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之外 发表于 2010-1-20 10:13:59

哲学研究的‘大忌’与‘大益’

本帖最后由 语境之外 于 2010-12-1 07:21 编辑

    一位网友提出这样的观点:“古人云:‘功夫在诗外’。我的理解,哲学研究功夫亦在哲学之外”!

    在他看来,人的思维容易被各种哲学流派及其卖弄的名词、概念——制造的语言陷阱——所误导。如果按照这种路数“哲学研究”“研究哲学”,“一味在哲学的范畴讨生活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草根思者)。

    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它令我想到上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就是以某种朝拜意识(迷信、教条)为主导,随意搬用伟人针对特定事物曾经说过的某段话(语录),因应政治需要、各处引申,令其放之四海,精心构筑一种令其他思想无法撼动的精神‘文字狱’!

    从历史上说,但凡缺少技术和科学,没有生产方式变革做支撑的社会理念、人文精神,无论出于怎样严整的文化构想、如何科学的善意初衷,最终均难逃脱多劫厄运。

    所谓‘文字狱’:无论你运用怎样的智慧诠释文字、语言和概念,只要来在现实中——无法将改变社会历史进程的根本力量揭示出来,无法把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凸显于生产方式变革、科学技术进步的实践文化,进而将发展内涵植根其上,那么,无论你如何论证这种思想的道德基础、如何张扬民主自由与人权,到头来只有一个结果:走向自己希望的反面。因为,它们根本就是没有发展性因子的逻辑自闭,没有生命成长其中的恶性循环!反思中国社会目下的左左右右们,但凡纠缠于意识形态不依不饶者,但凡一味讨伐历史、不在新的发展现实中建构未来者——概莫除外。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生存其中的人类及其思想——无论多么‘自由’、‘解放’,出路只有一个:只能适合其上、无法逃脱其中。即便是给人们带来智慧和希望的哲学,也是在这个前提下不断完善、求得发展的。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既不是在感性良知、人伦大爱中自动求取,也不是在思维理性、逻辑自洽中随意斡旋。不错,这个规律的发现一点也离不开上述两种探索途径,但若将途径本身绝对化、形而上,‘文字狱’的厄运也就不远了!

    实际上,人类的博爱精神,总是和作为他们社会基础性构架的东西(文化开新与文明进步)紧密联系;人类的理性自洽,总是在他们社会同全球一体化进程交互作用的运行机制中科学达成。因此,任何试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观念、语言文字,未必因为充满博爱而更加合理,未必因为逻辑自洽而更加科学;而是从决定人类命运的那个基础性构架的方面(文化开新与文明进步),把全部的逻辑理性、生命良知贯通到自身社会同整个世界互动交往的实践文化之中。

    所以,研究哲学,特别是那种带给人类以希望的哲学,千万不要囚于狭义的学术规范、纯粹的理性约定;更不能远离时代,在同社会进程毫无关联的哲学命题下发展哲学。

    研究哲学,就不能制造湮没理性之光的‘文字狱’(大忌);发展哲学,必须因循文化开新与文明进步的发展之路(大益)。

语境之外 发表于 2010-1-21 12:10:52

本帖最后由 语境之外 于 2010-1-22 14:26 编辑

以下是引用 草根思者 在2010-1-20 14:55:56的发言:
在我们被圈定的话语、语言系统内,许多关键名词大多被留名去实的偷换,这种前提被偷换导致后面所有逻辑演绎都失效,这个巨大的历史事实不止存在六十年,也不止九十年,而是甚至数以千年计。

      是的,我们无法摆脱自己发展历史构筑的文化心性和生存语境,就像我们无法扼住自己命运的咽喉。于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经历了大唐盛世之后,缺少以生产方式变革作支撑的后来历史——愈发变得闭不透风、生机沉闷,我们的儒学最后只剩下无法驾驭自己命运的空壳。以致,当着人类社会转型的历史契机真正来临,面对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分子,或是仰赖传统文化固有的词语,或是借用西方陈旧过时的观念,玩弄非左即右的把戏。

    这种看似荒唐、不分好坏对错的结局,从反面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必须顺应历史——改变观念方式;必须学会面向未来——改造我们社会的文化。

语境之外 发表于 2010-1-23 08:10:48

本帖最后由 语境之外 于 2010-12-1 07:41 编辑

   古老的文化语言是如何成为思维陷阱的?


    草根思者说“中国人由语言陷阱而构筑的精神思维陷阱”。。。。

    正邪君说:“在方块字基础上,法内儒外,武压文骗,读书人成了御用工具,所思做官,所媚皇上,所恶同僚,所欺百姓,所言鬼话,所理假理,基本没干啥好事,最后弄得文字什么也说不清可又怎么讲都有理...”

    我说: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经历了大唐盛世之后,缺少以生产方式变革作支撑的后来历史——愈发变得闭不透风、生机沉闷。

    ——所有这些,都同我们历史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有关。但这里并不是说超稳结构社会多么邪恶、多么不好,也不评价偌大超稳结构延续至今的文化魅力。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无论中国历史因循了怎样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发展理念,无论其社会结构较之其他国家发展历史如何超稳,都会在他们历史文脉、文化心性给定的那个逻辑闭环中走到它的尽头。以上所陈弊端种种,乃至更多无法尽言的问题显现,都是这个超稳结构走向自己反面的例证。

    比如,最被国人追捧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只是在人们的意识理念中确立的一条文化原则,而在人们日常的知行关系、社会交往、生产生活中,根本没有同这个原则生命相融的社会基础与制度保障(技术基础与科学保障)。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炎黄子孙不得不在除此(技术支撑和科学保障)以外的发展路径上寻求‘天人合一’的可能途径。于是便在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合、同个体认知局限相谐一的社会基础上形成了超稳文化构架。

    说到一个社会的文化结构,通常要从他们社会对人之为人的基本理念入手。历史地看,国人的个人理念从来不是理性独立的,而是生命相携的。一个‘仁’字——把两人之间生命相携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生动地呈现出来。

    西方社会倡导的人格自立,实际是把人的主体意识从人和世界的相互关系中独立出来,继而在人同对象世界的矛盾关系中面对自然宇宙/社会历史,正因如此,科学主义和逻辑实证最终成为拯救他们命运的社会启蒙与精神萌芽。而中国的两人关系,则在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依的人伦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中构成对自身存在关系的生命直观。因此人们在人身依附(三纲五常)基础上更加关注社会礼仪、等级和权利秩序,它使天人合一的文化准则,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中归为一人关系——‘天赋皇权’。尽管现代社会人们不再提什么天赋皇权,甚至对此倍加嘲弄,但在骨子里却依然故我。只是随着社会化的生产与分工,不同领域和部门中人与人的依附关系体现为官本位取向和权利独揽。

    显而易见,骨子里的东西是不易剔除的。处在历史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不可能在缺少新的替代机能前,仅仅因为政治制度改变迫使人身依附关系的文化性质发生改变。就是说,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依然是‘权利依附关系’相对朝前、‘个人创造理性’相对滞后。在这种发展态势中,很容易以新的借口把社会变革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局域在与之相关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去解决,其结果还会走向权力资本及其价值取向从中泛滥的尽头。

    反思变革中的现实社会,大量的社会腐败无一不是在人身依附的温床上滋生,无所不在的钱权交易大都是在两者间的利益置换达成。有趣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和权利构架中的产物。他们理性的独立与人身依附关系上的脆弱,成为他们无法产生突破性思想建树的最大盲点。其特点是,在社会创造上既不能理性独立,又无法与现行社会运行方式相协调,这就决定了他们彷徨在两边的局域性,和非左即右的摇摆性。

    足见,超稳结构与超稳文化理念之间,总是拥有某种莫名的心理契合。这就是中国古老文化语言令人们走入入思维陷阱的内在原因。

    当今世界的天人关系,早在现代人类文明进步基础上拓宽了它的丰富内涵。它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把人和自然的关系拓展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态势中,将从前的两人关系拓展为不同民族国家相互类属的关系;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生活中,为谋求自己国家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而把与之相关的文化构想与理性创造摆在尤为重要的战略位置。这就为究天道、言人事,注重天人关系开辟了新的历史道路。如果中国知识分子,不结合这种新的历史变化,重建人格意识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性之风,中华传统文化只能是缺少生命张力的空壳文化。

    更有甚者,在这种背景下,如若再让权力中心、官本位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横行当道,我们的改革就会没有尽期,人民对转型期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阵痛及其解除——将没有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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