则，行为正确，所以无罪；但他枪毙了一个作恶多端的阿卡却不符合《 和谐工程》 准则，行为有错，所以又有罪。



这里，阿雄杀了1 个人和杀了10 个人之间的对或错，里头符合或不符合《 和谐工程》 的准则，其标准是从何而来？答案是：来自法律；换句话说，法律是《 和谐工程》 的标准之一。至此，解释了《 和谐工程》 之怎样能被标准化的问题。



一国的法律，往往能长久持续，所以，用法律作为行为标准，是最好不过；然而，法律也有局限，各国的法律也不尽相同，因此，要把《 和谐工程》 的行为准则标准化，不能只单靠法律，还要包括如：协议、公约、合约、宗教、公理等等，《 和谐工程》 才能成为环球人类的行为准则，此处不作深谈。



再说回阿雄。有一天晚上，他的监狱里发生了一起犯人以炸药夹持人质的恐怖事件，一位犯人竟能把10 名监狱官员当做人质，要求当局在清晨8 点之前，提供一定数量的现金，一辆能载10 个人的巴士及一位司机，来助他逃亡。假如当局无法办到，他就会引爆炸药，与人质一起同归于尽。



犯人在提出如此要求之前，就曾经要求警察远离他的房间不果而抛爆了炸药，伤了一些人，因此，没人敢对他这次的要求置之不理。可是，就快到清晨8 点了，却还无法找到司机与足够的现金，而犯人也开始情绪化了，局面显得非常紧张。



假如无法满足犯人的要求，让他逃亡，10 个人质就会牺牲，但要解救人质，就非把犯人干掉不可，这做法又似乎没法律可依据。当局最后作出果断的决定，认为以犯人一命，来换取人质的10 条命，是合理的做法。既然不能近取制服犯人，就只能靠远攻了。当局因此请来了阿雄这位神抢手，要他枪毙犯人。就在快到8 点的时刻，阿雄在远距离开枪，把犯人给毙了，人质获得解救，事件也告结束。



相信读者也和我一样，认为当局处理这一事件的做法合情合理，然而，阿雄这次不在被法律允许之下枪毙了犯人，却被大家认为做得对，为什么呢？这里可利用《 和谐工程》 的准则数量化方法来解释。



阿雄杀了阿卡一命有罪，但杀了夹持人质的犯人一命却无罪，前者符合《 和谐工程》 的准则标准化范畴，前文已经解释。后者却是属于《 和谐工程》 的准则数量化范畴，即：


“……对错则是根据生命财富的被威胁、被伤害、被破害、被减少，或被增加的程度或数据而定。一般是被威胁、被伤害、被破害、被减少的生命财富越大，就越错、越不符合公理；上述反之亦反。换言之，符合公理就是‘有益的事’，不符合公理就是‘有害的事’……”
。


换句话说，阿雄杀了夹持人质的犯人一命，却能救到人质的10 条命，因此阿雄的杀犯人行为是对的，因为能减少人命伤亡（即是救了10 条命），他的行为也就符合《 和谐工程》 的准则数量化；说得俗一点，就是以一命换十命，值得。这就是《 和谐工程》 如何把善恶、好坏、对错加以数量化的方法。



我认为儒家思想不如《 和谐工程》 ，是因为儒家思想无法把诸如善恶之类的道德加以数量化和标准化，但《 和谐工程》 却能够，所以比较科学，比较进步。



我并不认为儒家思想不好，也不认为《 和谐工程》 没有缺陷，虽然两者间的时代背景大不相同；然而，我认为假如《 和谐工程》 能结合儒家思想，那将会是人类文明更完美的一件事。我认为有这种可能，因为《 和谐工程》 的许多理论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的肩膀上的。



我想继续和大家讨论有关《 和谐工程》 以及它与儒家思想关系的课题，让这些课题能得出结晶。


26/1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