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不可超越的‘中间地带’
本帖最后由 语境之外 于 2010-1-23 11:58 编辑郑永年先生在《中国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中写到：
当先富者占据了制度的居高点之后，他们就成了既得利益者，开始变得保守，排斥后来者。这样一来，受“钱”操纵的市 场（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等）就成为转移社会财富的有效机制。 当然，这是一种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从穷人向富人转移的过程。
当权（公共权力）成为钱的俘虏的时候，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共秩序、安全和社会正义就荡然无存了。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僚和资本也就是权和钱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产生了上述官与民和钱与民之间的冲突，而且也在促使官僚、资本和决策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 是“官”还是“钱”异化了自身的本质，他们各自根据自身的私利而和“民”发生关系，“民”成为了他们各自主宰的对象。 决策者的权力实际上为“钱”和“官”所攫取，本来是执行政策的工具成为实际上的决策者和政策实施者。这同时也说明了，决策者本身和民失去了直接的关系。
在过去的30年间，国家向官僚分权，向资本分权。但现在在官僚坐大、资本坐大的情况下，要节制资本、节制 官僚，就要向社会分权。如果不能向社会分权，决策者很难控制官僚和资本。
如何赋权于社会？ 一是提供社会予更大的空间。要决策过程中反映民的利益，就必须给于社会利益表达和利益聚集的空间。二是要确立社会参与决策过程的制度机制。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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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以为，先生的笔触十分洗练，将中国社会转型期遭遇的社会矛盾显露无遗。
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种超越了‘中间地带’的社会转型。
这里的‘中间地带’就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社会在基础设施、法律制度、产业结构、分配制度、市场信用、保障体系、社会机制、高等教育、民主政治和文化心理等方面——为国家公民及其合法权益所提供的社会维度与发展空间。
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就是在缺少这样的发展历史、没有‘中间地带’的情况下运行的。先生所描述的上述矛盾就是这种历史性跨越的社会后遗症。
诚如先生所说“在过去的30年间，国家向官僚分权，向资本分权”——这是国家社会转型中在宏观上可以直接组织、调动的有限资源。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是在‘中间地带’加紧补课，不是在上述方面为我们的人民提供参与其中的社会维度，为公民的社会主体性关系拓展生命空间————这样的转型就将是破坏性的。
‘中间地带’的提法是值得大家思考的。
‘中间地带’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历史转型中社会缺位的发展性地带。有人以为，这个地带只需要权利下放和民主政治来弥补。但是，社会缺位的发展性地带仅仅是靠这两项可以解决吗？我看不能。
一个显见的道理：权利下放和民主政治不过是政治改革上的社会举措，它并不能为国家公民及其合法权益直接提供社会维度与发展空间。
个人以为，欲将权利下放和民主政治从以往形式化的政治手段脱胎出来，使之变得更加实际、更为有效，需要配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分配制度的改善、市场信用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高等教育的改革、文化心理的转变。。。。
这样，不仅给权力下放、民主政治预留下足够的社会维度和拓展空间，还可以将各种监督机制、具有特定职能的中介机构、协会组织、民间社团群体等非政府组织——穿插其间，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得到根本性改善。
客观地说，即便认识到这一点，在社会转型的过渡历史时期，也需要一个富有使命感的社会执行者，和评价这一执行过程具体状况的社会监督人。
这个执行者，既是植根于这一历史社会的执政主体（中国共产党），又是这场社会变革的社会发起人（代表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利益的多党政治协商确立下的人民政府）。应当说，任何期望平稳过渡、顺利完成这段历史转型期的国家社会，这一点都不失为一个最好的先决条件。
说到这场社会变革的社会监督人，就不那么简单了。这场社会变革，关系到我们社会的市场化进程能否具有令所有衍生其中的运行机制、中介组织、协调机构从中逐步发育、走向成熟的发展特点；能否将开放在全球市场中不断流转的各类物质信息和能，社会高效地整合到与自己文化类群同以其他民族国家相互适合、彼此类属的文化关系之中。
这就是说，这里的监督人不只是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可以游离在这个社会变革进程之外的不同政见者，而是真正切入到这个社会变革进程之中的社会践行者及其代言人！
有了这样的社会执行者与监督人，在中国社会正待面临的历史转型期，就有了权利向下转移的政治机制与运行通道。可喜的是，这种机制和通道完全是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中以市场化运行方式来形成，而不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再搞个什么民主化运动。
客观地说，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主要是靠体制内的运行机制来保障的。但它不应排除其他监督机制的可行性。特别是代表民众利益和群众呼声较高的问题领域，必须建立‘下情上达’、‘上行下知’的运行机制与传播渠道，使之成为这种体制内运行机制的必要补充。从建立‘中间地带’的意义上说，这类体制外运行机制被良性开发、全面启动的愈多，愈是发挥体制内运行机制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走入误区的机会愈少，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便愈是趋于合理完善。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走出中间地带，创造了社会必要条件。
毋庸置疑，走出中间地带——意味着民众对社会转型中（生产方式社会变革中）关涉他们切身利益的所有方面，和国家社会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发展定位，开始拥有了亲临其中的理性认知与生命感受。进一步说：当着斡旋自己文化类群发展命运的社会运行模式——得到了广大民众参与其中的社会默契与认同；当着这种运行机制不再是靠权利的高度集中来运行，中国社会便在自己独特的民主化进程之中——走出了中间地带。 1# 语境之外
中国人的手机和互联网似乎是很好的监督武器;P 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主要是靠体制内的运行机制来保障的。除此还有其他机制——成为这种机制的必要补充。 感谢二楼智慧跟帖！相关内容已经补充到主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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